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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案被告否认故意杀人 称曾稀释剧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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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备受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上午10时,庭审正式开始。原审被告人林森浩身穿黑色马甲出庭,这应该是林父此前委托律师带给儿子的衣服。在庭审现场,被告林森浩在陈述上诉理由时,坚持“愚人节开玩笑”的下毒理由,辩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和杀人故意,自己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    法庭首先宣读一审判决书。随后林森浩口述了上诉理由。他表示,首先,他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其次,他要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做一些澄清。  林森浩表示,自己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在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的动机,是3月30日晚上,听说黄洋在聊天中想到了一个整人的方法——等人睡着的时候,把脚泡在热水里,会尿裤子。听到这个后,因平时和黄洋时常也会开玩笑,会走到对方身后“吓唬”对方,所以有了整人的念头,但只是“一闪而过”。  澄清的事实包括:他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做完这个事以后,我把饮水机的凹槽揭开,看到里面的水比较黄,就用自己的刷牙杯先后舀出两到三次……每次舀出后,我从四楼盥洗室接水倒入饮水机,大概两次。”  林森浩在上诉状中也表示,判决书上认定“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对黄怀恨在心,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加害黄洋”的事实错误。实质上上诉人只是出于“愚人节”捉弄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没有杀害黄洋的故意。  其次,被害人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多少、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因此,上诉人没有杀害被害人黄洋的故意,被害人黄洋所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事实认定错误。    庭审现场,林森浩一度情绪失控,低头痛哭。“我是一个很‘空’的人,我没什么价值观。”林森浩说。  他回忆,3月31日晚,黄洋回来得比平时晚。4月1日早,林森浩听见,黄洋喝了口水,然后很快吐了出来,说“像鱼骨头卡住的感觉”。随后,黄洋将饮水机和水桶拿去盥洗室清洗,之后将水桶倒扣在地上。因为害怕黄洋问自己,林森浩一直在装睡。等黄洋走后,林森浩刷牙后就离开寝室。  2日中午,林森浩回寝室想“看看黄洋的态度”,感觉他不大舒服,说肚子疼,但精神状态还不错。当天晚上得知黄洋住院后,自己慌了。  3日,慌乱的林森浩在寝室等同学来谴责自己,但却始终没有坦白,林森浩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  林森浩称,在黄洋毒发后,自己第一次见到黄洋父亲时,“看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很愧疚”,但仍没有说出投毒行为,“我觉得和勇气有关。”而在黄洋毒发后,他曾和同学一起去看过他,“透过玻璃窗,他好像脸带微笑的样子,像平常一样。我当时没敢跟他说话”,“我心虚,没敢逗留多久”,但他却告诉同学,“他(黄洋)大概两个星期后就能出来”。  刚被警方带走时,林森浩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调解”出去,以为双方父母聊一下就可以了。  林森浩在讲到对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的了解时表示,两年前做大鼠实验时,并不知道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也没有刻意去查过,当时注射的剂量自己也并不清楚。  去年3月底,有同学约自己去当血液测评志愿者,自己是被检查的对象。如果不当志愿者,自己是进不了实验室的,也拿不到二甲基亚硝胺。  林说,他回到寝室后,将部分原液倒入饮水机,注射器内的没倒。之后看到饮水机呈油黄状,特别明显,所以用刷牙杯将水舀起,倒到盥洗室,这样弄了两三次,才将饮水机放回原位。  此后,林有些后怕,才开始上网查二甲基亚硝胺的情况:“想看看这种药有没有问题,想找一个自我安慰。”    11时10分,检方开始发问。在回答黄洋发病时为什么没坦白,林森浩回答:“这个我也在问自己。”原因是,这是自己处事的一种方法,习惯逃避,不敢面对,所以没说出来。  庭审中,林森浩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恶作剧、是愚人节玩笑。但当检方发问“你有能力控制这个(药物)损伤的程度或者是你所说的恶作剧程度吗”。沉默两秒后,林森浩答道:“控制不了。”  检方指出,林森浩在投毒后,曾观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林承认,自己投毒后确实在对面宿舍里看了这部电影,“下载下来放了很长时间。一直看到了清明节期间。”但其强调,“这部电影和我作案没有任何关联。”  林森浩曾在微博中写下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勇敢倔强的少年,不带丁点娘炮,大赞,不然要青春来作甚!”还贴上标签“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林森浩在庭上解释:“是电影里的台词。当时很害怕,(写这个)是觉得自己要勇敢。”  林森浩说,侦查阶段,他曾和侦查人员说自己未将注射器内的液体注入饮水机。由于看到侦查人员在摇头,以为是“善意的提醒”,所以话说了一半就没说下去。“按照事实说话,你不一定相信。”林森浩对检方说,当时自己有30多个小时没睡觉,怎么会讲那些,现在也不清楚了。  “不是每个行为,都有思维的参与。”“到今天这一步,我只是想将情况讲讲清楚,你理解吗?”林森浩对检方人员说,曾和一审辩护人提及今天要澄清的部分,但由于沟通问题,一审辩护人没说。  林森浩说,因为平时和黄洋关系不错,经常斗来斗去,开玩笑。黄洋的死亡,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黄洋的病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想过。  林森浩在庭审中也表示,3月29日,他去实验室。到了实验室,因为一些微妙的记忆,想起来有一瓶“二甲”。之后他之所以反复查询这种毒物,在黄洋饮入前是“找安慰”;饮入后则是“听说他们在检测……说到底都是一种慌张。”    黄洋的家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县城,客厅地面是白蓝相间的地砖,看上去有些过时却不见污渍,卧室里床铺整洁,储物间井井有条。  黄洋的房间现在成了父母的卧室,仍旧保留着他的书桌,桌上有几本书没来得及拆封,其中金融类书籍占据了大部分。  2004年,第一次高考,黄洋最心仪的是北大经济系,但未达到分数线,黄洋不甘心,选择复读,第二年的志愿表上选择了复旦经济系,通过专业调配进了预防医学,之后转专业到临床医学。其后,黄洋获得直研资格,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在放弃直博机会找工作未果后,他又通过考博初试。黄国强表示,黄洋读研读博是为了找一个好医院,希望他能回成都工作。  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从黄洋出生起,坚持每年在黄洋生日时带他去影楼拍照片,父母的心愿是为他建立“个人档案”,从学校的证书、奖状到从小学到高中缴学费的收据都收纳其中。  从读大学开始,黄洋读书没要家里一分钱,他申请了助学金、奖学金,读本科贷款3万元,读研究生贷款1万元。在上海读书8年,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所有的假期,黄洋都把时间花在了挣钱上。黄洋毫不掩饰对金融的热爱,他也曾尝试创业。  8年里,夫妻俩只有在寒假时才能见到儿子,但家里那台老式电话每周都会传来黄洋的声音,带来他的近况。在黄国强眼里,儿子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学习上,他还广交好友。出事后,众多的同学去医院探望黄洋,带着黄家人找宾馆,有同学带着黄国强去华山医院看病,还有同学从上海给黄洋外公寄去血糖仪测纸,这些黄洋生前的好友给黄国强夫妻俩许多帮助。  虽然再也听不到黄洋的声音,黄国强想保留黄洋的手机号码。黄洋的师兄、社团、支教的朋友们,都还会拨打这个号码。  现在,黄国强夫妻睡在儿子曾经住的房间,清晨睁开眼,黄洋妈妈就要拿出儿子的手机,用儿子的微博账号自动登录看新闻,这是夫妻俩和儿子相连的一种方式。夫妻俩在黄洋去世后,学会了上网和打字。  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洋父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回避谈起关于黄洋的一切,怕彼此太过伤心。黄洋在这个家中已经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名字。除了黄洋的生日,平日里,黄国强和妻子极其不愿意去黄洋的墓上看看,黄洋妈妈几乎每次都要哭到晕厥,黄国强说,替儿子讨回公道的目标还没完成,他都不知该和儿子说点什么。  今年正月初一,黄家人吃了一顿不团圆的年夜饭。黄洋姑姑的黄姿蓉备着一家人的年夜饭,她给弟妹打电话请她来吃饭,但是等到饭凉了,弟妹也没出现。  席间,黄洋91岁的奶奶也一直询问,为何孙子还没有回家,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已经记不得儿子是谁,但她记得孙子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家人只能骗她说黄洋去了美国。黄洋下葬的那天,老人开始拒绝进食,去世时,瘦得皮包骨头。  林父林尊耀的道歉,对于黄国强而言,来的太迟了。  一审过后,林父和林家人找到黄国强在上海住的旅馆,要给黄家赔礼道歉,黄国强回复对方,“我不能原谅林森浩,我们没有谈的必要”。林父的到来也引爆了黄国强妻子的情绪,她“反应很激烈”,林家人不愿离开,黄家人不愿相见,僵持之后,黄国强打了110。 之后,林父发送过两条道歉短信,并两次来到荣县,希望能向黄家人当面道歉赔罪以期取得黄家人的谅解,却两次吃了闭门羹。 黄国强对林尊耀突然出现在自贡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晰,“他们是带着记者来道歉”,在黄国强看来,林父的目的不是得到黄家的原谅,而是为了能让他儿子减刑。黄国强还记得,林父不承认他儿子下毒,之后,他在短信中,还是说这些都是林森浩的愚人节玩笑。这些行为在黄国强看来,并无悔意,只是为了得到黄家的宽恕进而给林森浩减刑。  此外,林森浩在新闻中接受采访的时的状态,给黄国强留下的印象是“淡漠”,他说从林森浩的表情和语气中看不出悔意。  对于林森浩,黄国强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惩凶追责,杀人偿命。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卫星二十三号】15日2时53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二十三号送入太空。 遥感卫星二十三号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98次飞行。(记者李清华、燕雁)编辑:

废除高校“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传闻日前引发广泛关注,尽管教育部迅速澄清传言不实,但针对这两项工程的争议并没有迅速平息。“985”和“211”工程向来是高校的金字招牌,废除传言一出,教育资源的失衡、大学等级、利益固化等弊端又被再次提起。根据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南都数据梳理发现,中国的高校资源特别是科研经费向少数“211”和“985”高校集中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截至2014年7月,中国各类普通高等院校已达2246所,其中公办本科院校就有782所。而目前列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名单的高校只有112所,在公办本科院校中占比还不足15%。如果把民办高校和专科院校算进来,这一比例将下降至5%,也就是每20所高等院校中才会出现一所“211”或“985”高校。“211”或“985”高校成为稀有品种。  而且这种稀有也是高度失衡的。全国31个省区市中,“211”和“985”高校数量最多的6个省区市就占有了这些高校的一半以上。按校本部所在地算,北京、江苏和上海的“211”和“985”高校均达到10所以上,其中北京高达25所。而在广西、贵州、云南等中西部地区,“211”和“985”高校均只有1所。最为尴尬的是河北,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辖区;华北电力大学校本部迁移到了北京,保定的华北电力变成了一个校区,河北的“211”高校若有似无。  “211”和“985”高校在科研经费上的“吸金”能力则进一步扩大了高教资源的失衡。教育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的五年间,政府拨付的全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达到2647.69亿元,但其中的72%被112所“211”和“985”高校瓜分,剩下超过2000所高校只能分摊剩余的700多亿。  39所“985”高校更是受到政府拨款的青睐。以2013年的科研经费为例,清华大学获得政府科研经费27 .75亿元,高居榜首。而非“211”和“985”高校中获得政府拨款最多的首都医科大学仅得到4.59亿,不到清华大学的1/5。  不过,“211”和“985”高校的高投入也带来了高产。如2009-2013年中国高校发表在全国性和国际性刊物的论文,有2/3来自“211”和“985”高校。历年科技成果受奖,特别是国家级奖项,“211”和“985”高校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注:由于“985高校”亦 同 时 是“211高校”,为区别讨论,文中所指“211高校”仅表示指“985工程”以外的211高校。北体、北外、对外经贸、中央音乐、国防科大、四军大、二军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11所“211高校”无经费及论文数据,故本文统计高校总计101所。  资料来源: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南都数据新闻工作室出品 主持:邹莹  数据采集与分析:南都记者 万明(原标题:211、985高校拿走全国七成政府科研经费)编辑:

新京报讯 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10月1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称:12月1日前自首可减轻处罚。昨日是自首的最后时限,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猎狐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至少达335人,其中自首人员至少154人。    7月22日,公安部启动“猎狐行动”,此后不断发布阶段性“战报”。最近一期“战报”是本月17日,通报称,至17日,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从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84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据央视11月30日报道,其自公安部获悉,截至11月24日,自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已达329人,其中149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述两组数据表明,11月17日至11月24日一周之间,就抓获了41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本次“猎狐行动”,各省公安机关也在同时发布各省的“战报”。综合上述数据,新京报记者昨日再次统计,自11月25日至昨日,也就是投案自首的截止时限,上海、浙江、河北、山西、湖北数据均有“更新”。据不完全统计,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数量至少已达335人,其中至少有154名投案自首人员。    我国到底有多少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对此官方没有发布最新数据。  据中纪委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500多亿美元,人均约1亿元。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  基于上述贪官外逃形势,近年来,纪检监察、检察、公安等机关均将追赃追逃作为重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公安部也曾推出境外缉捕专项行动,共抓获151人。而自2008年至本次“猎狐行动”启动之前,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  数据表明,本次“猎狐行动”4个月的战果,相当于去年的2倍多;占过去5年的近一半。  外逃贪官投案自首“大限”过后,下一步的国际反腐如何进行?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纪委等部门正筹备外逃人员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将在中纪委官网“公示”,接受来自全球的举报。  截至昨日,25个省区市通报了“猎狐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战报”显示,浙江抓获人员数量最多,高达43人;其次是广东,42人。据不完全统计,抓获人员中潜逃十年以上的超过20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为16年,如陕西警方抓获的骗贷500万元的嫌疑人何某,潜逃时间就已达16年。  此前媒体曾曝光个别外逃贪官在境外开跑车“逍遥”。但本次“猎狐行动”抓获的多名人员表示,在境外的日子很难过,甚至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自首的山西11亿特大金融诈骗案嫌疑人朱某就表示,逃亡的前两年一直居无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买了套高档住所,才暂时安顿下来。但随即遭遇一起入室抢劫案,再度居无定所。  逃亡路线 路线渗透到世界各地  各省份的追逃路线表明,外逃贪官的逃亡路线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不仅包括美、加等外逃贪官的“天堂”,还有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更有安哥拉、埃及等非洲国家。另外,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均有外逃贪官涉足。  有的外逃贪官还在多个国家辗转。如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疑人朱某,逃亡十年,辗转了十几个国家,“刚开始去了非洲一个岛国,待了几天后因为觉得不安全,又选了个跟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叫斯威士兰。”朱某交代。  一些边境省份的部分贪官,外逃路线则遵循“就近原则”。如黑龙江,抓获的6人中,两人潜逃到俄罗斯;内蒙古抓获了1人,其潜逃地点为蒙古。  追逃方式 劝返成为“第一选择”  各省份的“战报”披露了追逃方式、追逃成本等细节。湖北的“战报”称,“由于海外追逃成本较高,按公安部要求,针对每名海外逃犯要预备数十万元工作经费。为了节省费用,办案单位往往将劝返作为第一选择”。  “劝反”多通过潜逃人员的亲属发挥作用。例如重庆公安机关发布的信息显示,涉嫌诈骗的嫌疑人明某冒充其哥哥身份潜逃出境。重庆警方从明某最信任的哥哥入手,向其讲解国家政策,并通过他向明某带话,明某最终回国自首。  也有人不接受劝反、拒不自首。对于此类人员,各地警方多在当地执法机构的协助下展开缉捕。  也有潜逃人员主动与国内沟通,表示自首意愿。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疑人朱某,就是看到《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后,主动给国内朋友打电话,然后跟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提出要求,“如果自首,想见见自己的家人”。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本次行动都是“一案一策”,即针对每一名在逃人员制定个性化追逃方案。浙江公安机关还实施了“一案一奖”,专门拨出了200万元经费。  ■ 追问  资产分享返还协定破跨国追赃僵局  继四部门“海外追逃令”后,下一步的跨国反腐将如何进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等研究跨国反腐的受访专家认为,目前“内打虎”、“外猎狐”的反腐总态势已经形成,跨国追赃等此前困扰跨国反腐的难题也已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和加拿大即将签署的‘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将带动跨国反腐进入新阶段”。  跨国追逃追赃走向常态化  今年以来,我国国家反腐层层推进,正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早在5月,中纪委就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5个月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  11月,APEC北京会议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宣布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相当于构建了亚太地区国际反腐新秩序。随后召开的G20会议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提出“我们正采取行动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11月一个月内,习近平在多个场合7次谈及追逃追赃和反腐国际合作。  受访专家们认为,我国反腐已走上系统、规模的国际合作道路,跨国追逃追赃走向常态化政治氛围已经形成。  外逃赃款缔约方返还分享  “可以预期,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突破,腐败分子企图通过外逃逃避法律责任,这是一种痴心妄想。”11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说。  徐宏表示,2013年,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成为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  中加即将正式签署的该协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资产返还,比如被贪污、挪用的国有资产,被挪用、诈骗的企业和个人财产,如果能证明合法所有人,可被返还;资产分享,如走私、贩毒获得的赃款,没有或无法认定合法所有人,缔约一方可在没收后,与另一缔约方按一定比例分享。  “一直以来,跨国反腐面对的主要难题包括‘死刑不引渡’等司法障碍、政治庇护等,还有跨国追赃难题。”李成言表示,此前虽然成功引渡回国部分潜逃人员,但其带出国境的大量资产并没有随之回国。李成言、黄风等受访专家们认为,中加这个协定将破解跨国追赃难题,为跨国追赃合作树立“样板”。  据了解,资产分享协定已被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列为工作重点。下一步,该办公室将建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履约进程。  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原标题:“猎狐”自首大限154人投案)编辑:

华商报商洛讯(记者 田德政) 昨日,华商报记者从商洛市纪检监察部门获悉,丹凤县副县长张孝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华商报记者登录丹凤县政府网站,在“领导之窗”栏目里,已经看不到有关张孝义的信息。华商报记者从2013年8月2日丹政发〔2013〕37号文件中获悉,副县长张孝义负责农业、水务、林业、扶贫、科技、气象、水文、保险等方面工作。分管县农业局(县畜牧兽医中心)、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扶贫开发局、县科技局。对于张孝义是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的,商洛市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称,正在调查之中,不方便透露。

复旦投毒案被告否认故意杀人 称曾稀释剧毒物

12月8日,备受关注的“复旦投毒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上午10时,庭审正式开始。原审被告人林森浩身穿黑色马甲出庭,这应该是林父此前委托律师带给儿子的衣服。在庭审现场,被告林森浩在陈述上诉理由时,坚持“愚人节开玩笑”的下毒理由,辩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和杀人故意,自己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    法庭首先宣读一审判决书。随后林森浩口述了上诉理由。他表示,首先,他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其次,他要对案件的相关事实做一些澄清。  林森浩表示,自己并没有杀人的动机,在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的动机,是3月30日晚上,听说黄洋在聊天中想到了一个整人的方法——等人睡着的时候,把脚泡在热水里,会尿裤子。听到这个后,因平时和黄洋时常也会开玩笑,会走到对方身后“吓唬”对方,所以有了整人的念头,但只是“一闪而过”。  澄清的事实包括:他对投毒后的饮水机中的液体进行了一定的稀释:“做完这个事以后,我把饮水机的凹槽揭开,看到里面的水比较黄,就用自己的刷牙杯先后舀出两到三次……每次舀出后,我从四楼盥洗室接水倒入饮水机,大概两次。”  林森浩在上诉状中也表示,判决书上认定“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对黄怀恨在心,决意采取投毒的方法加害黄洋”的事实错误。实质上上诉人只是出于“愚人节”捉弄黄洋的动机而实施投毒,没有杀害黄洋的故意。  其次,被害人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多少、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因此,上诉人没有杀害被害人黄洋的故意,被害人黄洋所饮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剂量能否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事实不清,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杀人罪的事实认定错误。    庭审现场,林森浩一度情绪失控,低头痛哭。“我是一个很‘空’的人,我没什么价值观。”林森浩说。  他回忆,3月31日晚,黄洋回来得比平时晚。4月1日早,林森浩听见,黄洋喝了口水,然后很快吐了出来,说“像鱼骨头卡住的感觉”。随后,黄洋将饮水机和水桶拿去盥洗室清洗,之后将水桶倒扣在地上。因为害怕黄洋问自己,林森浩一直在装睡。等黄洋走后,林森浩刷牙后就离开寝室。  2日中午,林森浩回寝室想“看看黄洋的态度”,感觉他不大舒服,说肚子疼,但精神状态还不错。当天晚上得知黄洋住院后,自己慌了。  3日,慌乱的林森浩在寝室等同学来谴责自己,但却始终没有坦白,林森浩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  林森浩称,在黄洋毒发后,自己第一次见到黄洋父亲时,“看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很愧疚”,但仍没有说出投毒行为,“我觉得和勇气有关。”而在黄洋毒发后,他曾和同学一起去看过他,“透过玻璃窗,他好像脸带微笑的样子,像平常一样。我当时没敢跟他说话”,“我心虚,没敢逗留多久”,但他却告诉同学,“他(黄洋)大概两个星期后就能出来”。  刚被警方带走时,林森浩一度以为自己可以“调解”出去,以为双方父母聊一下就可以了。  林森浩在讲到对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的了解时表示,两年前做大鼠实验时,并不知道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也没有刻意去查过,当时注射的剂量自己也并不清楚。  去年3月底,有同学约自己去当血液测评志愿者,自己是被检查的对象。如果不当志愿者,自己是进不了实验室的,也拿不到二甲基亚硝胺。  林说,他回到寝室后,将部分原液倒入饮水机,注射器内的没倒。之后看到饮水机呈油黄状,特别明显,所以用刷牙杯将水舀起,倒到盥洗室,这样弄了两三次,才将饮水机放回原位。  此后,林有些后怕,才开始上网查二甲基亚硝胺的情况:“想看看这种药有没有问题,想找一个自我安慰。”    11时10分,检方开始发问。在回答黄洋发病时为什么没坦白,林森浩回答:“这个我也在问自己。”原因是,这是自己处事的一种方法,习惯逃避,不敢面对,所以没说出来。  庭审中,林森浩坚称自己的行为是恶作剧、是愚人节玩笑。但当检方发问“你有能力控制这个(药物)损伤的程度或者是你所说的恶作剧程度吗”。沉默两秒后,林森浩答道:“控制不了。”  检方指出,林森浩在投毒后,曾观看了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林承认,自己投毒后确实在对面宿舍里看了这部电影,“下载下来放了很长时间。一直看到了清明节期间。”但其强调,“这部电影和我作案没有任何关联。”  林森浩曾在微博中写下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勇敢倔强的少年,不带丁点娘炮,大赞,不然要青春来作甚!”还贴上标签“带种的就来真的”、“出来混,就不要怕死”。林森浩在庭上解释:“是电影里的台词。当时很害怕,(写这个)是觉得自己要勇敢。”  林森浩说,侦查阶段,他曾和侦查人员说自己未将注射器内的液体注入饮水机。由于看到侦查人员在摇头,以为是“善意的提醒”,所以话说了一半就没说下去。“按照事实说话,你不一定相信。”林森浩对检方说,当时自己有30多个小时没睡觉,怎么会讲那些,现在也不清楚了。  “不是每个行为,都有思维的参与。”“到今天这一步,我只是想将情况讲讲清楚,你理解吗?”林森浩对检方人员说,曾和一审辩护人提及今天要澄清的部分,但由于沟通问题,一审辩护人没说。  林森浩说,因为平时和黄洋关系不错,经常斗来斗去,开玩笑。黄洋的死亡,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黄洋的病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自己没想过。  林森浩在庭审中也表示,3月29日,他去实验室。到了实验室,因为一些微妙的记忆,想起来有一瓶“二甲”。之后他之所以反复查询这种毒物,在黄洋饮入前是“找安慰”;饮入后则是“听说他们在检测……说到底都是一种慌张。”    黄洋的家在四川省自贡市荣县县城,客厅地面是白蓝相间的地砖,看上去有些过时却不见污渍,卧室里床铺整洁,储物间井井有条。  黄洋的房间现在成了父母的卧室,仍旧保留着他的书桌,桌上有几本书没来得及拆封,其中金融类书籍占据了大部分。  2004年,第一次高考,黄洋最心仪的是北大经济系,但未达到分数线,黄洋不甘心,选择复读,第二年的志愿表上选择了复旦经济系,通过专业调配进了预防医学,之后转专业到临床医学。其后,黄洋获得直研资格,成为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在放弃直博机会找工作未果后,他又通过考博初试。黄国强表示,黄洋读研读博是为了找一个好医院,希望他能回成都工作。  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从黄洋出生起,坚持每年在黄洋生日时带他去影楼拍照片,父母的心愿是为他建立“个人档案”,从学校的证书、奖状到从小学到高中缴学费的收据都收纳其中。  从读大学开始,黄洋读书没要家里一分钱,他申请了助学金、奖学金,读本科贷款3万元,读研究生贷款1万元。在上海读书8年,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所有的假期,黄洋都把时间花在了挣钱上。黄洋毫不掩饰对金融的热爱,他也曾尝试创业。  8年里,夫妻俩只有在寒假时才能见到儿子,但家里那台老式电话每周都会传来黄洋的声音,带来他的近况。在黄国强眼里,儿子的优秀不仅仅在于学习上,他还广交好友。出事后,众多的同学去医院探望黄洋,带着黄家人找宾馆,有同学带着黄国强去华山医院看病,还有同学从上海给黄洋外公寄去血糖仪测纸,这些黄洋生前的好友给黄国强夫妻俩许多帮助。  虽然再也听不到黄洋的声音,黄国强想保留黄洋的手机号码。黄洋的师兄、社团、支教的朋友们,都还会拨打这个号码。  现在,黄国强夫妻睡在儿子曾经住的房间,清晨睁开眼,黄洋妈妈就要拿出儿子的手机,用儿子的微博账号自动登录看新闻,这是夫妻俩和儿子相连的一种方式。夫妻俩在黄洋去世后,学会了上网和打字。  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洋父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回避谈起关于黄洋的一切,怕彼此太过伤心。黄洋在这个家中已经成了被刻意回避的名字。除了黄洋的生日,平日里,黄国强和妻子极其不愿意去黄洋的墓上看看,黄洋妈妈几乎每次都要哭到晕厥,黄国强说,替儿子讨回公道的目标还没完成,他都不知该和儿子说点什么。  今年正月初一,黄家人吃了一顿不团圆的年夜饭。黄洋姑姑的黄姿蓉备着一家人的年夜饭,她给弟妹打电话请她来吃饭,但是等到饭凉了,弟妹也没出现。  席间,黄洋91岁的奶奶也一直询问,为何孙子还没有回家,得了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已经记不得儿子是谁,但她记得孙子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家人只能骗她说黄洋去了美国。黄洋下葬的那天,老人开始拒绝进食,去世时,瘦得皮包骨头。  林父林尊耀的道歉,对于黄国强而言,来的太迟了。  一审过后,林父和林家人找到黄国强在上海住的旅馆,要给黄家赔礼道歉,黄国强回复对方,“我不能原谅林森浩,我们没有谈的必要”。林父的到来也引爆了黄国强妻子的情绪,她“反应很激烈”,林家人不愿离开,黄家人不愿相见,僵持之后,黄国强打了110。 之后,林父发送过两条道歉短信,并两次来到荣县,希望能向黄家人当面道歉赔罪以期取得黄家人的谅解,却两次吃了闭门羹。 黄国强对林尊耀突然出现在自贡时的情形记得很清晰,“他们是带着记者来道歉”,在黄国强看来,林父的目的不是得到黄家的原谅,而是为了能让他儿子减刑。黄国强还记得,林父不承认他儿子下毒,之后,他在短信中,还是说这些都是林森浩的愚人节玩笑。这些行为在黄国强看来,并无悔意,只是为了得到黄家的宽恕进而给林森浩减刑。  此外,林森浩在新闻中接受采访的时的状态,给黄国强留下的印象是“淡漠”,他说从林森浩的表情和语气中看不出悔意。  对于林森浩,黄国强多次表明自己的态度,惩凶追责,杀人偿命。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卫星二十三号】15日2时53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二十三号送入太空。 遥感卫星二十三号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98次飞行。(记者李清华、燕雁)编辑:

废除高校“211工程”和“985工程”的传闻日前引发广泛关注,尽管教育部迅速澄清传言不实,但针对这两项工程的争议并没有迅速平息。“985”和“211”工程向来是高校的金字招牌,废除传言一出,教育资源的失衡、大学等级、利益固化等弊端又被再次提起。根据教育部科技司的统计,南都数据梳理发现,中国的高校资源特别是科研经费向少数“211”和“985”高校集中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截至2014年7月,中国各类普通高等院校已达2246所,其中公办本科院校就有782所。而目前列入“211工程”和“985工程”名单的高校只有112所,在公办本科院校中占比还不足15%。如果把民办高校和专科院校算进来,这一比例将下降至5%,也就是每20所高等院校中才会出现一所“211”或“985”高校。“211”或“985”高校成为稀有品种。  而且这种稀有也是高度失衡的。全国31个省区市中,“211”和“985”高校数量最多的6个省区市就占有了这些高校的一半以上。按校本部所在地算,北京、江苏和上海的“211”和“985”高校均达到10所以上,其中北京高达25所。而在广西、贵州、云南等中西部地区,“211”和“985”高校均只有1所。最为尴尬的是河北,河北工业大学位于天津辖区;华北电力大学校本部迁移到了北京,保定的华北电力变成了一个校区,河北的“211”高校若有似无。  “211”和“985”高校在科研经费上的“吸金”能力则进一步扩大了高教资源的失衡。教育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09-2013年的五年间,政府拨付的全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达到2647.69亿元,但其中的72%被112所“211”和“985”高校瓜分,剩下超过2000所高校只能分摊剩余的700多亿。  39所“985”高校更是受到政府拨款的青睐。以2013年的科研经费为例,清华大学获得政府科研经费27 .75亿元,高居榜首。而非“211”和“985”高校中获得政府拨款最多的首都医科大学仅得到4.59亿,不到清华大学的1/5。  不过,“211”和“985”高校的高投入也带来了高产。如2009-2013年中国高校发表在全国性和国际性刊物的论文,有2/3来自“211”和“985”高校。历年科技成果受奖,特别是国家级奖项,“211”和“985”高校占据了压倒性优势。  注:由于“985高校”亦 同 时 是“211高校”,为区别讨论,文中所指“211高校”仅表示指“985工程”以外的211高校。北体、北外、对外经贸、中央音乐、国防科大、四军大、二军大、中央财大、上海财大、中南财大、西南财大11所“211高校”无经费及论文数据,故本文统计高校总计101所。  资料来源: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南都数据新闻工作室出品 主持:邹莹  数据采集与分析:南都记者 万明(原标题:211、985高校拿走全国七成政府科研经费)编辑:

新京报讯 公安部、外交部等四部门10月10日联合发布的《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称:12月1日前自首可减轻处罚。昨日是自首的最后时限,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猎狐行动”开展以来,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至少达335人,其中自首人员至少154人。    7月22日,公安部启动“猎狐行动”,此后不断发布阶段性“战报”。最近一期“战报”是本月17日,通报称,至17日,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从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84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据央视11月30日报道,其自公安部获悉,截至11月24日,自57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已达329人,其中149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上述两组数据表明,11月17日至11月24日一周之间,就抓获了41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  本次“猎狐行动”,各省公安机关也在同时发布各省的“战报”。综合上述数据,新京报记者昨日再次统计,自11月25日至昨日,也就是投案自首的截止时限,上海、浙江、河北、山西、湖北数据均有“更新”。据不完全统计,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数量至少已达335人,其中至少有154名投案自首人员。    我国到底有多少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对此官方没有发布最新数据。  据中纪委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近30年来,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500多亿美元,人均约1亿元。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裸官”在内的各种贪官等有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8000亿元。  基于上述贪官外逃形势,近年来,纪检监察、检察、公安等机关均将追赃追逃作为重点。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公安部也曾推出境外缉捕专项行动,共抓获151人。而自2008年至本次“猎狐行动”启动之前,先后从54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730余人。  数据表明,本次“猎狐行动”4个月的战果,相当于去年的2倍多;占过去5年的近一半。  外逃贪官投案自首“大限”过后,下一步的国际反腐如何进行?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纪委等部门正筹备外逃人员数据库,这一数据库将在中纪委官网“公示”,接受来自全球的举报。  截至昨日,25个省区市通报了“猎狐行动”的阶段性成果。  “战报”显示,浙江抓获人员数量最多,高达43人;其次是广东,42人。据不完全统计,抓获人员中潜逃十年以上的超过20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为16年,如陕西警方抓获的骗贷500万元的嫌疑人何某,潜逃时间就已达16年。  此前媒体曾曝光个别外逃贪官在境外开跑车“逍遥”。但本次“猎狐行动”抓获的多名人员表示,在境外的日子很难过,甚至受到当地“黑社会”威胁。自首的山西11亿特大金融诈骗案嫌疑人朱某就表示,逃亡的前两年一直居无定所,直到2006年在南非办了工作居留,买了套高档住所,才暂时安顿下来。但随即遭遇一起入室抢劫案,再度居无定所。  逃亡路线 路线渗透到世界各地  各省份的追逃路线表明,外逃贪官的逃亡路线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地。不仅包括美、加等外逃贪官的“天堂”,还有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更有安哥拉、埃及等非洲国家。另外,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均有外逃贪官涉足。  有的外逃贪官还在多个国家辗转。如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疑人朱某,逃亡十年,辗转了十几个国家,“刚开始去了非洲一个岛国,待了几天后因为觉得不安全,又选了个跟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叫斯威士兰。”朱某交代。  一些边境省份的部分贪官,外逃路线则遵循“就近原则”。如黑龙江,抓获的6人中,两人潜逃到俄罗斯;内蒙古抓获了1人,其潜逃地点为蒙古。  追逃方式 劝返成为“第一选择”  各省份的“战报”披露了追逃方式、追逃成本等细节。湖北的“战报”称,“由于海外追逃成本较高,按公安部要求,针对每名海外逃犯要预备数十万元工作经费。为了节省费用,办案单位往往将劝返作为第一选择”。  “劝反”多通过潜逃人员的亲属发挥作用。例如重庆公安机关发布的信息显示,涉嫌诈骗的嫌疑人明某冒充其哥哥身份潜逃出境。重庆警方从明某最信任的哥哥入手,向其讲解国家政策,并通过他向明某带话,明某最终回国自首。  也有人不接受劝反、拒不自首。对于此类人员,各地警方多在当地执法机构的协助下展开缉捕。  也有潜逃人员主动与国内沟通,表示自首意愿。上述回国自首的山西嫌疑人朱某,就是看到《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后,主动给国内朋友打电话,然后跟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提出要求,“如果自首,想见见自己的家人”。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本次行动都是“一案一策”,即针对每一名在逃人员制定个性化追逃方案。浙江公安机关还实施了“一案一奖”,专门拨出了200万元经费。  ■ 追问  资产分享返还协定破跨国追赃僵局  继四部门“海外追逃令”后,下一步的跨国反腐将如何进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等研究跨国反腐的受访专家认为,目前“内打虎”、“外猎狐”的反腐总态势已经形成,跨国追赃等此前困扰跨国反腐的难题也已取得重大突破,“中国和加拿大即将签署的‘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将带动跨国反腐进入新阶段”。  跨国追逃追赃走向常态化  今年以来,我国国家反腐层层推进,正在构建国际反腐新秩序。早在5月,中纪委就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座谈会。5个月后,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成立。  11月,APEC北京会议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宣布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相当于构建了亚太地区国际反腐新秩序。随后召开的G20会议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提出“我们正采取行动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包括加强司法互助、返还腐败资产、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 11月一个月内,习近平在多个场合7次谈及追逃追赃和反腐国际合作。  受访专家们认为,我国反腐已走上系统、规模的国际合作道路,跨国追逃追赃走向常态化政治氛围已经形成。  外逃赃款缔约方返还分享  “可以预期,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突破,腐败分子企图通过外逃逃避法律责任,这是一种痴心妄想。”11月26日,在外交部举行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徐宏说。  徐宏表示,2013年,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成为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  中加即将正式签署的该协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资产返还,比如被贪污、挪用的国有资产,被挪用、诈骗的企业和个人财产,如果能证明合法所有人,可被返还;资产分享,如走私、贩毒获得的赃款,没有或无法认定合法所有人,缔约一方可在没收后,与另一缔约方按一定比例分享。  “一直以来,跨国反腐面对的主要难题包括‘死刑不引渡’等司法障碍、政治庇护等,还有跨国追赃难题。”李成言表示,此前虽然成功引渡回国部分潜逃人员,但其带出国境的大量资产并没有随之回国。李成言、黄风等受访专家们认为,中加这个协定将破解跨国追赃难题,为跨国追赃合作树立“样板”。  据了解,资产分享协定已被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列为工作重点。下一步,该办公室将建立与有关国家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加快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资产分享协定等的谈判、缔约、履约进程。  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原标题:“猎狐”自首大限154人投案)编辑:

华商报商洛讯(记者 田德政) 昨日,华商报记者从商洛市纪检监察部门获悉,丹凤县副县长张孝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  华商报记者登录丹凤县政府网站,在“领导之窗”栏目里,已经看不到有关张孝义的信息。华商报记者从2013年8月2日丹政发〔2013〕37号文件中获悉,副县长张孝义负责农业、水务、林业、扶贫、科技、气象、水文、保险等方面工作。分管县农业局(县畜牧兽医中心)、县水务局、县林业局、县扶贫开发局、县科技局。对于张孝义是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的,商洛市纪检监察部门人员称,正在调查之中,不方便透露。

分类:美文

时间:2016-05-11 01: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