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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激进组织发言人涉旺角暴乱被捕 曾说宁为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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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二的旺角暴乱后,香港警方迅速拘捕大批涉案疑犯。据香港媒体2月21日报道,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仰涉嫌参与旺角暴乱被警方拘捕。  据了解,警方破门进入天水围一个单位拘捕黄台仰时,在单位内发现可疑化学物品,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正在现场检查,消防车等在场戒备。  大年初二香港旺角爆发严重警民冲突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站在小型客货车车顶上,利用扩音器“指挥”示威者。事后,黄台仰还在网上发布录音,叫嚣“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后他一直没有露面。  “本土民主前线”在脸书(Facebook)上指出,已有组织成员及律师前往协助黄台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将旺角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定性为“暴乱”,并形容抗议者为“暴徒”。他说,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社会都会定为暴乱。  至今香港警方共拘捕70余名涉案人员,44人被控参与旺角“暴动”,另有1人被控“非法集结”。  黄台仰出生于1993年,曾经就读于香港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和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目前是一名自由室内设计师。  去年10月,外媒曾采访过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另一名发起人梁天琦。  “本土民主前线”本身就是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运动后成立的,据两人介绍,该组织成员约有60人,都是在“占中”期间相识的,而且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90后”。  黄台仰与梁天琦将非法“占中”形容为“雨伞革命”,理由是,“雨伞革命”源于2014年9月28日市民自发声援冲进政府总部的学生,与原来的“占领中环”组织者无关。他们还认为,“占中”根本从来没有发生过。  两人认为,“雨伞革命”是个“完完全全”的失败。黄台仰当时在采访时表示,他曾相信利用温和手段能达成目标,但在“雨伞革命”期间的经历让他转向。  黄台仰还声称,“以武制暴”才是正确策略,市民要以武力与警方抗衡,保护自已及其他示威者。  在非法“占中”行动以失败告终后,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的成员们还组织和参与了针对“水客”的“光复行动”,其中包括2015年1月24日的“光复上水”;2015年2月8日的“光复屯门”和2015年3月1日“光复元朗”等行动,而他也先后5次在行动中被香港警方拘捕。  在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都是非主流的激进派。由于黄台仰还主张香港“民族自决”,因此也被爱国爱国阵营视为是“港独”人物。  但“本土民主前线”已计划派出候选人参加预计今年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另据新华社报道,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21日举行“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大游行,共有逾千人参加,呼吁支持香港法治及和平的市民一齐反暴力,维护香港稳定及和平。  (观察者网综合中国网、新华网等报道)责任编辑:

原标题:袁隆平辞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专攻科研  中新社长沙1月28日电 (记者 唐小晴)在28日举行的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同意袁隆平辞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草案)。  据了解,年逾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是因年龄原因主动请辞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今后,他将把精力主要用于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  2015年10月,袁隆平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免去行政职务后的袁隆平仍负责具体科研工作。  自上世纪以来,由袁隆平牵头的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的协作攻关,在超级稻育种理论、育种材料创制和新品选育与推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实现百亩连片亩产从700公斤到1000公斤的超级稻育种目标。他的研究成果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已年过八旬,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仍在田间地头进行实地研究,不仅经常出现在湖南省各区县的试验田,也经常奔波于海南、江西等地。2015年,袁隆平还赴柬埔寨推广超级稻。  2015年,超级稻遭遇量高质低等质疑,袁隆平公开回应,并呼吁社会理性看待超级稻研究。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毕生精力会全部投入超级杂交稻的科研与推广。  1月24日,袁隆平出席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中新社记者注意到,耄耋之年的袁老动作敏捷,戴上眼镜认真翻阅工作报告。(完)责任编辑:

原标题:家暴刑案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  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  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  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  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  ★对话人物  孙晓梅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  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  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  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  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  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  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  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  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  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  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  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  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  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  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  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  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  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  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  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  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  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  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  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  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  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  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  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  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  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  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  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    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  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  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  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责任编辑:

原标题:山东国资委晒反腐清单 2015年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5亿  中新网济南1月21日电 (沙见龙)2015年山东省管企业受理信访举报849件,立案185起,党纪政纪处分332人次,组织处理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11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5亿元人民币。记者21日下午从山东省国资委2016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中获得上述信息。  据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时民介绍,2015年山东省国资委纪委受理信访举报461件,直查直办案件45件,党纪政纪处分32人次,组织处理13人次,移送司法机关2人,给予经济处罚17人。  时民表示,过去一年,山东省国资委出台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建立了省管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巡察和巡回检查等多项制度,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得到明显增强。  “目前,省直44个部门企业还存在资产规模小,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不佳,盈利能力差;‘僵尸企业’多;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普遍等问题。”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新文称,一年来,山东省管企业新配董事159名、改进监事会设置体制、建立专职外部董事和专职监事制度,建立了外部董事、监事和职业经理人三个人才库,制定了人才库管理办法,不断实现公司治理建设由“稻草人”向“实体人”的转变。  据张新文介绍,在2015年山东省国资国企改革中,山东运用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组建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理事会、推行重大信息公开、实行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创造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山东模式”。  截至2015年底,山东省市两级国资监管机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9310亿元,同比增长12.2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865亿元,同比下降7.67%,但实现利润总额433亿元,同比增长1.64%。省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49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658亿元;上交税费总额391亿元。(完)责任编辑:

国新办昨日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举办新闻发布会。据悉,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有9000万对左右。在今年1月1日之前超生的二孩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决定,不能“翻烧饼”;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由地方依法妥善处理。  有记者问,现在有舆论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间过晚?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说,现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条件成熟、时机适宜。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时期,2015年还有10个亿的劳动力,再过五年还有9.9亿劳动年龄人口,到2050年有8.27亿劳动年龄人口。我们面临的不是劳动力数量问题,而是要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素质。  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指标,抚养比50%以内都还属于人口红利期,“我们2014年人口的总抚养比是36.2,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还处在比较充裕的人口红利期。”王培安说,总的来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适宜的。  在放开全面两孩之前超生的孩子如果还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是否还要继续征缴?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社会抚养费作为政策外生育的一项限制措施仍需继续坚持。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也就是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决定,不能“翻烧饼”;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地方人大、政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办法,依法妥善处理。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以前自愿只生一个孩子,却还没有申领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还有机会享受吗?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说,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如果一个家庭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但是又没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各省都有相关规定,可以根据规定去补领,并且可按照“老人老办法”原则,依法享有相关奖励和扶助优待等。  据介绍,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对象有9000万左右,60%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  有记者问,大城市很多人觉得有经济压力,不愿生二胎,将来会不会出台奖励措施?杨文庄说,生育妇女就业、落实生育保险、丈夫陪产假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措施出台。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80%以上的群众都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的统一。  此前,媒体报道,由于计划生育,造成了全国1300万的黑户问题。杨文庄回应说,黑户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国家明确要求禁止把计划生育跟落户挂钩。下一步国家卫计委将继续指导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把计划生育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经过公安部门这几年集中清理黑户的问题,2010年发现的1300万人没有户口的问题绝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有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有一天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王培安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在13.8亿人左右,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尽管少生优生已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但在很多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仍很高,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较突出。因此,长期坚持计划生育起码是二十年、三十年,到一个时期以后,随着人口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综合新华社、央视  据了解,陕西省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共有236.7万对,其中城镇有103.5万对,农村有133.2万对。  省卫计委主任戴征社曾表示,经测算分析,全面放开二孩后,我省平均每年多出生4万-5万人,自然增长率将增加1-1.3‰,不会对人口规模造成太大的冲击。  我省社会抚养费咋征收?根据现行的《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以夫妻双方所在的县、市、区城镇居民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所在的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还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两个及以上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以超生子女数为倍数计征。 华商报记者 郝蕾责任编辑:

港激进组织发言人涉旺角暴乱被捕 曾说宁为玉碎

大年初二的旺角暴乱后,香港警方迅速拘捕大批涉案疑犯。据香港媒体2月21日报道,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的发言人黄台仰涉嫌参与旺角暴乱被警方拘捕。  据了解,警方破门进入天水围一个单位拘捕黄台仰时,在单位内发现可疑化学物品,爆炸品处理课人员正在现场检查,消防车等在场戒备。  大年初二香港旺角爆发严重警民冲突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站在小型客货车车顶上,利用扩音器“指挥”示威者。事后,黄台仰还在网上发布录音,叫嚣“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后他一直没有露面。  “本土民主前线”在脸书(Facebook)上指出,已有组织成员及律师前往协助黄台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将旺角发生的严重警民冲突定性为“暴乱”,并形容抗议者为“暴徒”。他说,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社会发生类似事件,社会都会定为暴乱。  至今香港警方共拘捕70余名涉案人员,44人被控参与旺角“暴动”,另有1人被控“非法集结”。  黄台仰出生于1993年,曾经就读于香港邓肇坚维多利亚官立中学和明爱白英奇专业学校,目前是一名自由室内设计师。  去年10月,外媒曾采访过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另一名发起人梁天琦。  “本土民主前线”本身就是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运动后成立的,据两人介绍,该组织成员约有60人,都是在“占中”期间相识的,而且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90后”。  黄台仰与梁天琦将非法“占中”形容为“雨伞革命”,理由是,“雨伞革命”源于2014年9月28日市民自发声援冲进政府总部的学生,与原来的“占领中环”组织者无关。他们还认为,“占中”根本从来没有发生过。  两人认为,“雨伞革命”是个“完完全全”的失败。黄台仰当时在采访时表示,他曾相信利用温和手段能达成目标,但在“雨伞革命”期间的经历让他转向。  黄台仰还声称,“以武制暴”才是正确策略,市民要以武力与警方抗衡,保护自已及其他示威者。  在非法“占中”行动以失败告终后,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的成员们还组织和参与了针对“水客”的“光复行动”,其中包括2015年1月24日的“光复上水”;2015年2月8日的“光复屯门”和2015年3月1日“光复元朗”等行动,而他也先后5次在行动中被香港警方拘捕。  在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黄台仰和“本土民主前线”都是非主流的激进派。由于黄台仰还主张香港“民族自决”,因此也被爱国爱国阵营视为是“港独”人物。  但“本土民主前线”已计划派出候选人参加预计今年9月举行的香港立法会选举。  另据新华社报道,香港工会联合会(工联会)21日举行“全民反暴力守护香港”大游行,共有逾千人参加,呼吁支持香港法治及和平的市民一齐反暴力,维护香港稳定及和平。  (观察者网综合中国网、新华网等报道)责任编辑:

原标题:袁隆平辞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专攻科研  中新社长沙1月28日电 (记者 唐小晴)在28日举行的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同意袁隆平辞免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草案)。  据了解,年逾8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是因年龄原因主动请辞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职务。今后,他将把精力主要用于杂交水稻的科研工作。  2015年10月,袁隆平卸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免去行政职务后的袁隆平仍负责具体科研工作。  自上世纪以来,由袁隆平牵头的科研团队,历经多年的协作攻关,在超级稻育种理论、育种材料创制和新品选育与推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2年和2014年实现百亩连片亩产从700公斤到1000公斤的超级稻育种目标。他的研究成果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已年过八旬,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仍在田间地头进行实地研究,不仅经常出现在湖南省各区县的试验田,也经常奔波于海南、江西等地。2015年,袁隆平还赴柬埔寨推广超级稻。  2015年,超级稻遭遇量高质低等质疑,袁隆平公开回应,并呼吁社会理性看待超级稻研究。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毕生精力会全部投入超级杂交稻的科研与推广。  1月24日,袁隆平出席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并在主席台就座。中新社记者注意到,耄耋之年的袁老动作敏捷,戴上眼镜认真翻阅工作报告。(完)责任编辑:

原标题:家暴刑案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  一年来,这些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实施了,“打老婆天经地义”成为历史;全面二孩已经放开,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税收法定”写入立法法,政府随意征税成为历史;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户籍壁垒终将被打破……  这些改变,是高层作出的决策。决策的背后,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推动的身影。  有的代表身患癌症,但不妨碍调研履职,建议议案一提再提。问题不解决,答复就是“不满意”。问题初步解决,他们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共识,在一次次互动中逐渐形成。  今年全国两会在即,新京报找到了这些代表委员中的“代表”,讲述他们的履职经历,讲述重大政策变化背后的故事。  ★对话人物  孙晓梅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妇女儿童问题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致力于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暴法),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  历经26年,孙晓梅见证了反家暴法的诞生。  这部法律的实施,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打老婆天经地义”、“揍孩子合情合理”这种传统意识中的糟粕,将会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过滤和清除。  但很少有人知道,一部法律从立题、调研、讨论到立法、施行,那些推动者经历过怎样的艰辛。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很多人叫孙晓梅“硬茬”代表,推动新法立法受阻时,她当即向有关方面回复:我不满意!  罹患癌症近6年,在“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帮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妇女家属。  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孙晓梅继续和家庭暴力“死磕”,她准备提交建议: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3月1日,反家暴法就要开始施行了,你怎样评价这部法律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孙晓梅:这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反家庭暴力法。  考察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程度,主要就看它对弱者的保护程度,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妇女、儿童,反家暴法体现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暴力是导致家庭破裂、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新京报:此前,和反家庭暴力有关的内容,在很多法律中都有体现,但不集中。  孙晓梅:之前,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哪些人之间、预防措施、案件管辖、证据原则等等。  新京报:在现实中,反家暴的执行情况如何?  孙晓梅: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规定,几乎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在不同地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审判结果,量刑轻重不一、差别很大,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  新京报:中国的“家暴”情况现状如何?  孙晓梅:据官方统计数字,全国2.7亿个家庭中,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  新京报:这些年,“家暴”行为从整体上有过怎样的变化?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人口还没有大范围流动,家暴都是“关”在自家门里。后来人口跨地域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家庭类型出现了变化,同居关系这种“临时组合家庭”增多,“同居暴力”随之成了社会问题。  家暴的起因也有变化,上世纪90年代,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义等传统不良观念,近年来,物质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增多。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识也有所增强,原来,受害者不敢讲、不愿讲。现在,不少人不仅肯讲,而且讲得很细致,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敢打110求助。   新京报:你从事这部法律的研究、推动已有二十多年,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对反家暴立法的关注?  孙晓梅:1990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那时不叫“暴力”,更不叫“家庭暴力”,人们还不接受“家庭暴力”这个词,只叫“挨打”、“殴妻”。  1993年,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也就是现在的红枫热线,做了一个项目,对北京市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个案访谈,我承担了对30个农业受害者的调查,没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城市妇女困难得多,农妇们不认为被丈夫打、受到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意讲自己的经历,不少人还用奇特的眼光看着我,“你为什么要问这些?”“你怎么不上班?天天到我们村里来?”  最终调查完成了,我深受触动,从那时起,家庭暴力成为我的重点研究课题。  新京报:调研、走访的过程中,有哪个人(家庭)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  孙晓梅: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长期殴打,用刀捅死了男友。庭审时,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她拒绝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更是拒绝赔偿,一直喊:他(男友)罪有应得,该死!  实际上,开庭前,她的代理律师做过她的工作,她自己也清楚,向男友的父母道歉有利于给法庭留个好印象,可她仍然表现出了对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我一直在想: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暴力虐待,让这个女孩有如此之恨?  新京报:据你了解,目前在国际上,关于家暴的立法情况怎么样?  孙晓梅: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大约有80多个。用专门立法规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发展趋势。  新京报:国外针对家暴的专门立法,你能记住哪些有特色的细节?  孙晓梅:有的国家设立“家庭暴力注册簿”,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记录在案;有的国家有“紧急状况下保护令”制度,接到报警,警方可以破门而入、制止暴力行为,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电影《刮痧》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  新京报:目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行为,都有哪几类?  孙晓梅:概括来说,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几类。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不过,性暴力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  新京报:即将实施的《反家暴法》有哪些亮点?  孙晓梅: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遭遇或面临家暴,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早在2008年,基层法院就有试点,据不完全统计,到2014年2月,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保护令,对家暴受害者的保护率达98%以上。  新京报:反家暴法制定过程中,同居暴力是否应该入法,曾引起过广泛讨论。  孙晓梅:是经历了一些波折。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范围内。  有人认为,同居关系并不是法律认可的家庭关系,所以“男友打女友”、“前夫打前妻”等同居暴力,不是家事,不属于家暴,而是社会暴力。我则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反家暴法不应该将同居关系排除在外。2015年3月2日,最高法、最高检等四机关出台《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将同居暴力纳入其中。可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反家暴法草案时,一审稿还是没有纳入同居暴力。  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都提出,司法机关的成熟做法为什么不能纳入到反家暴法中?同居暴力入法可以体现出反家暴没有禁区,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直到两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反家暴法草案时,才增加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意味着同居暴力终于入法。  新京报:关于共同生活人是否包括同性恋,也曾引起过争议?  孙晓梅:反家暴法审议通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共同生活人员不包括同性恋。几天前,我受邀参加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与会人员以同性恋(多元性别)为主,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共同生活人不包括同性恋,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亲密伙伴”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  新京报:从各个层级的责任和规定来看,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  孙晓梅: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无法提出申请时,谁可以代替她向法院提出申请?一审稿的规定是近亲属。审议时,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公安机关、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由警方协助执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最终的法律就规定,近亲属、公安机关、妇联、居委会、村委会、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新京报:从调研、推动、立法到实施,反家暴法的诞生,经过了哪些历程?  孙晓梅: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调研为主,2001年,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交“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2009年至2014年,我提交了6个建议,建议加快反家暴法立法进程。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从那时起到法律正式出台,不到3年。  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我一个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公益组织、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二审,展开了全民大讨论,反家暴法的制定过程也是我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  新京报:万事开头难,立题和调研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孙晓梅: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调查,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可手稿交上去之后,被有关部门搞丢了,研究不得不搁浅,当时我很后悔,如果有一些钱,复印了,该多好!  1997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反对对妇女施暴的调查,调查对象800人,工人、教员、学生、医生、家庭主妇、律师、警官、社会工作者各100名,问卷调查入户,有的施暴者威胁我们:“砍死你们算了,一了百了”。  新京报:有人称你是“硬茬”代表,在推动立法的过程中,有过哪些周折?  孙晓梅:2001年提交的“反对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党派提案,负责答复办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这让我很无奈,因为跟我相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这相当于打出的球,又弹了回来。  2009年、2011年,我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三次会议,提交议案、制定建议,可有关方面答复: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修法,家庭暴力的内容可以在各种法律中体现。也就是说,有关方面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反家暴法,修改其他法律中跟家暴有关的条款即可。我对有关方面的办理答复,当即表示不满意。  2012年,我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反家庭暴力法立法进程的建议》,欣慰的是,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了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反家暴法立法终于正式启动。    新京报:新法实施后,在执行层面,你觉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孙晓梅:首先是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如果没有意识,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  取证意识也很关键,比如“以暴制暴”的问题,怎样证明长期遭受了家庭暴力?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需要有法律认可的证据,可不少人没有取证意识,或者不会取证。  还有一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代为申请的主体,包括公安机关,那么公安机关如何跟法院配合?是不是需要对基层民警做培训?这些细节都关乎反家暴法的实施效果。  新京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开幕,你会提交哪些建议和议案?还会与反家暴有关吗?  孙晓梅: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  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复杂,法官、检察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可他们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关系?比如受虐妇女杀夫案件,法官、检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妇女杀夫行为的合理性?能不能真正体会到她们的极度恐惧心理?国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专家证人制度,由家暴问题专家帮助法庭查清事实。  新京报:罹患癌症近6年,你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学术研究、代表履职等会不会压力太大,影响到身体?  孙晓梅: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定期到医院检查。病情比较严重的是2010年,刚接受完化疗,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只能接听电话,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被丈夫虐待致死,其丈夫被认定构成虐待罪,可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当时我很着急,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什么都做不了。  我觉得,对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还能出差呢,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调研。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责任编辑:

原标题:山东国资委晒反腐清单 2015年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5亿  中新网济南1月21日电 (沙见龙)2015年山东省管企业受理信访举报849件,立案185起,党纪政纪处分332人次,组织处理7人次,移送司法机关11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5亿元人民币。记者21日下午从山东省国资委2016年第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中获得上述信息。  据山东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察专员时民介绍,2015年山东省国资委纪委受理信访举报461件,直查直办案件45件,党纪政纪处分32人次,组织处理13人次,移送司法机关2人,给予经济处罚17人。  时民表示,过去一年,山东省国资委出台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的意见》,建立了省管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约谈、巡察和巡回检查等多项制度,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得到明显增强。  “目前,省直44个部门企业还存在资产规模小,资产质量低;经营效益不佳,盈利能力差;‘僵尸企业’多;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现象普遍等问题。”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新文称,一年来,山东省管企业新配董事159名、改进监事会设置体制、建立专职外部董事和专职监事制度,建立了外部董事、监事和职业经理人三个人才库,制定了人才库管理办法,不断实现公司治理建设由“稻草人”向“实体人”的转变。  据张新文介绍,在2015年山东省国资国企改革中,山东运用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组建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监管、成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理事会、推行重大信息公开、实行企业领导人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创造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改革经验,形成了国企改革的“山东模式”。  截至2015年底,山东省市两级国资监管机构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9310亿元,同比增长12.28%;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865亿元,同比下降7.67%,但实现利润总额433亿元,同比增长1.64%。省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4915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658亿元;上交税费总额391亿元。(完)责任编辑:

国新办昨日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情况举办新闻发布会。据悉,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夫妇有9000万对左右。在今年1月1日之前超生的二孩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决定,不能“翻烧饼”;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由地方依法妥善处理。  有记者问,现在有舆论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出台时间过晚?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说,现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条件成熟、时机适宜。目前,我国正处在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时期,2015年还有10个亿的劳动力,再过五年还有9.9亿劳动年龄人口,到2050年有8.27亿劳动年龄人口。我们面临的不是劳动力数量问题,而是要提高整体劳动力的素质。  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指标,抚养比50%以内都还属于人口红利期,“我们2014年人口的总抚养比是36.2,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还处在比较充裕的人口红利期。”王培安说,总的来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适宜的。  在放开全面两孩之前超生的孩子如果还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是否还要继续征缴?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以后,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社会抚养费作为政策外生育的一项限制措施仍需继续坚持。对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也就是2016年1月1日之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已经依法处理完成的应当维持处理决定,不能“翻烧饼”;尚未处理或处理还不到位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由地方人大、政府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办法,依法妥善处理。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以前自愿只生一个孩子,却还没有申领独生子女奖励费的,还有机会享受吗?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说,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前,如果一个家庭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但是又没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各省都有相关规定,可以根据规定去补领,并且可按照“老人老办法”原则,依法享有相关奖励和扶助优待等。  据介绍,我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对象有9000万左右,60%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  有记者问,大城市很多人觉得有经济压力,不愿生二胎,将来会不会出台奖励措施?杨文庄说,生育妇女就业、落实生育保险、丈夫陪产假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很多措施出台。多次生育意愿的调查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80%以上的群众都是希望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基本实现了群众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的统一。  此前,媒体报道,由于计划生育,造成了全国1300万的黑户问题。杨文庄回应说,黑户的成因是很复杂的,国家明确要求禁止把计划生育跟落户挂钩。下一步国家卫计委将继续指导地方卫生计生部门把计划生育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经过公安部门这几年集中清理黑户的问题,2010年发现的1300万人没有户口的问题绝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有记者问,中国会不会有一天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王培安说,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在13.8亿人左右,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尽管少生优生已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但在很多小城镇特别是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仍很高,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较突出。因此,长期坚持计划生育起码是二十年、三十年,到一个时期以后,随着人口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变化,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综合新华社、央视  据了解,陕西省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共有236.7万对,其中城镇有103.5万对,农村有133.2万对。  省卫计委主任戴征社曾表示,经测算分析,全面放开二孩后,我省平均每年多出生4万-5万人,自然增长率将增加1-1.3‰,不会对人口规模造成太大的冲击。  我省社会抚养费咋征收?根据现行的《陕西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规定,超生一个子女的,以夫妻双方所在的县、市、区城镇居民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所在的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还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两个及以上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以超生子女数为倍数计征。 华商报记者 郝蕾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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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02 09: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