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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籍渔船渔民在三亚海域昏迷获救(图)_利发国际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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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香港籍渔船一渔民三亚附近海域昏迷 直升机救援  中新网三亚4月10日电 (路瑞霞)来自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消息,4月10日,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三亚市西南方向约63海里海域处成功救助香港籍渔船“琼珠湾3902”上一名昏迷渔民。  4月10日8时29分,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珠海总值班室接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救助信息:在三亚市西南方向约63海里海域处,渔船“琼珠湾3902”上一名渔民昏迷不醒,无外伤且病因不明,需要直升机前往救助。  接救助信息后,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立即安排三亚基地B-7137救助直升机执行任务。9时15分,B-7137救助直升机从三亚起飞赶往目标海域。9时50分,B-7137救助直升机抵达现场海域,并发现了目标渔船。考虑到渔民昏迷且无知觉,救生员决定采用担架救援的方式,经过一番简单包扎后,成功吊运上直升机。10时41分,B-7137救助直升机将昏迷渔民及一名陪同安全接抵三亚,昏迷渔民被送往三亚一家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完)责任编辑:

周卫东去世后,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作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随便到一个地方,周卫东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感慨。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朱伟华表示,在政法战线坚持工作了30多年的周卫东,是这支队伍中所有人的榜样,“他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司法为民、清正廉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自18岁时开始在金堂县三江人民法庭当书记员起,周卫东相继在金堂县土桥、竹蒿、三星、淮口等多个法庭当过民事法官。2007年回到县法院后,周卫东又先后担任法院执行局副庭长、刑庭庭长等职。由民事法官到执行局再到刑庭,周卫东也是30年来中国基层复杂一面的见证者。  周卫东让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作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随便到一个地方,周卫东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感慨。他的同事说,“他是和底层老百姓心连心的。”  “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  一个冬天,一位老人来到法庭,说他孩子不赡养他。周卫东当即和其他人一道,先将老人送回村里,并把老人的三个子女叫到一起,时而说理释法,时而严肃批评,最终做通了子女工作,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天气这么冷,万一把老人冻坏了咋办?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他说。  2006年,周卫东在金堂法院淮口法庭当法官,刚大学毕业的王晓燕也到了那里当一名书记员。在王晓燕看来,周卫东是一名极富个性色彩的法官。  当时的淮口法庭坐落在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条件非常简陋。令王晓燕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冬天,一位老人来到法庭,说他孩子不赡养他,他找不到地方吃饭。根据此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王晓燕告诉对方,他应该先写一份起诉状递交到法庭,然后再由法律作出裁判。由于对方口齿不清,两人沟通了半天,老人仍一脸茫然。  周卫东听到老人的情况介绍后,二话不说,当即和庭里其他人一道,先将老人送回村里。老人当时有三个子女,但全都互相推诿,不愿意赡养老人。找到村、社两级干部,周卫东把老人的三个子女叫到一起,时而说理释法,时而严肃批评,最终,周卫东做通了子女工作,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  事情结束后,王晓燕才想起,当时他们甚至还没有给老人立案。“判决要等到啥时候?天气这么冷,万一把老人冻坏了咋办?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周卫东说。  对于周卫东这种朴素情怀,王晓燕感受颇深。  当年的淮口法庭,保安都没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街上几个精神失常的人,没事有时也会往法庭这里钻。一天中午,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法庭内逗留。周卫东突然拿出几块钱递给对方,并说:“快吃午饭了,拿去买点吃的吧。”王晓燕回忆,周卫东的举动看起来非常自然,但她和那人则都有点意外,“拿到钱后,那人还愣了一下。周卫东和对方当时根本不认识,况且当时大家收入都不高。”  王晓燕说,这种不经意间的行为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他是和底层老百姓心连心的。”  “坝坝法庭”的倡导者  2000年,周卫东任竹蒿法庭副庭长。在这期间,竹蒿法庭率先启动了“坝坝法庭”这一模式。一条红色的横幅,一副简单的桌椅,同时配以笔挺的制服,威严的法槌,基层法官的声音就此来到了百姓身边。  自18岁时开始在金堂县三江人民法庭当书记员起,周卫东相继在金堂县土桥、竹蒿、三星、淮口等多个法庭当过民事法官。2007年回到县法院后,周卫东又先后担任法院执行局副庭长、刑庭庭长等职。由民事法官到执行局再到刑庭,周卫东也是30年来中国基层复杂一面的见证者。  时任三江法庭庭长的邱述德回忆,当时,三江法庭下辖了三星、盐井、官仓、杨柳、云绣、清江等10个乡镇,随便出一趟门就是二三十公里。有公路的地方骑自行车,更多时候只能靠步行。条件异常艰苦。不过,周卫东从不叫累。由于人年轻,庭里的苦活累活,周卫东都抢着干。  基层法官每日的事务、大多琐碎繁杂。所面对的群体,素质更是参差不齐。这使得基层法官不光要成为一名法律的忠实践行者,同时还需成为各种矛盾的调和者,力求定纷止争。  周卫东让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抗日战争期间,作为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2000年,周卫东任竹蒿法庭副庭长。在这期间,竹蒿法庭率先启动了“坝坝法庭”这一模式。一条红色的横幅,一套简单的桌椅,同时配以笔挺的制服,威严的法槌,基层法官的声音就此来到了百姓身边。  不用跑腿就能解决纠纷,老百姓喜欢“坝坝法庭”,但对于周卫东他们来说,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了。庭前调查、开庭审理、送达文书,一个案件法官至少需要下乡三次。山路崎岖,遇到大雨更是颠簸不已。有的公路在到达村口之后便断了,他们便挽起裤脚,沿着泥巴路一直走到审判地点。  尤其是生铁铸成的国徽,足足有20多斤重。竹蒿法庭当时只有三名法官。除了周卫东外,另外还有女法官李文姬和一位50多岁的老法官。背国徽的工作,就落在了周卫东身上。  作为“坝坝法庭”的见证者、参与者。李文姬回忆,土桥法庭的第一个“坝坝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离婚案。“去的地方当时叫双流乡,现已经合并到了云合镇。由于女方已经瘫痪十多年,行动不便。我们就将开庭地点选择在了乡政府大礼堂,距离女方住处很近,家人推着手推车,就能到现场。坝坝法庭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我记得,整个大礼堂站满了群众。一次开庭就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  让李文姬印象深刻的还包括,由于推行得早,当时还没有坝坝法庭这一说法,“学习马锡五,当时我们叫的是巡回法庭。直到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做了一期‘坝坝法庭’报道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搞的巡回法庭还有这样一个名字。由于‘坝坝法庭’这一称谓形象生动,很接地气,很快就传开了。”  2007年,“坝坝法庭”被评为成都法院“十大亮点工作”之一。2013年,又被列为成都市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项目。  和老百姓心连心的法官  “随便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协调能力超强。同样的矛盾,到了现场,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有人愿意听,并且信服,换一个人则不行,这就是独特的个人魅力。”  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曾和周卫东长期合作办案。周卫东最让陈明佩服之处在于,“随便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协调能力超强。同样的矛盾,到了现场,看起来大家说的内容都差不多,但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有人愿意听,并且信服,换一个人则不行,这就是独特的个人魅力。”周卫东个头并不高,一米七左右,但嗓门大。“声音很大,但却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陈明说。  和周卫东接触久了,陈明才明白基层法官要让老百姓信任,首先得融入他们的生活。“虽是一名法官,但言行举止却不能脱离老百姓,更不能人为地制造距离,这叫田坎文化。”  2007年,法院执行庭遇到一起极为头疼的执行案子。村民刘春香有三个女儿,但没有人愿意赡养她。一怒之下,她将小女儿诉至法院。由于双方结怨已久,母女间甚至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地村社干部多次调解均失败,但周卫东一番游说,母女竟重归于好,小女儿也把母亲接到家中赡养。  当然,言行举止只是表象,要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还需基层法官拥有一颗公正、悲悯的内心。  2001年,因一起意外伤害事故,金堂三溪镇果农孔凡其被推上了被告席。法院判决,孔凡其需承担各项赔偿合计7万余元。当时,靠低保度日的孔凡其老两口根本没法兑现执行款。而受害人一方家庭条件也极其困难。  执行过程中,周卫东专门跑到孔凡其家中探望。老两口住着一幢老式的砖房,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院后半亩果园中栽种的脐橙。于心不忍,临走时,周卫东掏了600元递到老人手中。那时,周卫东每月工资也就千把块。回家后,周卫东心里萌发了帮扶老人的念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周卫东几乎年年都会到老人家中造访。孔大爷家的果树缺少肥料,收成总是不理想。周卫东自掏腰包买来肥料给大爷送去。脐橙成熟了,他又号召同事年年去帮忙采摘,还帮忙找销路。售卖脐橙所得,除留下生活开支,其余的再一年年、一点点地偿还赔偿款。  金堂县是劳务输出大县。2005年,邱某等22名农民工远赴阿联酋打工,每人交付2万元服务费。仅一个月,就因雇主不再安排工作而被遣送回国。法院依法判决中介公司如数返还中介费用。2008年5月,邱某等人就此生效判决向金堂法院申请执行。作为执行庭副庭长的周卫东率领执行人员先后3次赶赴德阳,四处查找、搜索被执行人德港柏公司的财产。经过多方查找,周卫东等执行人员终于得知德港柏公司在省社保厅有被监管的“担保金”50万元,于是立即协调各方力量,成功对此款予以冻结,22名工人终于得到了偿付。  对底层百姓怀有怜悯之心,但对于“歪人”,周卫东则浩气凛然。  在土桥法庭期间,周卫东遇到一个“歪人”叫武三娃,欠钱不还,还打了催他还钱的出借人,出借人只好告到土桥法庭。武三娃平时为人态度傲慢,扬言法庭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最后干脆玩起了捉迷藏。周卫东听书记员介绍情况后,思虑了一番说,“我来办。”接下来的许多天,他几乎踏破了武三娃家的门槛,一方面告诉他欠债不还、殴打他人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奉劝其与人为善、做人要讲基本准则。最终,武三娃被周卫东的细致耐心感化,主动还钱并向出借人赔礼道歉。  同为法官的李文姬由衷地表示:“心中有法律,胸中有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当好一名基层法官。”  反/响  金堂县人民法院召开 周卫东先进事迹宣讲会  日前,金堂县人民法院召开周卫东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事迹报告团由周卫东同志生前的领导、亲属、同事及律师代表组成,他们用亲身经历和朴实生动的语言向全院干警介绍了周卫东同志的先进事迹。“周卫东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该县法院院长邱劲波对其以实际行动践行基层司法干警誓言表示尊敬,他希望以此鼓励全院干警坚守自身岗位,推进司法作风建设。  读者:  最感动的是他的人文情怀  一位看了周卫东相关事迹介绍的读者表示,最令自己感动的是周卫东的人文情怀,“法律是冷冰冰的,但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则不应该是冷冰冰的。一位优秀的法官必须心里装有群众,需要有人文情怀。”  律师:  他无愧于法官这一称号  工作中,朱律师曾和周卫东打过交道,对于周卫东的去世,朱律师深表遗憾,“作为法律共同体中的一员,我能感受到周法官对法律的坚守与践行。他确实无愧于法官这一称号。”  民警:  他是所有人的榜样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朱伟华表示,在政法战线坚持工作了30多年的周卫东,是这支队伍中所有人的榜样,“他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司法为民、清正廉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朱伟华动情地说,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周卫东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清正严明、执法不阿的从政气节。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金堂法院供图  (来源:成都商报)责任编辑:

新京报讯 (记者赵毅波)随着“新能源车骗补”现象在舆论中持续升温,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称,四部委关于新能源汽车“骗补”全面核查工作还没有最终结束,在一些点上确实已经发现问题。对新能源汽车骗补问题将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33.11万辆,相比2014年增长340%,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6年3月13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新能源汽车将保持高增长态势,预计今年仍将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不过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新能源车产业的井喷里面不乏水分。  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欧阳明高公开表示,“增长速度有些超乎想象,总感觉哪儿有问题,让人有点不踏实。”他表示,中国新能源商用车在2015年11月份的产量已突破2万辆,而全球其他国家全年的产量加起来总计才1万多辆。  有媒体报道称,在涉及的新能源汽车骗补产业链中,300亿元的补贴资金或许有十几亿元被套取。  2016年1月21日,包括工信部、财政部在内的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情况及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核查。随后,2月 初,财政部组织全国35个专员办检查北京、上海、江苏等25个省市,覆盖2013-2015年度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的全部9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延伸部分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同时,此次检查不仅仅针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对省、市、县三级提供的新能源补助资金也 一并检查。  苗圩称,“在核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新能源车骗补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大面积的事件,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核查。待全国范围内普遍清查以后,会向媒体公布去年骗补到底有哪些企业,有多少辆,有多少钱。”    与前些年家电行业“骗补”类似,不少企业利用产业政策的漏洞和执行时的疏忽牟取不法利益。  2013年,国家审计署表示,8家知名家电企业在高效节能空调推广项目中,通过虚报节能空调销售安装数量,套取中央财政高效节能空调推广补贴资金超过 9000万元。由此引发的家电骗补丑闻至今仍然在发酵。四川长虹去年底收到当地财政部门通知,令其退回节能家电产品(平板电视)推广补贴清算资金近4.4 亿元。长虹由此产生10年来的首次预亏。此前,康佳也收到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其退回8996万元节能补贴资金。  对于如何惩处骗补企业,苗圩昨日表示,国家财政的补贴也没有全部到位,对于骗补企业,没补的钱不会再下发,已经补的钱一定要扣回来,并且要依法进行处置,直至取消这些企业的资质。  东吴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陈显帆表示,在新能源车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之时,极有可能出现个别依靠出卖碳排放积分而投机获利的企业,因此在政策监管层面,更需要从生产、销售、服务等关节一一打通,进行全方位的监管,以引导新能源汽车在我国理性、健康地发展。  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昨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能说有骗补事件发生,就说产业政策发生错误。新能源车行业还应当继续支持。而对于这些骗补企业,正如工信部部长所说,未来应当取消他们的资质。   2010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研发和销售环节都能获得补贴,只要车辆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除了中央财政补贴,还能享受与中央按1:1的比例发放的地方补贴。  有声音称,根据现行政策一辆电动轿车卖出后最高能拿到12万的补贴,新能源客车最高补贴额度更是覆盖了车辆的全部成本。  在丰厚的补贴下,一些不法商家铤而走险进行“骗补”。  虚报续航里程  一些厂商通过增加劣质电池,强行增加续航里程,达到骗补目的。  使用低标准电池  一些厂商使用低标准电池,冒充新能源车,但按这种方法组装成的新能源车油电混合效率低下。  出厂后左右倒手  一些厂商在生产新能源车的同时,也成立一些中介公司,比如租赁公司。汽车出厂后直接卖给对方,左手倒右手,补贴已经拿到,但汽车却并没有真正流向市场。  一块电池重新利用  一些厂商在生产完一台新能源汽车后,又把汽车电池拆下卖掉,或者在拆下电池后重新组装成一辆新车,再拿一次补贴。  有业内人士指出,“与发动机都有编号不同,电池系统并没有可核对的标识,因此完全可以再利用。就这样,一辆车来回卖好几次,补贴金额也随之循环领取。”   3月11日,工信部发布通知,宣布将建立汽车生产企业信用数据库和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库。  通知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应加强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管理,严格按相关规定规范机动车出厂合格证样式备案、制作、配发、重发以及合格证电子信息上传、修改、撤销等工作,确保合格证及其电子信息与实际车辆唯一对应且保持一致。  同时,对于生产一致性不符合要求、虚假开具合格证、倒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失信企业,将列入黑名单,依法进行处罚,并向社会公示。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有效阻断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商通过“重复利用电池”等手段进行骗补的行为。    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此前媒体所报道的2000亿元3G投资打水漂不符合实际。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电信运营商计划大规模关停TD-SCDMA基站,从而加速4G网络制式的发展,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就意味着当年2000亿的3G基础设施投资打了水漂。  TD-SCDMA是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简称3G),也是国际通行的三个3G标准中的一个,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无线通信标准。据统计,我国政府在此方面投资超2000亿元。  苗圩称,当时如果不搞TD-SCDMA,我们就没有今天的TD-LTE,到了4G时代,TD—LTE和FDD成为两大主流标准之一,这是一个延续的发展过程。  苗圩表示,目前的TD-SCDMA除了早期投入的部分设备需要在4G时代报废以外,绝大部分设备通过一定改造,比如换一根天线、换一套软件、换一块板就 完全可以用在TD-LTE上面,2000亿大部分是在后期投入的,这些设备通过一定的改造,都可以转换到4G时代来继续使用,不会全部都淘汰。  (赵毅波)责任编辑:

原标题:今年严查食药安全领域渎职腐败  新京报讯 (记者 温薷)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今年,北京市提出将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并继续开展“小官贪腐”专项治理。  今年,北京市长王安顺等多位市领导首次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区政府负责人签订了“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会上,市长王安顺,副市长李士祥、陈刚、程红、林克庆、张建东、王宁,市政府党组成员洪峰等北京市政府领导,分别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区政府负责人签订了“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据了解,近期,北京市政府领导还将同各市政府部门、各区政府签订该“廉政责任书”。  为何要签这份“责任书”?记者获悉,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要求,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行“签字背书”,作为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的依据。  在今年2月召开的纪委全会上,通州区委书记杨斌就与区委常委代表、宣传部长肖志刚,区长岳鹏与副区长代表王岩石分别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书。  据了解,通州区16份“责任书”的具体条款,都是根据工作分工和2016年重点任务设定的,并且全部为“量身定制”。比如,副区长王岩石的责任书中,就有“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等容易出现问题的领域和环节,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容。    另外,在此次廉政工作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还总结了2015年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并对2016年重点任务作了部署。其中提出,北京今年将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  同时,北京还提出,今年继续开展“小官贪腐”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惠民惠农资金管理等重点领域以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责任编辑:

原标题:塌方区密集调将补齐书记市长  撰文 潘哒  备受关注的山西政坛这几天人事变动不断。  大同市委副书记刘国庆和大同市纪委书记卫洪平,双双被公示为提拔交流的正厅长级干部人选考察对象;临汾市长岳普煜被公示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运城市长王清宪被公示为交流使用的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  十八大后的高压反腐态势之下,山西出现“塌方”,不仅省委班子多人出事,运城、太原、大同、忻州、阳泉5个市委书记以及长治、吕梁两市市长相继落马。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近两年来,山西官场已启动稳健的重建模式,密集调将补齐书记市长空缺。  对山西的腐败,中央曾明确定性:吏治腐败是山西腐败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当前,既要反腐,又要选出好干部,山西官场重建着实不易。尽管一度曾空缺300多省管干部,但省委态度依然是“先清理门户,不搞带病提拔”。省委书记王儒林坦言:“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山西选官有多严、多谨慎?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也做过介绍,选任县委书记时,备选人需要经过市级组织部门初审、市级纪委审核,省纪委进行廉政审查,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共同进行廉政核查。  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在挑选县委书记时,一位市委常委在廉政谈话时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否经得起严格的廉政审查”、“愿不愿意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如此一谈,151名县处级官员中只有31人愿意参加,这名常委分析,部分官员主动放弃是因为经不起廉政审查。想提拔?必须得心里没鬼!  选干部时,组织部和纪委共同上阵,一名干部曾向媒体表示:“组织上还派人做家访,到家里去问妻子、孩子情况,还去问邻居。”  在补齐空岗的同时,山西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和《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等三个规范性文件,为选人用人提供制度保障。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梳理发现,近两年山西新配备的地级市书记市长,主要为外省调任和省内异地任职,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一配备思路还将持续下去。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明后两年则是地方党委政府的换届之年,山西这轮大规模调整,既是补位空岗,也是提前做好布局,便于新一届地市领导班子更好地开展工作。山西在本轮反腐大潮中情势特殊,该省选任干部的工作显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责任编辑:

香港籍渔船渔民在三亚海域昏迷获救(图)_利发国际手机客户端

原标题:香港籍渔船一渔民三亚附近海域昏迷 直升机救援  中新网三亚4月10日电 (路瑞霞)来自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的消息,4月10日,交通运输部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三亚市西南方向约63海里海域处成功救助香港籍渔船“琼珠湾3902”上一名昏迷渔民。  4月10日8时29分,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珠海总值班室接三亚海上搜救分中心救助信息:在三亚市西南方向约63海里海域处,渔船“琼珠湾3902”上一名渔民昏迷不醒,无外伤且病因不明,需要直升机前往救助。  接救助信息后,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立即安排三亚基地B-7137救助直升机执行任务。9时15分,B-7137救助直升机从三亚起飞赶往目标海域。9时50分,B-7137救助直升机抵达现场海域,并发现了目标渔船。考虑到渔民昏迷且无知觉,救生员决定采用担架救援的方式,经过一番简单包扎后,成功吊运上直升机。10时41分,B-7137救助直升机将昏迷渔民及一名陪同安全接抵三亚,昏迷渔民被送往三亚一家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完)责任编辑:

周卫东去世后,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作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随便到一个地方,周卫东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感慨。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朱伟华表示,在政法战线坚持工作了30多年的周卫东,是这支队伍中所有人的榜样,“他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司法为民、清正廉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自18岁时开始在金堂县三江人民法庭当书记员起,周卫东相继在金堂县土桥、竹蒿、三星、淮口等多个法庭当过民事法官。2007年回到县法院后,周卫东又先后担任法院执行局副庭长、刑庭庭长等职。由民事法官到执行局再到刑庭,周卫东也是30年来中国基层复杂一面的见证者。  周卫东让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作为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随便到一个地方,周卫东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感慨。他的同事说,“他是和底层老百姓心连心的。”  “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  一个冬天,一位老人来到法庭,说他孩子不赡养他。周卫东当即和其他人一道,先将老人送回村里,并把老人的三个子女叫到一起,时而说理释法,时而严肃批评,最终做通了子女工作,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天气这么冷,万一把老人冻坏了咋办?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他说。  2006年,周卫东在金堂法院淮口法庭当法官,刚大学毕业的王晓燕也到了那里当一名书记员。在王晓燕看来,周卫东是一名极富个性色彩的法官。  当时的淮口法庭坐落在一个农贸市场里面,条件非常简陋。令王晓燕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冬天,一位老人来到法庭,说他孩子不赡养他,他找不到地方吃饭。根据此前掌握的法律知识,王晓燕告诉对方,他应该先写一份起诉状递交到法庭,然后再由法律作出裁判。由于对方口齿不清,两人沟通了半天,老人仍一脸茫然。  周卫东听到老人的情况介绍后,二话不说,当即和庭里其他人一道,先将老人送回村里。老人当时有三个子女,但全都互相推诿,不愿意赡养老人。找到村、社两级干部,周卫东把老人的三个子女叫到一起,时而说理释法,时而严肃批评,最终,周卫东做通了子女工作,老人得到了妥善安置。  事情结束后,王晓燕才想起,当时他们甚至还没有给老人立案。“判决要等到啥时候?天气这么冷,万一把老人冻坏了咋办?先把老人安顿好再说!”周卫东说。  对于周卫东这种朴素情怀,王晓燕感受颇深。  当年的淮口法庭,保安都没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街上几个精神失常的人,没事有时也会往法庭这里钻。一天中午,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法庭内逗留。周卫东突然拿出几块钱递给对方,并说:“快吃午饭了,拿去买点吃的吧。”王晓燕回忆,周卫东的举动看起来非常自然,但她和那人则都有点意外,“拿到钱后,那人还愣了一下。周卫东和对方当时根本不认识,况且当时大家收入都不高。”  王晓燕说,这种不经意间的行为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他是和底层老百姓心连心的。”  “坝坝法庭”的倡导者  2000年,周卫东任竹蒿法庭副庭长。在这期间,竹蒿法庭率先启动了“坝坝法庭”这一模式。一条红色的横幅,一副简单的桌椅,同时配以笔挺的制服,威严的法槌,基层法官的声音就此来到了百姓身边。  自18岁时开始在金堂县三江人民法庭当书记员起,周卫东相继在金堂县土桥、竹蒿、三星、淮口等多个法庭当过民事法官。2007年回到县法院后,周卫东又先后担任法院执行局副庭长、刑庭庭长等职。由民事法官到执行局再到刑庭,周卫东也是30年来中国基层复杂一面的见证者。  时任三江法庭庭长的邱述德回忆,当时,三江法庭下辖了三星、盐井、官仓、杨柳、云绣、清江等10个乡镇,随便出一趟门就是二三十公里。有公路的地方骑自行车,更多时候只能靠步行。条件异常艰苦。不过,周卫东从不叫累。由于人年轻,庭里的苦活累活,周卫东都抢着干。  基层法官每日的事务、大多琐碎繁杂。所面对的群体,素质更是参差不齐。这使得基层法官不光要成为一名法律的忠实践行者,同时还需成为各种矛盾的调和者,力求定纷止争。  周卫东让他的同事们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马锡五。抗日战争期间,作为陕甘宁边区法庭的庭长,“人民性”是马锡五司法实践中最闪光之处。核心内容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2000年,周卫东任竹蒿法庭副庭长。在这期间,竹蒿法庭率先启动了“坝坝法庭”这一模式。一条红色的横幅,一套简单的桌椅,同时配以笔挺的制服,威严的法槌,基层法官的声音就此来到了百姓身边。  不用跑腿就能解决纠纷,老百姓喜欢“坝坝法庭”,但对于周卫东他们来说,工作量却大大增加了。庭前调查、开庭审理、送达文书,一个案件法官至少需要下乡三次。山路崎岖,遇到大雨更是颠簸不已。有的公路在到达村口之后便断了,他们便挽起裤脚,沿着泥巴路一直走到审判地点。  尤其是生铁铸成的国徽,足足有20多斤重。竹蒿法庭当时只有三名法官。除了周卫东外,另外还有女法官李文姬和一位50多岁的老法官。背国徽的工作,就落在了周卫东身上。  作为“坝坝法庭”的见证者、参与者。李文姬回忆,土桥法庭的第一个“坝坝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离婚案。“去的地方当时叫双流乡,现已经合并到了云合镇。由于女方已经瘫痪十多年,行动不便。我们就将开庭地点选择在了乡政府大礼堂,距离女方住处很近,家人推着手推车,就能到现场。坝坝法庭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我记得,整个大礼堂站满了群众。一次开庭就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教育。”  让李文姬印象深刻的还包括,由于推行得早,当时还没有坝坝法庭这一说法,“学习马锡五,当时我们叫的是巡回法庭。直到后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做了一期‘坝坝法庭’报道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搞的巡回法庭还有这样一个名字。由于‘坝坝法庭’这一称谓形象生动,很接地气,很快就传开了。”  2007年,“坝坝法庭”被评为成都法院“十大亮点工作”之一。2013年,又被列为成都市为民办实事重点工作项目。  和老百姓心连心的法官  “随便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协调能力超强。同样的矛盾,到了现场,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有人愿意听,并且信服,换一个人则不行,这就是独特的个人魅力。”  金堂法院执行局副庭长陈明,曾和周卫东长期合作办案。周卫东最让陈明佩服之处在于,“随便到一个地方,他都能很快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他的协调能力超强。同样的矛盾,到了现场,看起来大家说的内容都差不多,但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有人愿意听,并且信服,换一个人则不行,这就是独特的个人魅力。”周卫东个头并不高,一米七左右,但嗓门大。“声音很大,但却有一种特别的亲和力。”陈明说。  和周卫东接触久了,陈明才明白基层法官要让老百姓信任,首先得融入他们的生活。“虽是一名法官,但言行举止却不能脱离老百姓,更不能人为地制造距离,这叫田坎文化。”  2007年,法院执行庭遇到一起极为头疼的执行案子。村民刘春香有三个女儿,但没有人愿意赡养她。一怒之下,她将小女儿诉至法院。由于双方结怨已久,母女间甚至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地村社干部多次调解均失败,但周卫东一番游说,母女竟重归于好,小女儿也把母亲接到家中赡养。  当然,言行举止只是表象,要把工作真正做到实处,还需基层法官拥有一颗公正、悲悯的内心。  2001年,因一起意外伤害事故,金堂三溪镇果农孔凡其被推上了被告席。法院判决,孔凡其需承担各项赔偿合计7万余元。当时,靠低保度日的孔凡其老两口根本没法兑现执行款。而受害人一方家庭条件也极其困难。  执行过程中,周卫东专门跑到孔凡其家中探望。老两口住着一幢老式的砖房,几乎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院后半亩果园中栽种的脐橙。于心不忍,临走时,周卫东掏了600元递到老人手中。那时,周卫东每月工资也就千把块。回家后,周卫东心里萌发了帮扶老人的念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周卫东几乎年年都会到老人家中造访。孔大爷家的果树缺少肥料,收成总是不理想。周卫东自掏腰包买来肥料给大爷送去。脐橙成熟了,他又号召同事年年去帮忙采摘,还帮忙找销路。售卖脐橙所得,除留下生活开支,其余的再一年年、一点点地偿还赔偿款。  金堂县是劳务输出大县。2005年,邱某等22名农民工远赴阿联酋打工,每人交付2万元服务费。仅一个月,就因雇主不再安排工作而被遣送回国。法院依法判决中介公司如数返还中介费用。2008年5月,邱某等人就此生效判决向金堂法院申请执行。作为执行庭副庭长的周卫东率领执行人员先后3次赶赴德阳,四处查找、搜索被执行人德港柏公司的财产。经过多方查找,周卫东等执行人员终于得知德港柏公司在省社保厅有被监管的“担保金”50万元,于是立即协调各方力量,成功对此款予以冻结,22名工人终于得到了偿付。  对底层百姓怀有怜悯之心,但对于“歪人”,周卫东则浩气凛然。  在土桥法庭期间,周卫东遇到一个“歪人”叫武三娃,欠钱不还,还打了催他还钱的出借人,出借人只好告到土桥法庭。武三娃平时为人态度傲慢,扬言法庭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最后干脆玩起了捉迷藏。周卫东听书记员介绍情况后,思虑了一番说,“我来办。”接下来的许多天,他几乎踏破了武三娃家的门槛,一方面告诉他欠债不还、殴打他人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奉劝其与人为善、做人要讲基本准则。最终,武三娃被周卫东的细致耐心感化,主动还钱并向出借人赔礼道歉。  同为法官的李文姬由衷地表示:“心中有法律,胸中有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当好一名基层法官。”  反/响  金堂县人民法院召开 周卫东先进事迹宣讲会  日前,金堂县人民法院召开周卫东同志先进事迹宣讲会,事迹报告团由周卫东同志生前的领导、亲属、同事及律师代表组成,他们用亲身经历和朴实生动的语言向全院干警介绍了周卫东同志的先进事迹。“周卫东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该县法院院长邱劲波对其以实际行动践行基层司法干警誓言表示尊敬,他希望以此鼓励全院干警坚守自身岗位,推进司法作风建设。  读者:  最感动的是他的人文情怀  一位看了周卫东相关事迹介绍的读者表示,最令自己感动的是周卫东的人文情怀,“法律是冷冰冰的,但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则不应该是冷冰冰的。一位优秀的法官必须心里装有群众,需要有人文情怀。”  律师:  他无愧于法官这一称号  工作中,朱律师曾和周卫东打过交道,对于周卫东的去世,朱律师深表遗憾,“作为法律共同体中的一员,我能感受到周法官对法律的坚守与践行。他确实无愧于法官这一称号。”  民警:  他是所有人的榜样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朱伟华表示,在政法战线坚持工作了30多年的周卫东,是这支队伍中所有人的榜样,“他爱岗敬业、恪尽职守,司法为民、清正廉洁,忘我工作、无私奉献,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朱伟华动情地说,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周卫东扎根基层、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他恪尽职守、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清正严明、执法不阿的从政气节。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金堂法院供图  (来源:成都商报)责任编辑:

新京报讯 (记者赵毅波)随着“新能源车骗补”现象在舆论中持续升温,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称,四部委关于新能源汽车“骗补”全面核查工作还没有最终结束,在一些点上确实已经发现问题。对新能源汽车骗补问题将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33.11万辆,相比2014年增长340%,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6年3月13日,工信部部长苗圩在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新能源汽车将保持高增长态势,预计今年仍将有一倍以上的增长。  不过与此同时,有专家指出,新能源车产业的井喷里面不乏水分。  科技部电动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欧阳明高公开表示,“增长速度有些超乎想象,总感觉哪儿有问题,让人有点不踏实。”他表示,中国新能源商用车在2015年11月份的产量已突破2万辆,而全球其他国家全年的产量加起来总计才1万多辆。  有媒体报道称,在涉及的新能源汽车骗补产业链中,300亿元的补贴资金或许有十几亿元被套取。  2016年1月21日,包括工信部、财政部在内的四部委联合发布通知,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情况及财政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核查。随后,2月 初,财政部组织全国35个专员办检查北京、上海、江苏等25个省市,覆盖2013-2015年度获得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支持的全部90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延伸部分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同时,此次检查不仅仅针对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对省、市、县三级提供的新能源补助资金也 一并检查。  苗圩称,“在核查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新能源车骗补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大面积的事件,我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核查。待全国范围内普遍清查以后,会向媒体公布去年骗补到底有哪些企业,有多少辆,有多少钱。”    与前些年家电行业“骗补”类似,不少企业利用产业政策的漏洞和执行时的疏忽牟取不法利益。  2013年,国家审计署表示,8家知名家电企业在高效节能空调推广项目中,通过虚报节能空调销售安装数量,套取中央财政高效节能空调推广补贴资金超过 9000万元。由此引发的家电骗补丑闻至今仍然在发酵。四川长虹去年底收到当地财政部门通知,令其退回节能家电产品(平板电视)推广补贴清算资金近4.4 亿元。长虹由此产生10年来的首次预亏。此前,康佳也收到深圳市财政委员会的通知,要求其退回8996万元节能补贴资金。  对于如何惩处骗补企业,苗圩昨日表示,国家财政的补贴也没有全部到位,对于骗补企业,没补的钱不会再下发,已经补的钱一定要扣回来,并且要依法进行处置,直至取消这些企业的资质。  东吴证券汽车行业分析师陈显帆表示,在新能源车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之时,极有可能出现个别依靠出卖碳排放积分而投机获利的企业,因此在政策监管层面,更需要从生产、销售、服务等关节一一打通,进行全方位的监管,以引导新能源汽车在我国理性、健康地发展。  国家86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监理咨询专家组组长王秉刚昨日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不能说有骗补事件发生,就说产业政策发生错误。新能源车行业还应当继续支持。而对于这些骗补企业,正如工信部部长所说,未来应当取消他们的资质。   2010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消费补贴政策。  根据相关规定,新能源汽车企业在研发和销售环节都能获得补贴,只要车辆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除了中央财政补贴,还能享受与中央按1:1的比例发放的地方补贴。  有声音称,根据现行政策一辆电动轿车卖出后最高能拿到12万的补贴,新能源客车最高补贴额度更是覆盖了车辆的全部成本。  在丰厚的补贴下,一些不法商家铤而走险进行“骗补”。  虚报续航里程  一些厂商通过增加劣质电池,强行增加续航里程,达到骗补目的。  使用低标准电池  一些厂商使用低标准电池,冒充新能源车,但按这种方法组装成的新能源车油电混合效率低下。  出厂后左右倒手  一些厂商在生产新能源车的同时,也成立一些中介公司,比如租赁公司。汽车出厂后直接卖给对方,左手倒右手,补贴已经拿到,但汽车却并没有真正流向市场。  一块电池重新利用  一些厂商在生产完一台新能源汽车后,又把汽车电池拆下卖掉,或者在拆下电池后重新组装成一辆新车,再拿一次补贴。  有业内人士指出,“与发动机都有编号不同,电池系统并没有可核对的标识,因此完全可以再利用。就这样,一辆车来回卖好几次,补贴金额也随之循环领取。”   3月11日,工信部发布通知,宣布将建立汽车生产企业信用数据库和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库。  通知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应加强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管理,严格按相关规定规范机动车出厂合格证样式备案、制作、配发、重发以及合格证电子信息上传、修改、撤销等工作,确保合格证及其电子信息与实际车辆唯一对应且保持一致。  同时,对于生产一致性不符合要求、虚假开具合格证、倒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失信企业,将列入黑名单,依法进行处罚,并向社会公示。  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将有效阻断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商通过“重复利用电池”等手段进行骗补的行为。    工信部部长苗圩昨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此前媒体所报道的2000亿元3G投资打水漂不符合实际。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电信运营商计划大规模关停TD-SCDMA基站,从而加速4G网络制式的发展,有分析人士表示,这就意味着当年2000亿的3G基础设施投资打了水漂。  TD-SCDMA是中国提出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简称3G),也是国际通行的三个3G标准中的一个,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被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无线通信标准。据统计,我国政府在此方面投资超2000亿元。  苗圩称,当时如果不搞TD-SCDMA,我们就没有今天的TD-LTE,到了4G时代,TD—LTE和FDD成为两大主流标准之一,这是一个延续的发展过程。  苗圩表示,目前的TD-SCDMA除了早期投入的部分设备需要在4G时代报废以外,绝大部分设备通过一定改造,比如换一根天线、换一套软件、换一块板就 完全可以用在TD-LTE上面,2000亿大部分是在后期投入的,这些设备通过一定的改造,都可以转换到4G时代来继续使用,不会全部都淘汰。  (赵毅波)责任编辑:

原标题:今年严查食药安全领域渎职腐败  新京报讯 (记者 温薷)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廉政工作会议。今年,北京市提出将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并继续开展“小官贪腐”专项治理。  今年,北京市长王安顺等多位市领导首次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区政府负责人签订了“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政府召开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会上,市长王安顺,副市长李士祥、陈刚、程红、林克庆、张建东、王宁,市政府党组成员洪峰等北京市政府领导,分别与市政府相关部门、区政府负责人签订了“2016年度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据了解,近期,北京市政府领导还将同各市政府部门、各区政府签订该“廉政责任书”。  为何要签这份“责任书”?记者获悉,按照《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要求,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主要领导责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解,对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实行“签字背书”,作为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的依据。  在今年2月召开的纪委全会上,通州区委书记杨斌就与区委常委代表、宣传部长肖志刚,区长岳鹏与副区长代表王岩石分别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责任书。  据了解,通州区16份“责任书”的具体条款,都是根据工作分工和2016年重点任务设定的,并且全部为“量身定制”。比如,副区长王岩石的责任书中,就有“重点围绕新农村建设等容易出现问题的领域和环节,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等内容。    另外,在此次廉政工作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还总结了2015年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成效,并对2016年重点任务作了部署。其中提出,北京今年将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安全等领域失职渎职和腐败问题。  同时,北京还提出,今年继续开展“小官贪腐”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在征地拆迁、工程建设、惠民惠农资金管理等重点领域以及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中的腐败问题。责任编辑:

原标题:塌方区密集调将补齐书记市长  撰文 潘哒  备受关注的山西政坛这几天人事变动不断。  大同市委副书记刘国庆和大同市纪委书记卫洪平,双双被公示为提拔交流的正厅长级干部人选考察对象;临汾市长岳普煜被公示为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运城市长王清宪被公示为交流使用的市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  十八大后的高压反腐态势之下,山西出现“塌方”,不仅省委班子多人出事,运城、太原、大同、忻州、阳泉5个市委书记以及长治、吕梁两市市长相继落马。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注意到,近两年来,山西官场已启动稳健的重建模式,密集调将补齐书记市长空缺。  对山西的腐败,中央曾明确定性:吏治腐败是山西腐败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当前,既要反腐,又要选出好干部,山西官场重建着实不易。尽管一度曾空缺300多省管干部,但省委态度依然是“先清理门户,不搞带病提拔”。省委书记王儒林坦言:“这些岗位不能长期空缺,但是也不能今天提上来,明天又进去了。”  山西选官有多严、多谨慎?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此前也做过介绍,选任县委书记时,备选人需要经过市级组织部门初审、市级纪委审核,省纪委进行廉政审查,省委组织部和省纪委共同进行廉政核查。  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在挑选县委书记时,一位市委常委在廉政谈话时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否经得起严格的廉政审查”、“愿不愿意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如此一谈,151名县处级官员中只有31人愿意参加,这名常委分析,部分官员主动放弃是因为经不起廉政审查。想提拔?必须得心里没鬼!  选干部时,组织部和纪委共同上阵,一名干部曾向媒体表示:“组织上还派人做家访,到家里去问妻子、孩子情况,还去问邻居。”  在补齐空岗的同时,山西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甄别处理一批、调整退出一批、掌握使用一批干部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的意见》和《省管干部动议酝酿任免议事规则(试行)》等三个规范性文件,为选人用人提供制度保障。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梳理发现,近两年山西新配备的地级市书记市长,主要为外省调任和省内异地任职,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一配备思路还将持续下去。  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明后两年则是地方党委政府的换届之年,山西这轮大规模调整,既是补位空岗,也是提前做好布局,便于新一届地市领导班子更好地开展工作。山西在本轮反腐大潮中情势特殊,该省选任干部的工作显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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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7-16 08: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