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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时代》选载:什么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层_利发国际官网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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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领导力从哪里来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2015年3月23日,91岁高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这位小国的大政治家曾有一个判断: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问责,但是无法保证选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李光耀的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从其设计初衷来讲就不是用来遴选优秀的领导团队。西方的政党和中共不一样,政党只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组织,没有哪个政党比其他的政党更优秀。选举的基本假设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更好,谁更能准确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谁就能通过选举获得胜利,取得政权。这种逻辑,在中国可能就是一种典型的“尾巴主义”。董必武对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承担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能最充分地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部分利益,用中共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逻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逻辑有某种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要由一个优秀的团队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民众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秩序。这个优秀的团队既要能洞悉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前者是先锋队逻辑的必然要求,后者则是一种民主或民本主义的要求。中共相信,这二者是能够有机统一起来的。在具体行动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要保持先进性,不能搞“尾巴主义”,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脱离群众。因此,中共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以保证其党员在德和才两个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又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对国家的领导,通过群众路线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这就是中共领导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过选拔产生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并使领导集体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  2014年11月26日,中纪委一天之内通报了4名山西贪官的立案调查结果,其中两名女官员的通报用词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消息一出,马上引发舆论热议。“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并不是犯罪,但违反了道德。在中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中共的党纪中则有对此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为什么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员是先锋队的一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党领导的事业中去。  “特殊材料”意味着党员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自我要求,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党员必须比普通公民更优秀才能无愧于党员的称号,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的逻辑。国法是对一个公民的要求,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党纪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它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的要求。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来兰考。2009年3月底习近平就专程赴兰考拜谒焦裕禄陵墓。在习近平心中,焦裕禄是一座丰碑,是一名合格党员的典范。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曾填词一首,以表达他对焦裕禄的敬仰之情:“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尽显这位“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  这何尝不是习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当年,习近平选择离开北京,心中装的就是这份理想;今天,习近平来到兰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禄为榜样,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焦裕禄在兰考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半个世纪仍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3个月后,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这五个方面中,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信念和担当。习近平认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他有个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针对党员干部中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事平生耻”,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保持党的先进性,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30多年后,习近平也一再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14年1月14日,中共对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1969年1月,习近平和两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到延安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真正接触到中国最基层也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非常贫穷,尤其是老区,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住的是土窑,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玉米团子(窝窝头),生活非常艰苦。习近平每天要挑粪、拉煤、打坝、种地,经历过最穷苦的生活,却被他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这一段时间(陕北插队7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习近平在延安一直待到1975年10月,差两个月就满7年,这是他第一次下基层。  7年后的1982年,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条件,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工作,再次从北京出发下基层,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33年后的2015年,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谈及他在正定当书记时下乡调研的往事。“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从198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基层干了25年再次回到北京。正是从正定这个小县城起步,习近平一步步成长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我们只要简单浏览一下中共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简历就会发现,“丰富的基层经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中共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是否有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是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艰苦地方的工作经历。为此,中共有专门的制度安排——干部挂职锻炼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层锻炼,希望他们通过基层历练,将根扎得深一些、实一些。这一制度的雏形是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政府曾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干部和学生下乡,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其正式建立则是1991年,当时中共颁布《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提出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这个决定还规定地(市)以上党和国家机关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  在中共看来,只有那些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的人,才会了解人民,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对此,习近平就深有体会:“参加工作后,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国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也只有经过基层历练,一个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锻炼。  基层历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迅速提升年轻干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新旧矛盾交织,处理起来仅靠书本上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实践经验。“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做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是要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中共正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选拔上来的干部既接地气,又具备应对复杂问题的实践经验,这是中共领导力的重要源泉。  2006年,狄忠蒲在评估中共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由于内部衰败或外部压力而出现即将崩溃的危险。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它一再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那么,这种适应性从哪里来呢?丹麦学者柏思德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共的适应性关键在于中共的组织调适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学习。他们还专门讨论了中央党校,认为中央党校是一个独特的制度调适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就将学习型政党建设作为基本战略。尽管学习是中共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党内培训和学习机制——各级党校。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共“学习”的含义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学习”主要是政治教化意义上的,是组织成员政治进步的标志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学习”则加入了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1978年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反复强调向他国学习,向现代科技与管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最高层的学习还不是在中央党校,而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最高领导人开展集体学习是中共传统的学习系统所缺乏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共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  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截至2015年3月底,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21次集体学习,平均1.3个月就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法治、军事、国防、历史经验均有涉及。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集体学习回应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贴近民众的需求。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学习的主题往往是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奏。  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人大、政协以及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党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学习,中共不仅保持了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且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很强的适应能力。  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体系,已经有能力培训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行业的所有干部。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共还有三个层次的学习机制。第一个层次是,全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普遍建立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各级主要领导的日常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党委版”,是中共核心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  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主要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规轮训。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组织管理机制与方法;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国际政治、哲学等基本知识。  十六大以后,为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需要,中共又成立了三所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所开设的主体班次不同于党校系统所要完成的轮训任务,而是设置专题班。比如,浦东干部学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厅局级专题培训班,主要按照三大专题开设:一是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管理;三是学习借鉴长三角改革发展经验,促进中西部科学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高校系统。为了更好满足各级党员干部对现代化知识的需求,2000年以来,中共加大了与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通过专项培训,让各级党员干部尽快掌握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为了开阔各级党员干部的视野,中共各级组织部门还与很多国外的院校建立合作培训机制,定期将他们送到国外进行专项培训。现在,很多地方的处级干部都有海外学习经历。  正是通过常规而系统的学习,中共才得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习近平在2015年2月底专门为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要勤于学、敏于思,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学习,已经成为中共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动机。  中共能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之外,还需要制度化的机制来将党和国家连接起来,使党的意志能有效变成国家的政策,并保证各部门有效执行这些政策。在众多的机制中,有三个机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  第一个机制就是领导小组机制。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对于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要由总书记来担任,而且整个小组的规格如此之高,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在其中任职。  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议事、协调等功能,极为重要,也极为特殊。这些领导小组数量很多,既有常设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它们是党政系统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小组负责人的级别越高,“小组”协调和执行能力也更强。例如,2006年,国家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级协调工作小组”。由于涉及部门繁多,医改方案久拖不决。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提升了小组的规格,批准医改协调小组升格为医改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挂帅。消息一出,媒体纷纷用“新医改驶入快车道”来形容紧接而来的医改新进展。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有如此高的规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经中枢”,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11次会议,先后共审议了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内的至少50个文件,通过了不少“重量级”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司法体制改革是目前深改组关注最多的议题。11次会议中有7次会议均涉及这一改革的相关内容,先后通过的相关方案和意见多达12个。  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运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要决策均是先在专门的小组中拟订方案,然后再提交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中央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作为相关职能领域顶层的每一个领导小组,都领导着一批党、政、军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归口管理”一般都是通过党的领导小组制度来实现的。  第二个机制是党组制度。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在这些机构成立党组。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党组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在非党组织中的派出机关。作为派出机构,党组和党委不同,党委是选举产生,党组则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同级党委指派,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正是通过党组,党能有效地实现对各种非党组织的领导。以人大为例,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设立在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党组来贯彻党的意志,党组成员一般由委员长、党员副委员长(地方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党员副主任)加秘书长组成。在实际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党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尽管党组和同级党委分属于人大和党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从党内关系来说,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个机制是中共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任职。例如,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但同时他也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则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  通过这三种机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权体制下可能出现的相互否决、治理低效的弊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的两党制使美国政治周期性地陷入两极分化,而其分权制衡机制使得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从而形成“否决政体”,整个体制都受制于否决权。在分立性政府的情况下,政党无法有效地协调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政治僵局,甚至导致联邦政府有时不得不“关门歇业”。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当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杰斐逊,快醒醒!他们已经变成了白痴!》。相比而言,中共的党政体制不仅能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可以通过党的系统有效协调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流畅。  2013年5月9日,中共下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想将密集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除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外,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强化整个社会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改革计划之一,而且是一个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执政根基,是“三大法宝”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1979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困难重重,邓小平重提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习近平再次运用起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他用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阐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自我净化,这是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只有自我完善了,党才能通过精神感召,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在中国,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面对重大的利益调整,“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净化,修复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在中共看来,群众路线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政治含义,即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其二是方法论含义,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其三是作风含义,即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作风含义上展开的,作为政治含义和方法论含义的群众路线则体现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其他战略部署之中。  群众路线作为组织路线,除了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之外,还需要有具体的组织机制,使党能够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这些组织机制既有直接的,如基层党组织,也有间接的,如人民团体。对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强化其组织体系,不仅着眼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而且努力实现对社会的全覆盖,用中共组织部门的话来说,就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让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近些年中共组织部门大力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民营企业党建”“社区党建”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人民团体则更为灵活,它们是中共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抓手。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人民团体,常常将其与一般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社会组织是由国务院系统的民政部门管理的,而人民团体则归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归口管理原则,一个是政府口的,一个是党口的。从本质上讲,人民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共十分重视人民团体的作用,2015年2月3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为代表的人民团体自新中国成立时即已成立,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在基层,这些组织体系和党的基层组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组织网络,为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手段。近年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积极谋求转型,努力承担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务的群体,孵化、培育和扶持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在广东省,广东共青团有30家“培育孵化基地”,创建了超过366家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成为人民团体的延伸手臂,使其能更加自如地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责任编辑:

原标题:张璞、姜新文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中新社太原1月30日电 (范丽芳 宋立超)30日,政协山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接受李雁红辞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请求,同时选举张璞、姜新文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张璞,男,汉族,1956年9月生,山西临汾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学位,中共十八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山西省委委员。2011年3月至今,担任晋中市委书记。  姜新文,男,汉族,1956年11月生,山西忻州人,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十届省委委员,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2015年6月至今,担任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当天,会议还补选于若洁、刘文秀、崔联会、渠性轩、韩丽珍为政协山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完)责任编辑:

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记者杜尚泽  [彭丽媛出席“爱在阳光下”开营式]盛夏北京,古老故宫,“爱在阳光下——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在太和门西广场拉开帷幕。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开营式致辞中表示,“爱在阳光下”活动首次邀请非洲儿童参 加,希望非洲小朋友由此爱上中国,希望中国小朋友借此开阔视野,让友谊的种子在中非儿童心中生根发芽。她说,你们都是世界的未来,你们的境遇虽然和其他儿 童不同,但同是在阳光下成长。关爱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期盼更多社会力量积极行动起来,让爱的阳光更加灿烂。  [彭丽媛和中非儿童共同剪纸“手拉手”]“爱在阳光下——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上,彭丽媛来到中国和非洲孩子们中间,一道完成“手拉手”剪纸作品。彭丽媛耐心指导孩子们,夸赞他们做得好,并询问他们最近的学 习生活情况。另一张展示台旁,彭丽媛和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共同完成了面点“巧花”的制作。当一名儿童第一次制作面点“鱼”失败时,彭丽媛鼓励他,并帮助他 一道完成。中国传统技艺制作体验给中非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  [彭丽媛为“2016中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欢快的鼓点、激昂的乐曲,“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上,中国和非洲儿童表演了舞蹈《非洲鼓》和戏曲《变脸》,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彭丽媛和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等共同走上舞台,带领中非儿童手持花洒浇花,为夏令营开营。来自中国和南非、加纳、津巴布韦的57名儿童将在北京共同度过一段难忘时光。责任编辑:

原标题:省委书记上任先去看望老同志,有啥玄机?  文/师恩  随着江西、青海、山西、江苏等省份省委书记变动,又是一波省级大员调整高峰。不少人好奇,这些肩负中央重托的党委一把手们,会以怎样的方式亮相,听“嗷夜”给你分析分析。    6月30日上午,刚刚履新的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在南昌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鹿心社提到,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贡献智慧与经验。  新任省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很多人都很关注,从小编的梳理来看,探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专家、老同志是很多人的共同点。因为在政界传统中,新任领导看望老同志除了表达慰问之意,还要讨经验、听意见、盼支持。  比如2012年的一轮人事调整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来到市级老同志吴振、高德占等家中看望慰问,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也不例外地看望慰问了部分省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看望张文彬、甘宇平、黄冶三位老同志。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履新吉林省委书记不久,孙政才就曾经去看望正省级老同志。  由此看来,看望老同志是政界传统,也成为新任书记们的一项必修课。一是要给老同志予充分的关心,老同志德高望重,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二是老同志了解本地情况,尤其是对于外来干部而言,拜访老同志可以尽快熟悉情况,获得支持;三是要向老同志虚心学习,在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中,老同志是过来人,其经验有着很大的帮助。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书记肩负中央重托,他们先干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很多情况下第一次亮相也能传递出不同的信号,尤其是对主抓工作的部署。  比如王儒林,此次他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刚履新山西时,重点针对当时山西的“塌方式腐败”进行整治。王儒林上任第二天的山西日报直接刊登了他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重点提及山西连续出现严重腐败问题。两天后王儒林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对反腐进行部署。  2015年8月4日,履新河北省委书记4天之后,赵克志来到西柏坡。考察中他重点提到了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也与他4天前履新时的表态相呼应。  此外,2016年3月27日,陕西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娄勤俭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晚,娄勤俭就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加强班子自身建设。连夜开会,可见中央对陕西省委常委班子有新要求。    除了拜访老同志,新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还与人大、政协工作紧密相连。2014年9月1日,吉林新任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走访看望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在谈话中,他对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职能作用都作了强调。  2015年6月3日下午,安徽省人大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机关干部大会,上任刚两天的省委书记王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重点强调要积极探索新常态下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  无论是看望人大、政协干部职工,还是出席干部大会,亦或直接走访人大、政协机关,进行座谈,新任省委书记们要表示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重视,也往往会就本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进行交流,听取不同意见。    开头提到新书记拜访老同志,其实看望基层党员、基层工作者也是新书记的亮相方式之一。  比如青海新任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青海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深入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福禄巷社区,了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与基层党员群众共庆党的95周年生日。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生的上任时间与“七一”临近,和其他各省份的书记们一样,看望基层党员或者典型党员是书记分内活动。当然,新书记们的分内活动还包括会见中央官员或者国内外客人。比如2015年5月4日,李希任辽宁省委书记,6日,李希在辽宁友谊宾馆会见了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责任编辑:

原标题:“宁波不宁”官员落马频 黄兴国宁波往事  本报记者 周远征 郝成 柴刚报道  担任代理书记20个月,迟迟未能顺利迈出转正的一小步,最终却失足坠落。9月10日深夜,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天津市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浙江象山出生的黄兴国曾经在1998年11月到2003年11月期间担任副省级城市宁波市委书记。宁波正是黄兴国政治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基于宁波的从政经历,黄兴国得以在2003年11月顺利北上成为直辖市天津市委副书记,并一路做到了天津代理书记、市长。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从1998年11月至今,浙江宁波在为多个省市输送优秀的部级官员之外,亦有多位曾经在宁波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的官员落马:许运鸿、陈同海、卢子跃、黄兴国。    十八年前的1998年11月,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的黄兴国临危受命前往副省级城市宁波任市委书记。  彼时,宁波官场正处于极度动荡期,众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1998年4月,宁波国际信托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吴斌被警方控制。由此开始,包括时任市委书记许运鸿、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孙茂本、市府副秘书长戴瑞祥、原宁波市副市长,当时已调任台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孙炎彪被等76位党政官员接受调查。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撤消了许运鸿的中央候补委员职务。2000年10月17日,许运鸿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相关部门通报信息显示,许运鸿在担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徇私渎职,支持和纵容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违规经营。截止到1997年11月底,造成国家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总额达人民币11.97亿元。期间,许运鸿之子许斌先后收受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吴彪所送人民币14万元、港币12万元、美元2.5万元及劳力士手表一块。此外,许运鸿及其家人还接受了多家公司所送礼金和礼品。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黄兴国开启了艰难的五年治宁历程。黄兴国采取各种措施稳住宁波官场局面之外,对于宁波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亦采取了卓有成效的举措。  黄兴国就任宁波市委书记不久,提出宁波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把港口开发作为重要突破口,要以远洋集装箱运输为主攻方向。在他看来,通过港城互动等措施,进一步确定宁波港的战略地位后,宁波要为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是宁波的必然选择。  从数据看,黄兴国在离任之时,宁波在港口建设打造国际港口城市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数据显示,2003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超1.85亿吨,同比增长20%以上,仅次于上海港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集装箱吞吐量277万TEU,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五位,比2002年增长48%以上,增幅连续5年居中国大陆主要集装箱港口第一位。2003年,宁波实现GDP176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3%,增长速度为近6年以来最高。人均GDP超过3400美元。第一产业增加值112.0亿元,比上年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007.0亿元,增长18.0% 。而在其主政期间,包括音乐厅、大剧院等设施也相继建成或在建。  时至今日,黄兴国在宁波当地官员和百姓中亦有一定的口碑。黄兴国调任天津之后,素有往来的天津和宁波之间的交流则更加密切。    随着黄兴国的落马,曾经担任过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的落马官员在18年内已经增加到了四位:许运鸿、陈同海、卢子跃、黄兴国。  许运鸿落马之后,除了曾经担任过宁波市副市长的湖州市委书记徐福宁在2005年被双规之外,宁波官场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显示,徐福宁利用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兼任宁波大学党委书记和宁波市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 ,在承建工程、合作办学、扩大影响、提供支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有关人员所送的人民币35万元和美元26800元。其中,徐福宁涉及到了在宁波大剧院建设中收受贿赂。该大剧院建设也是黄兴国时期开始建设的宁波大剧院。宁波大剧院的预算为5亿元,但工程验收完成后的实际投资却达到6.1亿元。  最终,徐福宁案件并没有波及到黄兴国。徐福宁案件之后,宁波走出来的政治明星陈同海却在2007年落马。陈同海曾经在1991年到1994年期间,相继担任宁波市代市长、市长。陈同海家族在宁波以及天津都拥有极厚的根基,其父亲陈伟达曾经担任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地委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等职,门生众多。公开信息显示,陈同海与黄兴国之间在浙江时期并无直接的交际。陈同海在担任中石化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期间,曾经为天津中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多次到天津,两位曾经在宁波担任要职的官员有了公开的交集。黄兴国尚未公布进一步情况之前,陈同海是曾经的宁波官员中受处最为严重的一位。2009年,陈同海被判处死缓。  2016年3月,时任宁波市市长的卢子跃突然被“双规”。2016年6月21日,中纪委通报了卢子跃的情况,经查,卢子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据媒体报道,卢子跃与已落马的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斯鑫良关系密切。目前,卢子跃尚未被提起公诉,案件处于审查期间。  从公开信息中,卢子跃与黄兴国交集不多。2014年,卢子跃率宁波党政代表团到天津考察学习时,黄兴国曾经接见卢子跃一行。黄兴国表示,近年来家乡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繁荣、百姓殷实,生态优美、社会和谐。相信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改革创新、艰苦实干,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天津与宁波渊源深厚,两地人民情谊深长,希望大家多走走、多看看,促进两地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四位落马的官员中,许运鸿已经出狱。黄兴国和卢子跃,或许能与陈同海相聚秦城。(稿件来源:中国经营报)责任编辑:

《习近平时代》选载:什么人可以进入中共最高层_利发国际官网官方网站

中共的领导力从哪里来  —— 《习近平时代》 选载  2015年3月23日,91岁高龄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这位小国的大政治家曾有一个判断: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问责,但是无法保证选出优秀的政府或领导人。  李光耀的观察是有一定道理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从其设计初衷来讲就不是用来遴选优秀的领导团队。西方的政党和中共不一样,政党只是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的组织,没有哪个政党比其他的政党更优秀。选举的基本假设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更好,谁更能准确地反映民众的诉求,谁就能通过选举获得胜利,取得政权。这种逻辑,在中国可能就是一种典型的“尾巴主义”。董必武对此曾有非常精到的批评:“有些同志以为实行群众路线不需要党来领导,这也不对。没有党的领导,群众利益是不能实现的。”“像群众长远的利益或最高的利益,群众自身往往是看不见的,必须有党领导,群众才不致走错路。”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承担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能最充分地代表民众的利益,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部分利益,用中共自己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锋队逻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士大夫政治逻辑有某种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要由一个优秀的团队肩负起领导责任,带领民众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秩序。这个优秀的团队既要能洞悉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要能回应民众的诉求。前者是先锋队逻辑的必然要求,后者则是一种民主或民本主义的要求。中共相信,这二者是能够有机统一起来的。在具体行动策略上,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既要保持先进性,不能搞“尾巴主义”,又要坚持群众路线,不能脱离群众。因此,中共不断地通过自我革新,以保证其党员在德和才两个方面的先进性;同时,又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来保证其对国家的领导,通过群众路线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这就是中共领导力的源泉,它一方面通过选拔产生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并使领导集体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又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这些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  2014年11月26日,中纪委一天之内通报了4名山西贪官的立案调查结果,其中两名女官员的通报用词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消息一出,马上引发舆论热议。“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并不是犯罪,但违反了道德。在中国的《刑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中共的党纪中则有对此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七条明确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为什么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员是先锋队的一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应当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将普通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带领他们投身于党领导的事业中去。  “特殊材料”意味着党员要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自我要求,无论是在道德方面,还是在能力方面,党员必须比普通公民更优秀才能无愧于党员的称号,这就是党纪严于国法的逻辑。国法是对一个公民的要求,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党纪是对一个党员的要求,它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也是党的先进性的要求。  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河南省兰考县调研。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来兰考。2009年3月底习近平就专程赴兰考拜谒焦裕禄陵墓。在习近平心中,焦裕禄是一座丰碑,是一名合格党员的典范。早在1990年,习近平就曾填词一首,以表达他对焦裕禄的敬仰之情:“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尽显这位“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的为民情怀与英雄本色。  这何尝不是习近平自己所向往的境界呢?!当年,习近平选择离开北京,心中装的就是这份理想;今天,习近平来到兰考,也是希望以焦裕禄为榜样,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做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焦裕禄在兰考仅工作470多天,但在群众心中铸就了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半个世纪仍历久弥新,就是因为他“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3个月后,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全面阐述了好干部的标准。“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这五个方面中,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信念和担当。习近平认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他有个形象的比喻:“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针对党员干部中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问题,习近平强调: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事平生耻”,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保持党的先进性,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认真选好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30多年后,习近平也一再强调,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事关党的事业薪火相传,事关国家长治久安。2014年1月14日,中共对已经实行了十多年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1969年1月,习近平和两万多名初、高中毕业生一起,到延安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一年他才15岁。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真正接触到中国最基层也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当时的中国非常贫穷,尤其是老区,这些城里来的孩子住的是土窑,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玉米团子(窝窝头),生活非常艰苦。习近平每天要挑粪、拉煤、打坝、种地,经历过最穷苦的生活,却被他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这一段时间(陕北插队7年)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习近平在延安一直待到1975年10月,差两个月就满7年,这是他第一次下基层。  7年后的1982年,习近平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条件,放弃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工作,再次从北京出发下基层,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33年后的2015年,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还谈及他在正定当书记时下乡调研的往事。“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  从1982年到2007年,习近平在基层干了25年再次回到北京。正是从正定这个小县城起步,习近平一步步成长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我们只要简单浏览一下中共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的简历就会发现,“丰富的基层经历”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政治局常委如此,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都有基层工作的经历。中共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中,是否有基层一线工作经历是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艰苦地方的工作经历。为此,中共有专门的制度安排——干部挂职锻炼制度,要求干部到基层锻炼,希望他们通过基层历练,将根扎得深一些、实一些。这一制度的雏形是延安时期边区人民政府曾大规模选派知识分子、干部和学生下乡,对农村社会进行改造。其正式建立则是1991年,当时中共颁布《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提出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干部,要有目的地选派他们到基层去任职锻炼。这个决定还规定地(市)以上党和国家机关提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三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  在中共看来,只有那些有过基层工作经历的人,才会了解人民,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对此,习近平就深有体会:“参加工作后,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国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也只有经过基层历练,一个人的意志才能得到最有效的锻炼。  基层历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迅速提升年轻干部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新旧矛盾交织,处理起来仅靠书本上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的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实践经验。“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这种锻炼不是做样子的,而应该是多岗位、长时间的,没有预设晋升路线图的,是要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  中共正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得选拔上来的干部既接地气,又具备应对复杂问题的实践经验,这是中共领导力的重要源泉。  2006年,狄忠蒲在评估中共未来的发展趋势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存在由于内部衰败或外部压力而出现即将崩溃的危险。虽然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严峻的问题,但是它一再证明自己具有足够的适应性和弹性。那么,这种适应性从哪里来呢?丹麦学者柏思德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中共的适应性关键在于中共的组织调适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得,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学习。他们还专门讨论了中央党校,认为中央党校是一个独特的制度调适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就将学习型政党建设作为基本战略。尽管学习是中共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并且很早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党内培训和学习机制——各级党校。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共“学习”的含义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学习”主要是政治教化意义上的,是组织成员政治进步的标志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学习”则加入了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要求。1978年后,中央高层领导人反复强调向他国学习,向现代科技与管理知识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中共最高层的学习还不是在中央党校,而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最高领导人开展集体学习是中共传统的学习系统所缺乏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共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  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截至2015年3月底,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21次集体学习,平均1.3个月就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十分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法治、军事、国防、历史经验均有涉及。从这些内容中可以看到,集体学习回应了治国理政的重要问题,贴近民众的需求。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可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学习的主题往往是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奏。  参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而且有人大、政协以及与学习主题相关的党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通过学习,中共不仅保持了强大的执政能力,而且领导人民取得了巨大成功,显示出很强的适应能力。  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学习体系,已经有能力培训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委到行业的所有干部。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外,中共还有三个层次的学习机制。第一个层次是,全国各级各类党政机关领导班子普遍建立了中心组学习制度,强化各级主要领导的日常学习,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党委版”,是中共核心领导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  第二个层次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主要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规轮训。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培训大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和最新的政策文件;党章党规党纪和党的组织管理机制与方法;行政、管理和领导科学;经济学、会计学、历史、国际政治、哲学等基本知识。  十六大以后,为适应新时期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战略需要,中共又成立了三所干部学院: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所开设的主体班次不同于党校系统所要完成的轮训任务,而是设置专题班。比如,浦东干部学院重中之重的班次是厅局级专题培训班,主要按照三大专题开设:一是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与现代金融管理;三是学习借鉴长三角改革发展经验,促进中西部科学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高校系统。为了更好满足各级党员干部对现代化知识的需求,2000年以来,中共加大了与各高校的合作,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通过专项培训,让各级党员干部尽快掌握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为了开阔各级党员干部的视野,中共各级组织部门还与很多国外的院校建立合作培训机制,定期将他们送到国外进行专项培训。现在,很多地方的处级干部都有海外学习经历。  正是通过常规而系统的学习,中共才得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习近平在2015年2月底专门为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要勤于学、敏于思,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学习,已经成为中共不断自我更新的发动机。  中共能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除了不断强化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之外,还需要制度化的机制来将党和国家连接起来,使党的意志能有效变成国家的政策,并保证各部门有效执行这些政策。在众多的机制中,有三个机制很有特色,也很重要。  第一个机制就是领导小组机制。2013年12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仅一个月,中共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对于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要由总书记来担任,而且整个小组的规格如此之高,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4人在其中任职。  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广泛存在于党和国家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议事、协调等功能,极为重要,也极为特殊。这些领导小组数量很多,既有常设性的,也有临时性的,它们是党政系统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小组负责人的级别越高,“小组”协调和执行能力也更强。例如,2006年,国家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级协调工作小组”。由于涉及部门繁多,医改方案久拖不决。2008年12月20日,国务院提升了小组的规格,批准医改协调小组升格为医改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亲自挂帅。消息一出,媒体纷纷用“新医改驶入快车道”来形容紧接而来的医改新进展。  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有如此高的规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经中枢”,自成立以来已经举行11次会议,先后共审议了包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内的至少50个文件,通过了不少“重量级”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司法体制改革是目前深改组关注最多的议题。11次会议中有7次会议均涉及这一改革的相关内容,先后通过的相关方案和意见多达12个。  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运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重要决策均是先在专门的小组中拟订方案,然后再提交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审议通过,相关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中央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全面领导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桥梁。作为相关职能领域顶层的每一个领导小组,都领导着一批党、政、军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归口管理”一般都是通过党的领导小组制度来实现的。  第二个机制是党组制度。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党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一领导,很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在这些机构成立党组。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是实现党对非党组织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制度保证。  党组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在非党组织中的派出机关。作为派出机构,党组和党委不同,党委是选举产生,党组则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同级党委指派,并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正是通过党组,党能有效地实现对各种非党组织的领导。以人大为例,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设立在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党组来贯彻党的意志,党组成员一般由委员长、党员副委员长(地方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党员副主任)加秘书长组成。在实际工作中,人大常委会党组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党组实际上是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尽管党组和同级党委分属于人大和党两个不同的系统,但从党内关系来说,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第三个机制是中共领导人在国家机构中任职。例如,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但同时他也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其他政治局常委则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纪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  通过这三种机制,中共有效克服了分权体制下可能出现的相互否决、治理低效的弊端。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美国的两党制使美国政治周期性地陷入两极分化,而其分权制衡机制使得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从而形成“否决政体”,整个体制都受制于否决权。在分立性政府的情况下,政党无法有效地协调立法机构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政治僵局,甚至导致联邦政府有时不得不“关门歇业”。从1977年到1996年19年间,联邦政府曾关门17次,几乎平均每年关门一次,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10月。当时,法国《世界报》刊登一篇评论,题目是:《杰斐逊,快醒醒!他们已经变成了白痴!》。相比而言,中共的党政体制不仅能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被利益集团所俘获,而且可以通过党的系统有效协调立法和行政,以及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流畅。  2013年5月9日,中共下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习近平常说: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想将密集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除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外,还必须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强化整个社会对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改革计划之一,而且是一个需要涉险滩、啃硬骨头的改革,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时,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执政根基,是“三大法宝”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  1979年,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兴,改革困难重重,邓小平重提群众路线:“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今天,改革进入深水区,习近平再次运用起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他用了一句通俗易懂的话来阐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的自我净化,这是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只有自我完善了,党才能通过精神感召,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在中国,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面对重大的利益调整,“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通过党的自我净化,修复党和群众的信任基础,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公信力,加强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认同。  在中共看来,群众路线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政治含义,即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其二是方法论含义,即“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其三是作风含义,即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在作风含义上展开的,作为政治含义和方法论含义的群众路线则体现在加强协商民主建设等其他战略部署之中。  群众路线作为组织路线,除了要求各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之外,还需要有具体的组织机制,使党能够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这些组织机制既有直接的,如基层党组织,也有间接的,如人民团体。对于前者,中共一直努力强化其组织体系,不仅着眼于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而且努力实现对社会的全覆盖,用中共组织部门的话来说,就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让组织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近些年中共组织部门大力开展的“城市商圈党建”“民营企业党建”“社区党建”等,就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人民团体则更为灵活,它们是中共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共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抓手。西方人不太理解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人民团体,常常将其与一般的社会组织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之间差别是非常大的。社会组织是由国务院系统的民政部门管理的,而人民团体则归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归口管理原则,一个是政府口的,一个是党口的。从本质上讲,人民团体是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中共十分重视人民团体的作用,2015年2月3日,《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强调“必须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以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为代表的人民团体自新中国成立时即已成立,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组织体系,在基层,这些组织体系和党的基层组织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组织网络,为中共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手段。近年来,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积极谋求转型,努力承担起“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面向各自服务的群体,孵化、培育和扶持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在广东省,广东共青团有30家“培育孵化基地”,创建了超过366家新的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成为人民团体的延伸手臂,使其能更加自如地发挥社会动员的作用。责任编辑:

原标题:张璞、姜新文当选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中新社太原1月30日电 (范丽芳 宋立超)30日,政协山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接受李雁红辞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请求,同时选举张璞、姜新文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公开资料显示,张璞,男,汉族,1956年9月生,山西临汾人,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学学士学位,中共十八大代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山西省委委员。2011年3月至今,担任晋中市委书记。  姜新文,男,汉族,1956年11月生,山西忻州人,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十届省委委员,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2015年6月至今,担任山西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当天,会议还补选于若洁、刘文秀、崔联会、渠性轩、韩丽珍为政协山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完)责任编辑:

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记者杜尚泽  [彭丽媛出席“爱在阳光下”开营式]盛夏北京,古老故宫,“爱在阳光下——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在太和门西广场拉开帷幕。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在开营式致辞中表示,“爱在阳光下”活动首次邀请非洲儿童参 加,希望非洲小朋友由此爱上中国,希望中国小朋友借此开阔视野,让友谊的种子在中非儿童心中生根发芽。她说,你们都是世界的未来,你们的境遇虽然和其他儿 童不同,但同是在阳光下成长。关爱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期盼更多社会力量积极行动起来,让爱的阳光更加灿烂。  [彭丽媛和中非儿童共同剪纸“手拉手”]“爱在阳光下——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上,彭丽媛来到中国和非洲孩子们中间,一道完成“手拉手”剪纸作品。彭丽媛耐心指导孩子们,夸赞他们做得好,并询问他们最近的学 习生活情况。另一张展示台旁,彭丽媛和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共同完成了面点“巧花”的制作。当一名儿童第一次制作面点“鱼”失败时,彭丽媛鼓励他,并帮助他 一道完成。中国传统技艺制作体验给中非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  [彭丽媛为“2016中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欢快的鼓点、激昂的乐曲,“2016中 非儿童北京夏令营”开营式上,中国和非洲儿童表演了舞蹈《非洲鼓》和戏曲《变脸》,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彭丽媛和南非总统夫人托贝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陈冯富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西迪贝等共同走上舞台,带领中非儿童手持花洒浇花,为夏令营开营。来自中国和南非、加纳、津巴布韦的57名儿童将在北京共同度过一段难忘时光。责任编辑:

原标题:省委书记上任先去看望老同志,有啥玄机?  文/师恩  随着江西、青海、山西、江苏等省份省委书记变动,又是一波省级大员调整高峰。不少人好奇,这些肩负中央重托的党委一把手们,会以怎样的方式亮相,听“嗷夜”给你分析分析。    6月30日上午,刚刚履新的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在南昌走访看望了正省级老同志、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鹿心社提到,希望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贡献智慧与经验。  新任省委书记上任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很多人都很关注,从小编的梳理来看,探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专家、老同志是很多人的共同点。因为在政界传统中,新任领导看望老同志除了表达慰问之意,还要讨经验、听意见、盼支持。  比如2012年的一轮人事调整后,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来到市级老同志吴振、高德占等家中看望慰问,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也不例外地看望慰问了部分省老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日,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看望张文彬、甘宇平、黄冶三位老同志。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履新吉林省委书记不久,孙政才就曾经去看望正省级老同志。  由此看来,看望老同志是政界传统,也成为新任书记们的一项必修课。一是要给老同志予充分的关心,老同志德高望重,要给予足够的尊重;二是老同志了解本地情况,尤其是对于外来干部而言,拜访老同志可以尽快熟悉情况,获得支持;三是要向老同志虚心学习,在一个地方的改革发展中,老同志是过来人,其经验有着很大的帮助。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书记肩负中央重托,他们先干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很多情况下第一次亮相也能传递出不同的信号,尤其是对主抓工作的部署。  比如王儒林,此次他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但在他刚履新山西时,重点针对当时山西的“塌方式腐败”进行整治。王儒林上任第二天的山西日报直接刊登了他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重点提及山西连续出现严重腐败问题。两天后王儒林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对反腐进行部署。  2015年8月4日,履新河北省委书记4天之后,赵克志来到西柏坡。考察中他重点提到了各级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也与他4天前履新时的表态相呼应。  此外,2016年3月27日,陕西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娄勤俭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晚,娄勤俭就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加强班子自身建设。连夜开会,可见中央对陕西省委常委班子有新要求。    除了拜访老同志,新书记上任后的第一件事还与人大、政协工作紧密相连。2014年9月1日,吉林新任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走访看望省人大、省政协机关干部职工,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在谈话中,他对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的职能作用都作了强调。  2015年6月3日下午,安徽省人大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及机关干部大会,上任刚两天的省委书记王学军出席会议并讲话,重点强调要积极探索新常态下依法履职的新思路、新举措。  无论是看望人大、政协干部职工,还是出席干部大会,亦或直接走访人大、政协机关,进行座谈,新任省委书记们要表示对人大、政协工作的重视,也往往会就本地下一步的重点工作进行交流,听取不同意见。    开头提到新书记拜访老同志,其实看望基层党员、基层工作者也是新书记的亮相方式之一。  比如青海新任省委书记王国生,在青海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深入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福禄巷社区,了解“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与基层党员群众共庆党的95周年生日。  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生的上任时间与“七一”临近,和其他各省份的书记们一样,看望基层党员或者典型党员是书记分内活动。当然,新书记们的分内活动还包括会见中央官员或者国内外客人。比如2015年5月4日,李希任辽宁省委书记,6日,李希在辽宁友谊宾馆会见了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责任编辑:

原标题:“宁波不宁”官员落马频 黄兴国宁波往事  本报记者 周远征 郝成 柴刚报道  担任代理书记20个月,迟迟未能顺利迈出转正的一小步,最终却失足坠落。9月10日深夜,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天津市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浙江象山出生的黄兴国曾经在1998年11月到2003年11月期间担任副省级城市宁波市委书记。宁波正是黄兴国政治仕途的重要转折点。基于宁波的从政经历,黄兴国得以在2003年11月顺利北上成为直辖市天津市委副书记,并一路做到了天津代理书记、市长。  《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从1998年11月至今,浙江宁波在为多个省市输送优秀的部级官员之外,亦有多位曾经在宁波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的官员落马:许运鸿、陈同海、卢子跃、黄兴国。    十八年前的1998年11月,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的黄兴国临危受命前往副省级城市宁波任市委书记。  彼时,宁波官场正处于极度动荡期,众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1998年4月,宁波国际信托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吴斌被警方控制。由此开始,包括时任市委书记许运鸿、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孙茂本、市府副秘书长戴瑞祥、原宁波市副市长,当时已调任台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的孙炎彪被等76位党政官员接受调查。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撤消了许运鸿的中央候补委员职务。2000年10月17日,许运鸿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相关部门通报信息显示,许运鸿在担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徇私渎职,支持和纵容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违规经营。截止到1997年11月底,造成国家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总额达人民币11.97亿元。期间,许运鸿之子许斌先后收受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吴彪所送人民币14万元、港币12万元、美元2.5万元及劳力士手表一块。此外,许运鸿及其家人还接受了多家公司所送礼金和礼品。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黄兴国开启了艰难的五年治宁历程。黄兴国采取各种措施稳住宁波官场局面之外,对于宁波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亦采取了卓有成效的举措。  黄兴国就任宁波市委书记不久,提出宁波要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把港口开发作为重要突破口,要以远洋集装箱运输为主攻方向。在他看来,通过港城互动等措施,进一步确定宁波港的战略地位后,宁波要为全省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建设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是宁波的必然选择。  从数据看,黄兴国在离任之时,宁波在港口建设打造国际港口城市方面取得了极大的突破。数据显示,2003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超1.85亿吨,同比增长20%以上,仅次于上海港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二位;集装箱吞吐量277万TEU,居中国大陆港口第五位,比2002年增长48%以上,增幅连续5年居中国大陆主要集装箱港口第一位。2003年,宁波实现GDP1769.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3%,增长速度为近6年以来最高。人均GDP超过3400美元。第一产业增加值112.0亿元,比上年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1007.0亿元,增长18.0% 。而在其主政期间,包括音乐厅、大剧院等设施也相继建成或在建。  时至今日,黄兴国在宁波当地官员和百姓中亦有一定的口碑。黄兴国调任天津之后,素有往来的天津和宁波之间的交流则更加密切。    随着黄兴国的落马,曾经担任过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的落马官员在18年内已经增加到了四位:许运鸿、陈同海、卢子跃、黄兴国。  许运鸿落马之后,除了曾经担任过宁波市副市长的湖州市委书记徐福宁在2005年被双规之外,宁波官场平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关部门披露的信息显示,徐福宁利用担任宁波市委副书记兼任宁波大学党委书记和宁波市重点文化设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之便 ,在承建工程、合作办学、扩大影响、提供支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有关人员所送的人民币35万元和美元26800元。其中,徐福宁涉及到了在宁波大剧院建设中收受贿赂。该大剧院建设也是黄兴国时期开始建设的宁波大剧院。宁波大剧院的预算为5亿元,但工程验收完成后的实际投资却达到6.1亿元。  最终,徐福宁案件并没有波及到黄兴国。徐福宁案件之后,宁波走出来的政治明星陈同海却在2007年落马。陈同海曾经在1991年到1994年期间,相继担任宁波市代市长、市长。陈同海家族在宁波以及天津都拥有极厚的根基,其父亲陈伟达曾经担任宁波市委书记、宁波地委书记、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等职,门生众多。公开信息显示,陈同海与黄兴国之间在浙江时期并无直接的交际。陈同海在担任中石化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期间,曾经为天津中石化百万吨乙烯项目多次到天津,两位曾经在宁波担任要职的官员有了公开的交集。黄兴国尚未公布进一步情况之前,陈同海是曾经的宁波官员中受处最为严重的一位。2009年,陈同海被判处死缓。  2016年3月,时任宁波市市长的卢子跃突然被“双规”。2016年6月21日,中纪委通报了卢子跃的情况,经查,卢子跃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据媒体报道,卢子跃与已落马的原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斯鑫良关系密切。目前,卢子跃尚未被提起公诉,案件处于审查期间。  从公开信息中,卢子跃与黄兴国交集不多。2014年,卢子跃率宁波党政代表团到天津考察学习时,黄兴国曾经接见卢子跃一行。黄兴国表示,近年来家乡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繁荣、百姓殷实,生态优美、社会和谐。相信在宁波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改革创新、艰苦实干,家乡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天津与宁波渊源深厚,两地人民情谊深长,希望大家多走走、多看看,促进两地合作交流,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四位落马的官员中,许运鸿已经出狱。黄兴国和卢子跃,或许能与陈同海相聚秦城。(稿件来源:中国经营报)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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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9-09 03: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