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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_利发国际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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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查。  李克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 期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一批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程。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幅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届时,我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我们这样 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责任编辑:

原标题:国考补录2729人今起网上申请  京华时报讯(记者 赵鹏)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安排,今年国家公务员共补录2729人,比去年1545人的人数足足增加了76.63%。从今天开始,考生可在网上填报信息申请调剂。  对于参加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且公共科目笔试成绩达到原报考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参加调剂。届时,调剂在公共科目考试内容相同、报考人员作答为同一类试卷的职位之间进行。同时,申请调剂的考生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应达到拟调剂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  目前,考生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2016)即可查询调剂职位、调剂人数、考试类别、资格条件、招录机关联系方式等。  5月4日8:00至5月6日18:00期间,网上报名考生通过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调剂网页(http://bm.scs.gov.cn/sectj2016),填报申请调剂的相关信息。  5月7日8:00至9日18:00,招录机关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对报考本机关(单位)的调剂申请进行资格审查。5月10日之后,考生可以登录上述网站查询调剂结果。责任编辑:

原标题:今年前三月北京发生袭警事件百余起  中新网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于立霄)近年来,北京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遇伤害事件频发。北京警方24日通报称,今年以来共发生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事)件109起,49名民警受到轻微伤以上伤害;平均每月发生36起袭警事件。  据北京警方透露,3月4日20时许,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在对辖区进行社会面清理整治过程中发现,水果商贩胡某无执照,且占道经营,当地城管拟对胡某进行处罚。但胡某因对扣押其货运车辆不满,持水果刀将现场执法民警陈佳伍颈部扎伤。  此案件是近年来北京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起恶性袭警案件。北京市公安局迅速启动重大袭警案件应急预案,开通执法权益受侵害民警医疗绿色通道,经过医院彻夜抢救,陈佳伍已脱离生命危险。刑侦、预审、法制等相关部门快速反应,开展案件侦办。次日,犯罪嫌疑人胡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北京警方表示,公安民警在依法执行职务时,遭受妨碍公务甚至暴力抗法等不法侵害,危及到民警生命安全和执法权威,侵害国家法律尊严,进而也损害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职务,打击阻挠民警正当执法的违法行为。北京警方对扬言、蓄谋报复伤害民警及其家属的,要及时发现、及时打击;对正在实施违法犯罪的,要依法果断处置、坚决予以制止;对造成危害后果的,要依法快侦快诉,从严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警方表示,对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事)件,做到100%启动维权机制依法快速处置、100%抚助慰问受侵害民警、100%回访受侵害民警。同时,警方将围绕安全意识培养、实战技能培训、装备器材配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警职业安全防范,全面提升民警的驾驭复杂警情的能力水平。(完)责任编辑:

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长、财政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近日半月谈记者在多个县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在西部某县,去年相继有10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在当地干部队伍中造成较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司法局长、安监局长、畜牧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在湘桂交界处的某县,原县招商局局长是一位70后的年轻干部,本是大家眼中的“政治明星”。2014年,这位局长主动申请到县卫计委任主任科员。“工作20多年,我头第一次碰到有人干到局长又不想干了。”当地一位干部说,“虽然只是正科级干部,但是对基层干部来说,许多人一辈子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向记者坦承,他主政的县去年有2个正科级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市里另外一个县有7名科级干部提出“实改虚”。“有的县委书记可能接受不了,认为影响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很正常。”这位县委书记说,“现在有些干部为官不为,就应该淘汰掉一批。”  对此另一位县委书记说,只要有官员向他提出“实改虚”要求,他就会同意,若是十几位局长、副局长集中提出,压力就大了,“可能会另行考虑,关键是怕在干部群体中产生消极影响。”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十几个县中,最近几年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科级干部已经“实改虚”、或提出了“实改虚”的要求。对此,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这确实是新现象、新问题,过去“实改虚”多是个例,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在有的县甚至多年未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该干部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干部主动申请实职改任虚职,确实有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但是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  “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向记者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西部某县一位城关镇的镇长向记者诉苦,县城在不断扩张,他作为镇长最大的任务就是征地拆迁。“可是拆迁户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过去除了经常到农民家里喝酒拉近感情外,镇里的干部请村干部去洗脚、唱歌是常有的事情,现在偶尔也请,但是我们的干部就在KTV外等候,没办法,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去。”  “一些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工作压力大是桌面上的理由,桌面下也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位乡长告诉记者,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老风险有多么普遍,我给你举个例子。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开发票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这位乡长感慨,“这些都经不起查啊!”  此外,实职和虚职岗位的责和利不对等也是造成基层官员“实改虚”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在采访中,不少在实职岗位上的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前段时间,我们县筹备县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加班,待遇并不增加,远没有当个主任科员舒服。”西部某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上升通道遇阻也让一些干部“萌生退意”。记者了解到,有的省份从去年开始在县直单位逐步实施局长、书记一肩挑,这就减少了一个正职职数,加之过去部分县存在超配干部职数问题,也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短期之内一些干部会感到升迁无望。“以前是‘发帽子’,现在是‘摘帽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说。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实改虚”现象频发既是新形势下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也折射出当前干部状态的一些新动向、新问题,亟须在干部考核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上加以完善。  首先,要尽快完善对虚职岗位的考核体系。“虚职岗位相对清闲,特别是由局长位置改任主任科员的,新任局长怎么好意思给他派任务、压担子?改任虚职后基本上就进入养老状态了!”一位组工干部说,避免这种现象关键还是要完善对虚职岗位的考核体系,用制度去管人。  “虚职岗位人数并不少,以我们镇为例,全镇几十个干部中,就有9个主任科员、十几个副主任科员,大多数都是按任职年限晋升的,部分干部在职级晋升之后存在安于现状的现象,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现在还找不到有效的办法。”一位70后的镇长说,他们镇的工作主要靠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担担子。  按照规定,基层正科级干部满15年可享副处级工资待遇。一些受访干部表示,基层正科级领导很多都50岁左右,退休之前看不到晋升希望,不如干个虚职,不承担责任。但就工作能力而言,这部分人往往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干部考核体系上,要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养老心态”。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不同身份之间干部的流动性,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当前干部队伍身份多样,分行政编制、参公编制和事业编制等,行政编制人员可以转为参公和事业编制,但是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这影响了部分参公和事业编制干部的积极性。  “按照相关规定,从参公岗位调到公务员领导岗位需在45岁以下,要有一定的职务或者职级,还要遇到领导职数空编,满足这些条件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一位在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说,他分管干部工作4年,从参公岗位调到公务员岗位的领导干部只有4人,“一些参公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同志虽很优秀,但是组织上没有办法解决。”(半月谈记者 孙志平 王军伟)责任编辑:

原标题:一些国有僵尸企业破产为何那么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实习生 陈雨兵  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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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国务院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交大会审查。  李克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 期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一批技术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工程。到202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比重大幅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从人均8.7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以上。届时,我国经济总量超过90万亿元,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在我们这样 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责任编辑:

原标题:国考补录2729人今起网上申请  京华时报讯(记者 赵鹏)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安排,今年国家公务员共补录2729人,比去年1545人的人数足足增加了76.63%。从今天开始,考生可在网上填报信息申请调剂。  对于参加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且公共科目笔试成绩达到原报考职位最低合格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参加调剂。届时,调剂在公共科目考试内容相同、报考人员作答为同一类试卷的职位之间进行。同时,申请调剂的考生公共科目笔试成绩应达到拟调剂职位的最低合格分数线。  目前,考生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http://bm.scs.gov.cn/2016)即可查询调剂职位、调剂人数、考试类别、资格条件、招录机关联系方式等。  5月4日8:00至5月6日18:00期间,网上报名考生通过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调剂网页(http://bm.scs.gov.cn/sectj2016),填报申请调剂的相关信息。  5月7日8:00至9日18:00,招录机关按照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对报考本机关(单位)的调剂申请进行资格审查。5月10日之后,考生可以登录上述网站查询调剂结果。责任编辑:

原标题:今年前三月北京发生袭警事件百余起  中新网北京3月24日电 (记者 于立霄)近年来,北京民警在执法过程中遭遇伤害事件频发。北京警方24日通报称,今年以来共发生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事)件109起,49名民警受到轻微伤以上伤害;平均每月发生36起袭警事件。  据北京警方透露,3月4日20时许,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花园路派出所在对辖区进行社会面清理整治过程中发现,水果商贩胡某无执照,且占道经营,当地城管拟对胡某进行处罚。但胡某因对扣押其货运车辆不满,持水果刀将现场执法民警陈佳伍颈部扎伤。  此案件是近年来北京发生的最为严重的一起恶性袭警案件。北京市公安局迅速启动重大袭警案件应急预案,开通执法权益受侵害民警医疗绿色通道,经过医院彻夜抢救,陈佳伍已脱离生命危险。刑侦、预审、法制等相关部门快速反应,开展案件侦办。次日,犯罪嫌疑人胡某被依法刑事拘留。  北京警方表示,公安民警在依法执行职务时,遭受妨碍公务甚至暴力抗法等不法侵害,危及到民警生命安全和执法权威,侵害国家法律尊严,进而也损害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职务,打击阻挠民警正当执法的违法行为。北京警方对扬言、蓄谋报复伤害民警及其家属的,要及时发现、及时打击;对正在实施违法犯罪的,要依法果断处置、坚决予以制止;对造成危害后果的,要依法快侦快诉,从严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警方表示,对侵害民警执法权益案(事)件,做到100%启动维权机制依法快速处置、100%抚助慰问受侵害民警、100%回访受侵害民警。同时,警方将围绕安全意识培养、实战技能培训、装备器材配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民警职业安全防范,全面提升民警的驾驭复杂警情的能力水平。(完)责任编辑:

一个县一年有10位局长、副局长提出改任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虚职岗位;发改局长、财政局长等实权人物也申请“实改虚”……近日半月谈记者在多个县调研了解到,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下,超发奖金、超配职数等非常规的干部激励手段行不通了,部分干部深感推动工作缺少“抓手”,加上权力受到监督,“无油水可捞”成为常态。于是,盼望从风险和压力大的实职改任清闲但待遇不少的虚职,已成为一些基层局长、副局长们的官场心态。  在西部某县,去年相继有10位局长和副局长向县领导提出由实职改任虚职,在当地干部队伍中造成较大影响。“这其中包括司法局长、安监局长、畜牧局长,大家都是口头提的,没有正式的书面申请,可能也有试探的意味。”当地一位正科级干部说,最后县委书记发话,谁改任就审计谁,事情遂不了了之。  在湘桂交界处的某县,原县招商局局长是一位70后的年轻干部,本是大家眼中的“政治明星”。2014年,这位局长主动申请到县卫计委任主任科员。“工作20多年,我头第一次碰到有人干到局长又不想干了。”当地一位干部说,“虽然只是正科级干部,但是对基层干部来说,许多人一辈子也坐不到这个位置。”  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向记者坦承,他主政的县去年有2个正科级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市里另外一个县有7名科级干部提出“实改虚”。“有的县委书记可能接受不了,认为影响不好,但是我认为这很正常。”这位县委书记说,“现在有些干部为官不为,就应该淘汰掉一批。”  对此另一位县委书记说,只要有官员向他提出“实改虚”要求,他就会同意,若是十几位局长、副局长集中提出,压力就大了,“可能会另行考虑,关键是怕在干部群体中产生消极影响。”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十几个县中,最近几年都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科级干部已经“实改虚”、或提出了“实改虚”的要求。对此,一位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告诉记者,这确实是新现象、新问题,过去“实改虚”多是个例,局长改任主任科员在有的县甚至多年未见,而且理由多是健康、家庭等客观因素,现在这一现象明显增多,而且“压力大”“工作枯燥”等主观原因成了托词和理由。“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一些干部的心态。”该干部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部分干部主动申请实职改任虚职,确实有工作压力大的原因,但是压力大是因为这些干部在八项规定前习惯了花钱跑项目、重金奖励招商等非常规工作模式;八项规定出台以后,特别是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实施,一些干部突然不习惯,不会工作了。  “过去县里招商引资,根据引进企业投资额大小,会给招商者一定的奖金激励,现在这些都不合规了。”一位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向记者抱怨,虽然现在还有工作经费,可以请老板吃饭,但是唱歌、洗脚之类的肯定不行了,“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  西部某县一位城关镇的镇长向记者诉苦,县城在不断扩张,他作为镇长最大的任务就是征地拆迁。“可是拆迁户的工作越来越难做,过去除了经常到农民家里喝酒拉近感情外,镇里的干部请村干部去洗脚、唱歌是常有的事情,现在偶尔也请,但是我们的干部就在KTV外等候,没办法,按规定我们不能进去。”  “一些干部申请实职改虚职,工作压力大是桌面上的理由,桌面下也有希望‘安全着陆’的意思。”一位乡长告诉记者,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新风险是少了,但老风险却不少,以前或多或少有违规操作的地方,他们始终担心问题暴露,“再加上一些人年龄可能到了50岁左右,向上的空间不大了,‘实改虚’是深思熟虑之举。”  “老风险有多么普遍,我给你举个例子。乡政府去上级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在过去一般要拿出15%左右用来请上级领导吃饭,顺便打点一下,最后为了填平账目,只能采取虚开发票或偷工减料等违规方式进行处理。”这位乡长感慨,“这些都经不起查啊!”  此外,实职和虚职岗位的责和利不对等也是造成基层官员“实改虚”明显增多的重要原因。在采访中,不少在实职岗位上的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公务员工资阳光化以后,同级别和工龄的实职岗位和虚职岗位工资待遇相差不大,但是工作压力不可同日而语。“前段时间,我们县筹备县庆,我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在加班,待遇并不增加,远没有当个主任科员舒服。”西部某县一位宣传部副部长说。  上升通道遇阻也让一些干部“萌生退意”。记者了解到,有的省份从去年开始在县直单位逐步实施局长、书记一肩挑,这就减少了一个正职职数,加之过去部分县存在超配干部职数问题,也需要逐步消化,因此短期之内一些干部会感到升迁无望。“以前是‘发帽子’,现在是‘摘帽子’。”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说。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实改虚”现象频发既是新形势下干部队伍的“自我净化”,也折射出当前干部状态的一些新动向、新问题,亟须在干部考核体系和干部人事制度建设上加以完善。  首先,要尽快完善对虚职岗位的考核体系。“虚职岗位相对清闲,特别是由局长位置改任主任科员的,新任局长怎么好意思给他派任务、压担子?改任虚职后基本上就进入养老状态了!”一位组工干部说,避免这种现象关键还是要完善对虚职岗位的考核体系,用制度去管人。  “虚职岗位人数并不少,以我们镇为例,全镇几十个干部中,就有9个主任科员、十几个副主任科员,大多数都是按任职年限晋升的,部分干部在职级晋升之后存在安于现状的现象,如何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现在还找不到有效的办法。”一位70后的镇长说,他们镇的工作主要靠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担担子。  按照规定,基层正科级干部满15年可享副处级工资待遇。一些受访干部表示,基层正科级领导很多都50岁左右,退休之前看不到晋升希望,不如干个虚职,不承担责任。但就工作能力而言,这部分人往往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在干部考核体系上,要想方设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养老心态”。  其次,要进一步加强不同身份之间干部的流动性,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当前干部队伍身份多样,分行政编制、参公编制和事业编制等,行政编制人员可以转为参公和事业编制,但是逆向流动则十分困难,这影响了部分参公和事业编制干部的积极性。  “按照相关规定,从参公岗位调到公务员领导岗位需在45岁以下,要有一定的职务或者职级,还要遇到领导职数空编,满足这些条件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一位在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说,他分管干部工作4年,从参公岗位调到公务员岗位的领导干部只有4人,“一些参公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同志虽很优秀,但是组织上没有办法解决。”(半月谈记者 孙志平 王军伟)责任编辑:

原标题:一些国有僵尸企业破产为何那么难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宁迪 实习生 陈雨兵  企业申请破产,为何却被法院拒之门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一次小组会议上,当谈起国企破产问题时,一家央企董事长道出了自家遇到的烦心事。  两年前,这家央企下属的一家西南地区的企业在重组失败后,向法院申请破产。在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这家企业终于达到了《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企业却被“堵”在了法院门口,“进”不去。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支持,法院不愿意受理”。  无奈之下,该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最终,行政力量介入后,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  “商事制度改革下,企业办‘出生证’容易,办‘死亡证’难。”这家企业的故事引发了政协委员们20分钟的讨论。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费时费事不讨好,影响结案率,所以没有积极性。”说起破产二字,一位政协委员一脸无奈。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坤成处理破产案件长达16年,在他所处理的案件中,部分国企破产程序长达两年甚至更久。  清理僵尸企业难,清理国有僵尸企业更难。    1986年12月,《企业破产法(试行)》出台,但该法仅适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而且是试行。2006年,新《破产法》颁布,不仅实现了不同类型企业破产在法规上的统一,还给企业破产设立了清算、重整、和解三个窗口。但专业人士发现,破产法有了,破产案件却少了。  数据显示,2007年,企业破产案4200件,随后逐年下降,到了2012年,减少至2100件。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对比,进入司法程序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和欧盟国家的1.16%。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明显低于欧盟平均70户的数量。  有法学界人士认为,数字逐年下降,不一定是申请破产的企业少,也包括有的企业被一些法院拒之门外。“不是法条有问题,而是运用当中出现了问题。”在赵坤成看来,这首先反映出一个不能规避的问题:审判力量不足。  “破产案件涉及多部法规,如公司法、证券法……对法官也提出很高要求。”赵坤成说。  “还有法官内部考核问题”,在近期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李曙光提出,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对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不利。  “有的法官不想接破产案件。”新《破产法》对案件受理作出了相应的限期规定,但赵坤成发现,自己遇到的案子极少能在期限内立案。  一位有多年审理破产案件经验的法官告诉记者,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数量的减少,既有外部环境问题,也有法院内部问题。  “一些法院的考核体系是以数量论英雄,办一个破产案件可能要花几年时间,这影响法官去处理企业破产案件的积极性。”在这位法官看来,越是没人愿意受理,问题就积得越多;问题越多,法院处理就越难。“这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赵坤成说,按规定,只有上市公司、金融行业的企业申请破产时,才需要最高院批准。“但一些地方法院往往把破产案件再上报给上级法院。”“法院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土地、人员,甚至还有企业是否假破产的问题。”  有人对立案登记制度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借此解决这种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欣新在一篇文章里说,去年5月1日,《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改革大幕在中国拉开,但这两个文件都没有明确规定破产案件是否也实行立案登记制。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公告中提出,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的理由之一,是“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依法均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均受到重大影响,故破产案件不适用立案登记制”。  赵坤成寄望于法院“破产庭的建立”,希望这能为僵尸企业破产打开一条通道。  今年2月,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杜万华要求,人民法院要建立清算和破产案件审判庭,加强破产审判队伍专业化建设。  赵坤成表示,现在仅有深圳、佛山等地的法院有破产庭,如果各地法院都建立了破产庭,会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受理。“趋势是好的,但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赵坤成发现,在破产过程中,国企很难给自己做主。  比如在破产路径选择上,是清算还是重整?企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较劲”得厉害。去年他接手了一个案子——一家央企申请破产,就出现了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打架”的现象,主管部门想清算,地方政府坚决不同意:必须重整!  考虑到税收和就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希望企业“活”下来。最后,地方政府赢了。在清算还是重整这个问题上,企业足足耗费一年,法院因为没有地方政府同意,一直没立案。  赵坤成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和民企不同,国企破产不是债权人和股东点头,法院就能受理,还需要上级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的批复,还要求有企业维稳的预案等。  尽管新《破产法》实施后,为了让一些僵尸企业顺利进入破产程序,政府在后面“推了一把”。对员工多、小额债权人多、股东多的企业,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起到很大作用。  李曙光认为,许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至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赵坤成认为,在国企破产问题上,政府首先要解决好和法院的分工问题。“法院做程序上该做的事情,政府不要干涉太多。比如,在管理人选择和重组方选择上。”  在李曙光看来,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通过摇号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来应对破产问题。政府介入在个案中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大范围采用,就意味着破产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他建议,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  “资产处置不当,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进而损害债权人利益,还可能造成资源浪费,不能有效盘活资产,无法充分发挥资产的造血功能。”赵坤成认为,国有资产的处置,在新法没有出台之前问题很多,现在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规范、严格,问题也在减少。  “虽然问题少了,但形势仍然严峻,要多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行政审批与司法裁判的冲突问题、国资监管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协调问题。”赵坤成告诉记者。  他认为,在安置员工问题上,政府也要多些行动。“一涉及员工,问题就特别复杂。”比如,没有签合同的员工算不算国企员工?哪些人留哪些人走?员工欠薪欠保的问题如何解决?“法院一般只看企业有没有相关的处置预案,还有就是政府给不给兜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赵坤成建议,这笔钱应该优先给实施破产清算的企业用。“政府要做的是在政策上做好支持,比如维稳预案的制定、安置补偿等。”  尽管严格来说,破产是市场化的选择,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对于国企的破产,李曙光认为,现在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对下岗职工进行再培训,帮他们再就业。    国企破产周期长,有的长达两年甚至更久。这在法学界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国企面临的困难,往往比民营企业多。  比如对重整方案的选择。赵坤成说,国企要重整,谁来接盘很重要,这不仅要看是来自哪个行业的企业,还要看企业的资产规模、营利能力等,有的甚至要看是否愿意帮地方政府承担社会责任。  在资产处置上,一些老国企,资产来源“五花八门”,很难界定。  在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上,更需要加以平衡。“国企的债权人可能有银行、供应商,甚至可能有高利贷。还债资金的来源从哪儿来,这是法院要考虑的,也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赵坤成认为,每个债权人的诉求都不一样,而且涉及现金、股票、股权等。  李曙光认为,破产法已运行9年,还有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适应的地方。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设立破产管理局。“建立破产管理局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经验,它是专门处理破产问题的机构。”  此外,李曙光发现,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作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赵坤成认为,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有很多规定还不能真正有效率地实施。比如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  比如,有房产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有民事诉讼,相关法院对房产进行了冻结查封。“有的案子甚至有30多道查封令,涉及近20个法院。”按照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申请被受理后,这些法院应该主动解除查封。但赵坤成发现,实践中,很少有法院解除查封,多是通过协调解决,“浪费审判资源。”  另一个涉及效率的问题是,破产案件的处理时间,对于一些国有上市公司十分关键。比如上市企业因为净资产为负被停盘,要想恢复上市必须在下一个会计年度转为正,如果在下一个年度,资产由负转正,就需要企业在做年度报表之前把破产重整的流程走完。“这有时间上的要求,需要在案件受理、决策过程中,提高效率,但一些国企有时候效率低,能不能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赵坤成说道。  国企改革专家、上海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更关注的,则是僵尸国企是通过兼并重组,还是通过破产重整完成改革。  当前中央拨款的1000亿元,应该给哪些企业先用?赵坤成说,在处理僵尸企业的问题上,千万不要从上到下下指标,通过上报的方法或许更好。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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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8-05 02: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