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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使法媒刊文谈南海:菲单方面提起仲裁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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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南海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驻法国记者 孟小珂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6月15日04版)  6月13日,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在法国主流媒体《回声报》发表题为《有关“南海问题”的几点真相》的署名文章,呼吁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翟隽在文章中指出,虽然目前中国人消费的水产品已有70%以上来自淡水和海洋人工养殖,但中国人经略海洋的历史可谓久远,其中包括南海,中国并因此很早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权。对于这一点,不仅自明朝起的中国官方地图上就已标明,而且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国家地图上也都有相似的标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了被日本侵占的南海岛礁,重新命名了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同时,对外公布了中国南海疆域图,标注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对此,没有任何国家提出疑议。而此后不久的1961年,菲律宾通过了《关于确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该法案继承了“美西条约”规定下来的“条约界限”,即从东经118°到东经127°,北纬4°45′到北纬20°。而南沙群岛的范围是从东经109°30′到117°50′,北纬3°40′到11°55′,明显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翟隽表示,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海大陆架上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有些国家陆续开始在南海夺岛占礁,并对相关海域提出权益要求。对此,中国本来可以用自卫的手段遏制这一事态发展,事实上在1974年也曾有过这样的实例,但从睦邻友好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在重申“主权属我”的同时,选择了与有关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方式。此间,中国还与东盟于2002年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确立了上述解决争端方式。也正是得益于此,南海问题的处理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一直是平稳和可控的。在1991年至2010年的20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从不到80亿美元增至近3000亿美元,从一个侧面证明以上述方式解决南海问题是正确的。  翟隽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菲律宾有关南海的争端被菲方以提交仲裁的方式寻求单方面解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菲方所提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而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行动等方面的争端已被中国政府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2006年声明明确排除在了仲裁庭管辖范围之外。菲方单方面提起仲裁本身违背了菲方与中方此前达成的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的双边协议,而仲裁庭作出的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裁定也背离了《公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有鉴于此,中方只能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仲裁裁决的立场,并对仲裁庭滥用职权,肆意扩大自身管辖范围表示极大关切。中方认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和仲裁庭强行推进有关程序均是违法、无效的。  翟隽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个别国家反复谈论的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事实上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实际上最关心南海航行自由的是中国。中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海诸岛海域,60%外贸运输从上述海域经过。所以,若是谁破坏南海航行自由,中国第一个不答应。近年来,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更好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以及防灾减灾方面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基本军事防御和维护主权权益的需要,中国在部分岛礁上进行了一些工程,这同时也是为了实施向国际社会提供灯塔等公益服务、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海洋科研设施等项目。因此,就此指责中国上述举动是在南海借机搞“军事化”是没有道理的。  翟隽呼吁,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家,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直接当事国的沟通和相向而行。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与直接当事国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发展大局上的根本利益一致,只要各方都采取负责任态度,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来解决南海有关争端,就能共同找到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本报巴黎6月14日电责任编辑:

原标题:400个山寨社团如何招摇撞骗?  中国奢侈品协会、中国风水学会、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这些乍看上去“高大上”的行业协会,日前却纷纷出现在民政部公布的“山寨社团”名单中。  不久前,民政部公布了100个“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这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民政部公布的第五批名单。目前,被公布的“山寨社团”总数超过400个。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敛财牟利是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虽然遭到点名通报,但一些社团的运营依然故我,仍在继续收纳会员、组织活动。  记者梳理发现,在被通报的400多家社团中,八成以上名称里都有“中国”字样,其他还有“中华”“全国”等字样。其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投资协会”等还与正规社团重名。  根据我国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相关规定,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需依法在民政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民政部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据悉,“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主要是一些内地居民,利用境内外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差异,在登记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注册的社会组织。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告诉记者,“山寨社团”往往都是“拉大旗扯虎皮”,虚拟冠冕堂皇的头衔让公众对其难辨真假。  “与正规协会的公益性质不同的是,多数‘山寨社团’的主要目的是牟利,打着五花八门的旗号吸纳会员、违规收费。”广西作协会员、河池市文联副秘书长石肖永说,从通报情况看,文艺、食品、医疗领域是“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重灾区。  同时,“山寨社团”还逐渐出现在新兴行业。此次曝光的社团名单中,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会、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等4家互联网金融社团赫然在列。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已通报的名单中,仍有多家社团在继续开展活动。5日,记者去电被通报的中国艺术家协会咨询入会事宜时,一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提交代表作和申请书后,一个星期即可批准入会。“我们协会是2005年在香港注册的,在业内名气很大,会员近万名。虽然被通报,但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在正常进行。”该工作人员说。  民政部多次下发通知,不允许社会组织打着政府机关的旗号开展活动。“凡是遇到用政府光环包装自己、打着政府名义开展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有问题。”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公众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网,对在民政部合法登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进行查询核实。或者拨打与该协会、学会相关领域的职能部门或民政部门对外公布的电话,请求帮助查询或咨询。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该协会、学会相关信息,关注其真实与合法性。  “民政部通过公布名单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山寨社团’,迈出了规范治理的重要一步。”马庆钰说,下一步应着力打造规范效果更明显的信用信息平台。  此外,刘山鹰等专家指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很大的需求和逐利空间。要从根本上减少各类评奖活动,规范培训、会展市场的收费,维护企业合法权利。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应对社团组织划定底线、红线,进行多方监管。对“山寨社团”要严管严罚,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  一位曾加入过“山寨社团”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成为一个“山寨社团”会员的过程非常简单:填个申请表,交上几十元、上百元所谓工本费就可以了。  广西南宁书法爱好者老苏,近几年通过缴纳会费的形式成为“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等10多家协会的会员或副会长。他告诉记者,各协会入会费门槛不一,少则三四百元,多则1000元,“不少都是终身会员制,申请时一次性缴纳所有费用”。记者查询发现,“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正是被民政部通报的“山寨社团”之一。  “中国企业发展促进会”也是被通报的“山寨社团”。该社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要想成为协会的理事单位需要交5万元,企业主要负责人可担任促进会理事,每届任期5年,颁发牌匾和证书。如果要成为副理事长单位、理事长单位和副会长单位,费用更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一些个人与单位之所以愿意掏钱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主要是受到颁发奖项的吸引。例如获得“杰出青年奖”“杰出华人奖”“最具影响力奖”等,可以提升知名度和商业价值。  搞培训和交流活动也是这些社团的另一主要敛财手段。  曾被通报、现在仍继续开展活动的“中国艺术家协会”一名工作人员称,如以该协会名义开展商业活动,需要缴纳几万元的费用。  据老苏介绍,其加入的几个协会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书法交流、旅游观光等活动。参加活动除了场地费之外,其他费用均需自理。“每次活动个人开支2000—3000元,有的是一次性缴纳给活动的组委会,由组委会统一安排食宿,有的则是缴纳一部分订金,事后再结算。”老苏说。  “中国风水家协会”也在通报名单之列。记者致电该协会的高姓负责人,他表示,协会有一批水平不错的“大师”,要是请他们看风水,“服务”收费是2万元以上。  安徽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经常收到一些社团发来的评比、邀请函,个别协会甚至威胁称如果不参加评比,就会在业内被看低、市场被挤压。  此次曝光名单中有一家“中国产品质量协会”。广东省质监局官网信息显示,该局此前曾查处了一家与“中国产品质量协会”签订业务代理协议的公司,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是协会21315系统中心在广东地区的代理单位。结果,该公司却冒充质监局的身份致电企业,要求缴纳“质量信誉企业”建档费等,50多家企业遭骗取千元不等的“费用”。据新华社责任编辑:

原标题:企业偷排严重废硫酸污染案件频发  记者 郄建荣  自2003年起我国一直保持着硫酸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  硫酸产量世界第一的背后,是大量废硫酸的产生。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温英民今天透露,我国每年约产生1亿吨废硫酸。在他看来,废硫酸的处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偷排、直排等违法问题十分严重。  作为一线环保执法人员,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副处长万年青说,有关废硫酸的污染底数尚不摸清,相关执法亦缺乏政策支持。他建议,国家应该制定废硫酸环境监管指南。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副会长徐晓军说,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硫酸生产能力达1.24亿吨,2015年全国硫酸产量9673万吨。  在温英民看来,我国不仅是硫酸的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他透露,近期发生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地污染事件,以及2014年发生的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均与非法排放废硫酸有关。据他介绍,有企业通过铺设暗管等方式,将未经处理的废硫酸排入市政管道,甚至沟渠、河道、池塘。  “初步预计,我国废硫酸每年在4000万吨以上。”温英民说,面对如此巨大的废硫酸产生量,必须要关注其监管、环境风险以及回收和处置等问题。  长期在一线从事环境执法工作的万年青说,废硫酸作为危险废物,其污染底数尚不清楚。“我国危险废物管理实行的是企业申报制度,如果企业不申报核实起来就非常困难。”万年青说,个别省申报的涉及危险废物企业只有100多家,远远低于实际数量。  万年青透露,通常企业很少把废硫酸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同时,“危险废物管理考核对政府机构约束力不够,对政府考核欠缺”。  据温英民介绍,2015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他说,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废硫酸作为危险废物,其产生、排放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环境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近年发生的废硫酸污染事件,化工企业占了很大部分。  环保部固废与化学品管理中心博士何艺称,包括废硫酸在内频发的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和掩埋事故,已成为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诱因。据他介绍,我国每年约有7000万吨的废物尚未纳入环保部门的统计范围之内,大量环境风险处于不可控状态。  同时,我国每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危险废物是由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行简易利用处置,但产废单位自行利用处置情况不明,很可能通过产品等其他形式间接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    “废硫酸监管及环境风险防范是我国当前环境管理中一个重要区域。”温英民说,近期,中央出台的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2015年底,中办、国办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到2018年要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可以预见,随着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企业违法成本将大大提高。”温英民指出,2015年中央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要求”,并由环保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研究制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方案》。温英民说,废硫酸产生、运输及相关资源回收等企业是否要纳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如何公开企业环境风险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等很多问题都需要深入进行研究。  对于废硫酸的监管,万年青的建议是,应尽快摸清废硫酸的排放现状,对废硫酸的产生和使用部门进行摸底,以弄清楚废硫酸的去向。  他说,要提高对废硫酸排放的监管水平,需要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万年青建议,国家应该抓紧制定废硫酸环境监管指南,以解决一线执法监管的实际需要。  据温英民介绍,有关废硫酸的监管以及回收利用,在充分政策调研的基地上,下一步,国家有关方面将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建议和意见。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方回应卡特演讲:“自我孤立”是杜撰概念  今天,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是“自我孤立”。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回应,美国杜撰“自我孤立”概念意在孤立中国。美国需摒弃冷战思维,以实际行动推进中美两国合作。(央视记者邓雪梅 黄铮铮)责任编辑:

原标题:实践"四种形态"  福建:把“四种形态”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时间:2016-06-04 11:52分享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微信  “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廉政谈话函询、轻处分及组织处理3649人,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556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154人。”  近日,福建省纪委通报了全省第一季度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成绩单。福建省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把“四种形态”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在“全面从严”上下功夫,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四种形态”是不是意味反腐败工作的转向?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责任主体是谁?“四种形态”提出之初,不少党员干部有这样的困惑和疑问。  2015年9月,福建省委常委会议,省委书记尤权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在“全面”上下功夫,主动在“从严”上下力气,依照党章和党纪管党治党。要落实好“四种形态”要求,特别是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在今年初的省纪委全会上以及带队开展责任制检查时,尤权再次强调要实践“四种形态”,坚持严惩极少数、管住大多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倪岳峰也指出,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落实监督责任的新要求,更是对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的具体化。用好“四种形态”是各级党委(党组)的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他同时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统一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切实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2015年10月,省纪委出台“十条举措”。此后,又专门下发了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加强监督执纪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统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的思想认识,找准职责定位,明确履职思路。  在如何抓好“四种形态”的把握运用上,福建省探索形成了以“两个责任”为抓手,用问责追责倒逼工作落实的有效途径。  早在2014年,福建就出台了落实主体责任意见、落实监督责任意见、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责任制省级检查办法等文件。同时,严格实施“一案双查”,对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督促各级纪委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在此基础上,2015年出台了深化落实主体责任暂行规定,明确27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形成推进“两个责任”落实的常态化机制,构建了以党委为主体、多方配合、齐抓共管抓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良好局面。  针对厦门市、区两级环保系统发生的5名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省纪委责成厦门市启动“一案双查”,给予市环保局时任主要领导谢海生免职处理;厦门市纪委对谢海生受贿问题予以立案审查。谢海生问题的查处,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来自福建省纪委的数字显示,2015年,全省开展“一案双查”392起;共对1179名领导干部、10个单位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    如何体现“四种形态”的要求,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福建省在各级各部门全面实施廉政谈话提醒机制,探索一套集任职廉政谈话、信访谈话、审计谈话、整改谈话、廉政责任谈话和巡视谈话为一体的谈话提醒工作体系。该体系确立了“三个可以谈、三个不能谈、三个优先谈”的谈话原则,做到防微杜渐,促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悬崖勒马,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监督执纪的常态。  “一些同志在接受谈话时当场面红耳赤,感到羞愧难当,有的甚至流下悔恨的泪水。”对于谈话提醒的效果,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有时是谆谆劝导,有时是当头棒喝,目的都是让相关党员干部得到警醒。  2015年,福建省对5808名党员干部进行谈话提醒,给予轻处分和组织处理4749人。  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起。福建省在坚持早教育、早提醒的同时,还注重从群众反映的问题入手,在市县乡三级纪委和省市县三级纪委派驻机构推行检控类初信初访件办理“零暂存”,对信访件实行百分百核查处理,发现苗头性问题马上采取信访谈话或函询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  “信访举报件办理‘零暂存’克服过去‘线索养案’的思维,是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实践,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漳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远如是说。  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省直某单位领导曾到外省公款旅游问题。尽管线索模糊,省纪委还是对其进行函询提醒。三次函询,一次比一次严厉。“这是我参加工作30多年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刻骨铭心的教育,第一次从灵魂深处反思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材料说明中,该领导这样深刻反省。    2015年10月,福建省纪委发出的两起通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福建中旅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衷梅英因违反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按正科级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武夷山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林春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打高尔夫球,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按正科级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这几起案件,就是福建纪检监察机关运用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这一形态做出的相应处理,发出了有腐必惩、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对一些涉嫌严重违纪但构不上违法犯罪的,坚决以“刮骨疗毒”的方式,治病救人,形成震慑,让违纪者悬崖勒马。  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四种形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能简单地做加减法,抓早抓小的力度要加大,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不能减,该查处的就要坚决查处,绝不放过。”三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游宇飞表示:“对那些经组织上反复提醒、告诫仍然不知止、不收敛的党员干部,要坚决立案审查,直至移送司法。”  漳平市溪南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叶科伟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不到半年,他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过去一年,福建省给予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2156人,移送司法机关859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前三种形态好比给党员干部拉上三道纪律防线,只有这三道防线守住了,尽可能把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挡在法律红线之外,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对象才可能成为‘极极少数’。”倪岳峰表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福建省纪委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2015年11月18日,福建省研发启用“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搭建了一个科技平台。  倪岳峰表示,研发全省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目的是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纪律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据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系统采取网络化管理模式,实时收集反馈各地“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审查、移送司法、一案双查”等监督执纪信息,实现省、市、县三级纪委数据传送“直通车”。目前,全省94个市、县两级纪委和50家省直派驻纪检组,全部与省纪委实现互联互通,监督执纪信息直达省纪委。通过该系统,可全面、客观、实时了解各地各部门的监督执纪成效。对存在力度减弱、节奏放缓、“四种形态”推进不平衡等现象,及时进行精准督办,有力推进了全省监督执纪工作深入开展。  数据显示,去年10月到今年4月中旬,该系统已经录入了超过9000条的监督执纪信息。  “快速的信息反馈,得益于数据直报模式的转变。只有数据清楚、情况明白,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工作指导才会更加精准、到位,从而有力推进全省监督执纪工作的深入开展。”省纪委案管室负责人如是说。2015年,全省各级开展纪律审查7070件,同比上升22.34%。其中,厅级22件、处级281件,分别同比上升29.41%、47.12%。  福建省纪委责任编辑:

中国大使法媒刊文谈南海:菲单方面提起仲裁违法

原标题:“南海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驻法国记者 孟小珂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06月15日04版)  6月13日,中国驻法国大使翟隽在法国主流媒体《回声报》发表题为《有关“南海问题”的几点真相》的署名文章,呼吁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解决南海有关争议。  翟隽在文章中指出,虽然目前中国人消费的水产品已有70%以上来自淡水和海洋人工养殖,但中国人经略海洋的历史可谓久远,其中包括南海,中国并因此很早确立了对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权。对于这一点,不仅自明朝起的中国官方地图上就已标明,而且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国家地图上也都有相似的标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复了被日本侵占的南海岛礁,重新命名了南海诸岛全部岛礁沙滩名称共159个,并公布施行。同时,对外公布了中国南海疆域图,标注了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对此,没有任何国家提出疑议。而此后不久的1961年,菲律宾通过了《关于确定菲律宾领海基线的法案》。该法案继承了“美西条约”规定下来的“条约界限”,即从东经118°到东经127°,北纬4°45′到北纬20°。而南沙群岛的范围是从东经109°30′到117°50′,北纬3°40′到11°55′,明显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内。  翟隽表示,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海大陆架上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有些国家陆续开始在南海夺岛占礁,并对相关海域提出权益要求。对此,中国本来可以用自卫的手段遏制这一事态发展,事实上在1974年也曾有过这样的实例,但从睦邻友好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在重申“主权属我”的同时,选择了与有关国家通过双边谈判协商解决争端的方式。此间,中国还与东盟于2002年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确立了上述解决争端方式。也正是得益于此,南海问题的处理在此后较长时间内一直是平稳和可控的。在1991年至2010年的20年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总额从不到80亿美元增至近3000亿美元,从一个侧面证明以上述方式解决南海问题是正确的。  翟隽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菲律宾有关南海的争端被菲方以提交仲裁的方式寻求单方面解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菲方所提仲裁事项的实质是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而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军事和执法行动等方面的争端已被中国政府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2006年声明明确排除在了仲裁庭管辖范围之外。菲方单方面提起仲裁本身违背了菲方与中方此前达成的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的双边协议,而仲裁庭作出的对本案有管辖权的裁定也背离了《公约》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条款。有鉴于此,中方只能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仲裁裁决的立场,并对仲裁庭滥用职权,肆意扩大自身管辖范围表示极大关切。中方认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和仲裁庭强行推进有关程序均是违法、无效的。  翟隽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个别国家反复谈论的所谓“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事实上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实际上最关心南海航行自由的是中国。中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海诸岛海域,60%外贸运输从上述海域经过。所以,若是谁破坏南海航行自由,中国第一个不答应。近年来,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更好履行中方在海上搜寻与救助以及防灾减灾方面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基本军事防御和维护主权权益的需要,中国在部分岛礁上进行了一些工程,这同时也是为了实施向国际社会提供灯塔等公益服务、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海洋科研设施等项目。因此,就此指责中国上述举动是在南海借机搞“军事化”是没有道理的。  翟隽呼吁,南海问题涉及多个国家,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直接当事国的沟通和相向而行。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中国与直接当事国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发展大局上的根本利益一致,只要各方都采取负责任态度,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来解决南海有关争端,就能共同找到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本报巴黎6月14日电责任编辑:

原标题:400个山寨社团如何招摇撞骗?  中国奢侈品协会、中国风水学会、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中国房地产行业协会……这些乍看上去“高大上”的行业协会,日前却纷纷出现在民政部公布的“山寨社团”名单中。  不久前,民政部公布了100个“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这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民政部公布的第五批名单。目前,被公布的“山寨社团”总数超过400个。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敛财牟利是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虽然遭到点名通报,但一些社团的运营依然故我,仍在继续收纳会员、组织活动。  记者梳理发现,在被通报的400多家社团中,八成以上名称里都有“中国”字样,其他还有“中华”“全国”等字样。其中,“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投资协会”等还与正规社团重名。  根据我国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相关规定,在内地成立社会组织,需依法在民政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全国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民政部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  据悉,“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主要是一些内地居民,利用境内外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的差异,在登记条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注册的社会组织。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告诉记者,“山寨社团”往往都是“拉大旗扯虎皮”,虚拟冠冕堂皇的头衔让公众对其难辨真假。  “与正规协会的公益性质不同的是,多数‘山寨社团’的主要目的是牟利,打着五花八门的旗号吸纳会员、违规收费。”广西作协会员、河池市文联副秘书长石肖永说,从通报情况看,文艺、食品、医疗领域是“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重灾区。  同时,“山寨社团”还逐渐出现在新兴行业。此次曝光的社团名单中,中国互联网金融研究会、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等4家互联网金融社团赫然在列。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已通报的名单中,仍有多家社团在继续开展活动。5日,记者去电被通报的中国艺术家协会咨询入会事宜时,一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提交代表作和申请书后,一个星期即可批准入会。“我们协会是2005年在香港注册的,在业内名气很大,会员近万名。虽然被通报,但目前我们的工作还在正常进行。”该工作人员说。  民政部多次下发通知,不允许社会组织打着政府机关的旗号开展活动。“凡是遇到用政府光环包装自己、打着政府名义开展活动的,绝大多数都有问题。”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公众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网,对在民政部合法登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学会进行查询核实。或者拨打与该协会、学会相关领域的职能部门或民政部门对外公布的电话,请求帮助查询或咨询。此外,还可以通过网络搜索该协会、学会相关信息,关注其真实与合法性。  “民政部通过公布名单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山寨社团’,迈出了规范治理的重要一步。”马庆钰说,下一步应着力打造规范效果更明显的信用信息平台。  此外,刘山鹰等专家指出,“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很大的需求和逐利空间。要从根本上减少各类评奖活动,规范培训、会展市场的收费,维护企业合法权利。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应对社团组织划定底线、红线,进行多方监管。对“山寨社团”要严管严罚,提高其违规违法成本。  一位曾加入过“山寨社团”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成为一个“山寨社团”会员的过程非常简单:填个申请表,交上几十元、上百元所谓工本费就可以了。  广西南宁书法爱好者老苏,近几年通过缴纳会费的形式成为“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等10多家协会的会员或副会长。他告诉记者,各协会入会费门槛不一,少则三四百元,多则1000元,“不少都是终身会员制,申请时一次性缴纳所有费用”。记者查询发现,“中国书画名家研究会”正是被民政部通报的“山寨社团”之一。  “中国企业发展促进会”也是被通报的“山寨社团”。该社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要想成为协会的理事单位需要交5万元,企业主要负责人可担任促进会理事,每届任期5年,颁发牌匾和证书。如果要成为副理事长单位、理事长单位和副会长单位,费用更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山鹰认为,一些个人与单位之所以愿意掏钱参加这些社团的活动,主要是受到颁发奖项的吸引。例如获得“杰出青年奖”“杰出华人奖”“最具影响力奖”等,可以提升知名度和商业价值。  搞培训和交流活动也是这些社团的另一主要敛财手段。  曾被通报、现在仍继续开展活动的“中国艺术家协会”一名工作人员称,如以该协会名义开展商业活动,需要缴纳几万元的费用。  据老苏介绍,其加入的几个协会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书法交流、旅游观光等活动。参加活动除了场地费之外,其他费用均需自理。“每次活动个人开支2000—3000元,有的是一次性缴纳给活动的组委会,由组委会统一安排食宿,有的则是缴纳一部分订金,事后再结算。”老苏说。  “中国风水家协会”也在通报名单之列。记者致电该协会的高姓负责人,他表示,协会有一批水平不错的“大师”,要是请他们看风水,“服务”收费是2万元以上。  安徽一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年经常收到一些社团发来的评比、邀请函,个别协会甚至威胁称如果不参加评比,就会在业内被看低、市场被挤压。  此次曝光名单中有一家“中国产品质量协会”。广东省质监局官网信息显示,该局此前曾查处了一家与“中国产品质量协会”签订业务代理协议的公司,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是协会21315系统中心在广东地区的代理单位。结果,该公司却冒充质监局的身份致电企业,要求缴纳“质量信誉企业”建档费等,50多家企业遭骗取千元不等的“费用”。据新华社责任编辑:

原标题:企业偷排严重废硫酸污染案件频发  记者 郄建荣  自2003年起我国一直保持着硫酸产量世界第一的地位。  硫酸产量世界第一的背后,是大量废硫酸的产生。环保部政策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温英民今天透露,我国每年约产生1亿吨废硫酸。在他看来,废硫酸的处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偷排、直排等违法问题十分严重。  作为一线环保执法人员,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副处长万年青说,有关废硫酸的污染底数尚不摸清,相关执法亦缺乏政策支持。他建议,国家应该制定废硫酸环境监管指南。    中国硫酸工业协会副会长徐晓军说,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硫酸生产能力达1.24亿吨,2015年全国硫酸产量9673万吨。  在温英民看来,我国不仅是硫酸的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他透露,近期发生的常州外国语学校土地污染事件,以及2014年发生的腾格里沙漠违法排污事件均与非法排放废硫酸有关。据他介绍,有企业通过铺设暗管等方式,将未经处理的废硫酸排入市政管道,甚至沟渠、河道、池塘。  “初步预计,我国废硫酸每年在4000万吨以上。”温英民说,面对如此巨大的废硫酸产生量,必须要关注其监管、环境风险以及回收和处置等问题。  长期在一线从事环境执法工作的万年青说,废硫酸作为危险废物,其污染底数尚不清楚。“我国危险废物管理实行的是企业申报制度,如果企业不申报核实起来就非常困难。”万年青说,个别省申报的涉及危险废物企业只有100多家,远远低于实际数量。  万年青透露,通常企业很少把废硫酸纳入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同时,“危险废物管理考核对政府机构约束力不够,对政府考核欠缺”。  据温英民介绍,2015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330起,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日益凸显。他说,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废硫酸作为危险废物,其产生、排放及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环境风险也是不可忽视的,近年发生的废硫酸污染事件,化工企业占了很大部分。  环保部固废与化学品管理中心博士何艺称,包括废硫酸在内频发的危险废物非法倾倒和掩埋事故,已成为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诱因。据他介绍,我国每年约有7000万吨的废物尚未纳入环保部门的统计范围之内,大量环境风险处于不可控状态。  同时,我国每年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危险废物是由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自行简易利用处置,但产废单位自行利用处置情况不明,很可能通过产品等其他形式间接给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潜在的风险。    “废硫酸监管及环境风险防范是我国当前环境管理中一个重要区域。”温英民说,近期,中央出台的关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2015年底,中办、国办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提出到2018年要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可以预见,随着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企业违法成本将大大提高。”温英民指出,2015年中央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要求”,并由环保部和中国保监会联合研究制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方案》。温英民说,废硫酸产生、运输及相关资源回收等企业是否要纳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范围、如何公开企业环境风险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等很多问题都需要深入进行研究。  对于废硫酸的监管,万年青的建议是,应尽快摸清废硫酸的排放现状,对废硫酸的产生和使用部门进行摸底,以弄清楚废硫酸的去向。  他说,要提高对废硫酸排放的监管水平,需要政策制定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万年青建议,国家应该抓紧制定废硫酸环境监管指南,以解决一线执法监管的实际需要。  据温英民介绍,有关废硫酸的监管以及回收利用,在充分政策调研的基地上,下一步,国家有关方面将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建议和意见。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方回应卡特演讲:“自我孤立”是杜撰概念  今天,第15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称,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是“自我孤立”。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回应,美国杜撰“自我孤立”概念意在孤立中国。美国需摒弃冷战思维,以实际行动推进中美两国合作。(央视记者邓雪梅 黄铮铮)责任编辑:

原标题:实践"四种形态"  福建:把“四种形态”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时间:2016-06-04 11:52分享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QQ微信  “今年第一季度,全省廉政谈话函询、轻处分及组织处理3649人,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556人,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154人。”  近日,福建省纪委通报了全省第一季度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成绩单。福建省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把“四种形态”贯穿监督执纪全过程,在“全面从严”上下功夫,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四种形态”是不是意味反腐败工作的转向?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责任主体是谁?“四种形态”提出之初,不少党员干部有这样的困惑和疑问。  2015年9月,福建省委常委会议,省委书记尤权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自觉在“全面”上下功夫,主动在“从严”上下力气,依照党章和党纪管党治党。要落实好“四种形态”要求,特别是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在今年初的省纪委全会上以及带队开展责任制检查时,尤权再次强调要实践“四种形态”,坚持严惩极少数、管住大多数。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倪岳峰也指出,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既是对纪委落实监督责任的新要求,更是对党委落实主体责任的具体化。用好“四种形态”是各级党委(党组)的分内之事、应尽之责。他同时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统一思想,转变观念,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切实用纪律管住大多数。  2015年10月,省纪委出台“十条举措”。此后,又专门下发了把握运用“四种形态”加强监督执纪工作的意见,进一步统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的思想认识,找准职责定位,明确履职思路。  在如何抓好“四种形态”的把握运用上,福建省探索形成了以“两个责任”为抓手,用问责追责倒逼工作落实的有效途径。  早在2014年,福建就出台了落实主体责任意见、落实监督责任意见、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责任制省级检查办法等文件。同时,严格实施“一案双查”,对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督促各级纪委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在此基础上,2015年出台了深化落实主体责任暂行规定,明确27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形成推进“两个责任”落实的常态化机制,构建了以党委为主体、多方配合、齐抓共管抓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良好局面。  针对厦门市、区两级环保系统发生的5名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省纪委责成厦门市启动“一案双查”,给予市环保局时任主要领导谢海生免职处理;厦门市纪委对谢海生受贿问题予以立案审查。谢海生问题的查处,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来自福建省纪委的数字显示,2015年,全省开展“一案双查”392起;共对1179名领导干部、10个单位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    如何体现“四种形态”的要求,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福建省在各级各部门全面实施廉政谈话提醒机制,探索一套集任职廉政谈话、信访谈话、审计谈话、整改谈话、廉政责任谈话和巡视谈话为一体的谈话提醒工作体系。该体系确立了“三个可以谈、三个不能谈、三个优先谈”的谈话原则,做到防微杜渐,促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悬崖勒马,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监督执纪的常态。  “一些同志在接受谈话时当场面红耳赤,感到羞愧难当,有的甚至流下悔恨的泪水。”对于谈话提醒的效果,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有时是谆谆劝导,有时是当头棒喝,目的都是让相关党员干部得到警醒。  2015年,福建省对5808名党员干部进行谈话提醒,给予轻处分和组织处理4749人。  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起。福建省在坚持早教育、早提醒的同时,还注重从群众反映的问题入手,在市县乡三级纪委和省市县三级纪委派驻机构推行检控类初信初访件办理“零暂存”,对信访件实行百分百核查处理,发现苗头性问题马上采取信访谈话或函询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  “信访举报件办理‘零暂存’克服过去‘线索养案’的思维,是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实践,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漳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远如是说。  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省直某单位领导曾到外省公款旅游问题。尽管线索模糊,省纪委还是对其进行函询提醒。三次函询,一次比一次严厉。“这是我参加工作30多年来,第一次受到如此刻骨铭心的教育,第一次从灵魂深处反思自己的错误行为。”在材料说明中,该领导这样深刻反省。    2015年10月,福建省纪委发出的两起通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福建中旅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衷梅英因违反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按正科级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武夷山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林春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打高尔夫球,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按正科级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  这几起案件,就是福建纪检监察机关运用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这一形态做出的相应处理,发出了有腐必惩、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对一些涉嫌严重违纪但构不上违法犯罪的,坚决以“刮骨疗毒”的方式,治病救人,形成震慑,让违纪者悬崖勒马。  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实践“四种形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偏差,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能简单地做加减法,抓早抓小的力度要加大,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不能减,该查处的就要坚决查处,绝不放过。”三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游宇飞表示:“对那些经组织上反复提醒、告诫仍然不知止、不收敛的党员干部,要坚决立案审查,直至移送司法。”  漳平市溪南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叶科伟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不到半年,他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过去一年,福建省给予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2156人,移送司法机关859人。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前三种形态好比给党员干部拉上三道纪律防线,只有这三道防线守住了,尽可能把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挡在法律红线之外,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对象才可能成为‘极极少数’。”倪岳峰表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福建省纪委进行了积极探索创新,2015年11月18日,福建省研发启用“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搭建了一个科技平台。  倪岳峰表示,研发全省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目的是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让纪律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  据省纪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该系统采取网络化管理模式,实时收集反馈各地“谈话函询、组织处理、纪律审查、移送司法、一案双查”等监督执纪信息,实现省、市、县三级纪委数据传送“直通车”。目前,全省94个市、县两级纪委和50家省直派驻纪检组,全部与省纪委实现互联互通,监督执纪信息直达省纪委。通过该系统,可全面、客观、实时了解各地各部门的监督执纪成效。对存在力度减弱、节奏放缓、“四种形态”推进不平衡等现象,及时进行精准督办,有力推进了全省监督执纪工作深入开展。  数据显示,去年10月到今年4月中旬,该系统已经录入了超过9000条的监督执纪信息。  “快速的信息反馈,得益于数据直报模式的转变。只有数据清楚、情况明白,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工作指导才会更加精准、到位,从而有力推进全省监督执纪工作的深入开展。”省纪委案管室负责人如是说。2015年,全省各级开展纪律审查7070件,同比上升22.34%。其中,厅级22件、处级281件,分别同比上升29.41%、47.12%。  福建省纪委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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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05 03: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