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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儒林: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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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据录音整理﹚  王儒林  这次我和伟中、建华同志,还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大同、朔州、忻州三个市进行调研,从11月12日到19日,8天时间,去了11个县(市、区),看了49个调研点,广泛听取了各级干部群众的意见。刚才,俊明、安庞、洪运同志分别代表大同、朔州、忻州市委、市政府讲了意见,讲得都很好。  下面,结合这几天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作的重要讲话和全会作出的《决定》,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是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三个市按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部署,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都做了大量工作。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把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结合实际,深入抓好贯彻落实。  要切实加大法治建设力度。各市要把法治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审视法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结合实际谋划加强法治建设的思路和举措,着力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个环节的工作。大同市作为我省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要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要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健全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山西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深入开展法治创建活动,加快山西法治建设步伐。    我来山西之后深深地感到,对我们省的煤炭究竟怎么看、怎么办,事关重大,事关全局。可以说,煤炭是我们山西改革发展稳定的 “牛鼻子”。我拿出较多的时间,先后主持召开省直有关厅局主要负责同志、重点煤炭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煤炭相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省内专家学者、外请全国著名专家院士参加的5个座谈会,听取了63位同志的意见。这次调研,选择的3个市,大同是共和国煤炭的“长子”,朔州煤炭产量全省第一,忻州也是产煤大市。8天来,我们所到的49个调研点,其中33个涉及煤炭,我们还反复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讲话。根据所学、所听、所见、所思,我想就煤炭问题讲些初步意见。  大家知道,我们山西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近1/5,特别是优质稀缺煤种,比如焦煤,占全国的近1/2。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焦炭产量和外调量分别占全国40%和60%,我们山西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山西煤炭自身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历届省委、省政府、全省上下对煤炭都高度重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特别是先后三次大规模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彻底改变了全省煤矿多、小、散、低的格局,矿井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有水快流”时最多上万座压减到1053座,30万吨以下矿井全部淘汰,平均单井规模提升到120万吨以上,保留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  安全保障水平大幅度提高,2011年到2013年,全省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连续3年降到0.1以下,去年达到了0.077,走在全国前列。山西的煤炭工业进入了大矿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通过座谈、调研,我们也听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我们山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困扰。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主要发生在煤炭及相关领域,突出表现为易发、多发、高发。由于没有履行主体责任,没有从严治党,不少干部深陷其中,倒在煤上,而且量大面广。  二是经济上的困扰。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我们山西产业结构“一煤独大”,煤价大幅下跌使我省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经济效益呈现出“断崖式”下滑。我省五大煤炭集团吨煤综合售价从2011年5月的656.1元,一路下滑到今年10月的323.44元,跌了一半还多。2013年因为煤价走低,全省少收入1000亿元左右。到2014年9月末,全省煤炭行业实现利润由2012年同期的380亿元、2013年同期的270亿元下滑到16亿元,仅为前两年的4.2%和5.9%。2013年全省吨煤平均利润45.16元,2014年1-9月仅为2.57元,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目前,全省61.4%的地方监管煤炭企业亏损。我们今天所在的忻州市,今年1-9月全市平均坑口吨煤价格165元,成本是170元,卖一吨亏5元。现在全省煤炭行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们一路走下来,许多同志都说,现在是亏不起也停不起。  三是生态环境上的困扰。由于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的煤炭开采,特别是开采后修复治理不到位,使我们山西这个原本在全国就是生态脆弱区的省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对于水资源的破坏就是这样,甚至有的矿井对地下水资源的破坏永远无法修复。我们山西最基本的省情是煤多水少,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人均量的17%,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严重缺水界限。而采煤使地下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地下水位下降,地表径流锐减,泉水断流加剧了水问题。我们山西是我国北方岩溶分布面积最广的地区(共有11万平方公里),也是最典型的地区,既有大泉,又有大量的小泉小水,历史上称为 “千泉之省”,全省流量较大的岩溶大泉有19处,是省内主要河流的源泉。但是现在已经有3处完全断流、2处基本断流、12处流量严重衰减,上万个小泉小水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一路调研,看到了泉水断流的恶果,还看到了煤炭生产加工对林地、草地、耕地的破坏,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大同口泉沟看到,路边的树是黑的,墙是黑的,连老百姓门前挂的红灯笼也都变成了黑灯笼。根据中科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山西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在全国排第24位,环境支持系统排在第27位,生存支持系统排在第29位,山西是全国环境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四是民生上的困扰。因为煤炭开采以及利益分配不当等而产生的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影响的不仅是生活问题,而且是生存问题。尽管国家和我们省多年来投入很大,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调研的大同市南郊区,因为采煤造成的地质灾害涉及5个乡镇、71个村庄和5个商贸工矿区,受灾24485户、66807人,10万多间、135.1万平方米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23万亩耕地因为地裂地陷无法耕种。由于地下水被破坏,近7万人、1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只能靠从外地拉水度日,每年受灾村用于拉水买水费用就达上千万元。另有5万多农村劳动力失业。由于房屋损坏、倒塌,近万名村民投亲靠友或者异地租房居住,有64所学校房屋全部停用,近9000名学生在外借读。有30多个村庄受到一氧化碳等地下有害气体外溢的威胁。鸦儿崖乡鸦儿崖村2013年村里请有关部门的8位专家、用5台流动测震仪记录了采煤顶板和煤层塌陷引发的114次震动,最强的是3.2级。由于震源浅,1.8级以上的震动,村民就有明显震感,杯碗落地,房子大梁响动,墙体开裂,墙皮脱落。官窑村全村范围共有14条大的裂缝,最宽的有1米,村民说自家的羊掉进去都听不到叫声。对于这些问题,当地老百姓反响强烈。我们在左云县了解到,全县有9个乡镇14.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0.64万人,因为采煤受灾的有6个乡镇、70个村、15694户、4万多人,其中有3万多农民吃水是靠外出拉水,一年的费用达2000多万元。水窑乡大路坡村263户、636人,因煤而富,因煤而迁。这个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里先后3次统一建新房,由于没有规划、没有物探,把房子一次次建在采空区上,3次建房投资578.2万元,全部废弃,不得不进行第四次建房,整村搬迁。  我们之所以面临 “立体性”困扰,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11月6日召开的第5次煤炭座谈会上简要归纳了煤炭领域需要解决好的十个问题,当务之急是全力推动煤炭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2月国务院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要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而我省煤炭资源配置到目前仍然没有实行招拍挂,成为全国主要产煤省中唯一没有公开出让矿业权的省份。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行政推动、政府决定的方式。这样做固然有速度快、效率高、能够强力推动等好处,但大家感到,这种做法也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煤炭建设项目的核准审批,涉及十几个部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要经历5个阶段、45项层层审批,有的审批还互为前置。这5个阶段,仅走到第三步“核准”,平均4.46年,最长的,有的说11年、有的说13年,大家都有不同的经历。  在当前形势下,我省煤炭产业究竟怎么办?总的说,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四个革命”的要求,全力推进“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煤炭产业怎么转型,转成什么型?在深入调研、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初步考虑,我们要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六型”转变,走出一条“革命兴煤”之路。  (一)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煤炭产业市场主导型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的原则,由市场决定煤炭资源配置,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要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要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一要建立和完善煤炭矿业权一、二级市场体系。促进一级市场向公开化、公平化方向发展,除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对新设立的煤炭资源矿业权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加快完善矿业权依法自由流转的二级市场,允许矿业权人将矿业权以出售、作价出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依法公开竞价转让。加快制定完善二级市场交易管理办法,抓紧出台《山西煤炭资源出让转让管理办法》。要建立完善煤炭资源矿业权交易平台,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标准化、专业化交易场所,开展矿业权证券化试点,培育建立矿业权资本市场,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矿业权市场交易体系。要加快建立矿业权退出机制,全面开展矿业权市场清理,对圈而不探、探而不采、以采代探、圈占资源不开发、炒买炒卖等现象,要依法限期整改,或者是注销其矿业权。二要探索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矿业权一体化配置。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积极推进煤层气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煤权气权一体化设置,探索建立煤层气资源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大力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发展。三要大力推进以简化行政审批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化优化审批流程,推进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相分离,建立并联审批流程,大力推进同类事项及同一部门负责的事项归并办理。并以此为重点,全面推进煤炭各项管理体制改革。在放权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和服务,着力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重点做好规范市场秩序、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坚持放管并重,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关于运销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随着国家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省里已经决定取消省内公路煤焦管理站、稽查站和票据管理。省政府已经研究了多次,并形成了《方案》,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后,将尽快下发执行。同时,在管理上要跟进相应的配套措施。四要强化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指导。着力加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政策制定、法规规章等方面的职能,重点做好制订产业准入标准、科学调控产能等方面的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合理开发,提高规划的权威性、指导性和法律地位。特别是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矿区总体规划、矿业权设置方案要相互衔接、互为依据。五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要加大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改革,使企业轻装上阵。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缩减管理层级,增加市场化选聘经理层比例,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六要加快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国家《矿产资源法》修改完善之前,要研究制定我们省关于煤炭资源矿业权转让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严格准入、分类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清洁低碳型”转变。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化石能源清洁发展,这是煤炭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最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山西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一要以清洁开采为突破,推进煤炭绿色生产。我们要积极开展“充填式开采”“保水式开采”“煤与瓦斯共同开采”“地下气化开采”“地下生物开采”等新型开采技术的研发与试验示范,特别要建好“国家能源充填采煤技术重点实验室山西工作站”,推进开采方式的转变,从源头上解决因为煤炭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降、塌陷,地下水系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要依靠先进成熟技术提高我们的回采率,特别是过去小煤窑时候,回采率大多是10%到30%,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当然,这方面急不得,不是一日之功,有些开采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但这是方向。同时,要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加大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不断改善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煤炭产业的绿色化水平。二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煤炭及相关行业低碳发展。作为高碳产业的煤炭,要实现低碳清洁发展,转化是路径,科技是支撑。要做好煤炭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依托煤炭企业,加大煤炭科技研发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创新,推进煤炭科技进步。要提高煤炭加工转化比重,加大煤炭消费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实现终端能源清洁化。三要以产权为纽带,推进煤电一体化深度融合。煤转电是实现热转化效率最高的途径。要围绕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低碳发展,借鉴同煤塔山循环经济园区的做法,推进煤炭基地与火电基地协同发展。大力发展以煤矸石发电为核心的低热值煤发电,大力推广风冷、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外送电通道建设步伐。四要以政策为保障,完善煤炭清洁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全省每年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1.8亿多吨,资源综合利用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其中煤矸石和粉煤灰排放占85%以上。我们要以朔州市作为国家12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试点为引领,力求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上取得更大进展。  (三)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集约高效型”转变。从国内外经验看,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是划分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重要标志。前面说到,我们省煤矿多、小、散、低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变,但是我们煤炭外延增长的特征仍然比较明显,成为煤炭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坚持向集约高效型转变,走产业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高保障的现代化之路。一要全力抓好大企业、大集团建设。按照国家煤炭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国家规划我省的三个大型煤炭基地内,按照“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的原则,在企业自愿、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力度;在已有煤炭大集团整合重组基础上,突出动力煤、无烟煤、炼焦煤三大资源品牌优势,通过产业、产权、管理、文化等的深度融合,研究探索分基地、分煤种组建世界一流、国内引领的特大型煤炭集团公司。按照发展煤炭现代物流集团的要求,对晋能集团、山煤国际等现有物流企业植入运煤铁路、公路、港口、船队等资产进行重组再造,形成一体化的大型煤炭物流集团,增强山西煤炭市场话语权和竞争力。二要在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上下功夫。我省现在30万吨以下的矿井都已经关闭淘汰,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重组整合矿井还没有完成改造建设任务,甚至有的还在违法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煤炭市场,也是安全隐患。要对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按照矿井实际资源量和开采年限,对全省资源接近枯竭的矿井和90万吨以下机械化水平不高的矿井进行摸底,建立有序、自然、正常的矿井退出机制。要坚持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制定中长期产能退出规划,确定退出责任主体和时间表、分布图,通过矿业权二级市场推行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对违法矿业权或长期占而不采的企业要依法强制退出,对关停重组的矿井要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企业转产、职工培训和再就业,妥善解决在职人员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等问题。这一路上大家也感到,干部群众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而且目前煤炭价格走低、经济下行,开展这项工作,尤其是解决人员出路、维护稳定难度很大,要稳妥推进。三要不断提升矿井的现代化水平。同煤塔山一号井为年产千万吨级矿井,只有1200人;而口泉沟10个矿井有4万多人,加上家属超过10万人,年产1800万吨。在效率和安全方面两相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煤矿准入标准、建设标准和管理标准,加快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现代化矿井的步伐,进一步提高矿井装备的技术水平,推行以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综采化开采,深化信息技术与煤炭产业的融合,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加强职工队伍业务素质和技能培训,变招工为招生,为现代化矿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建设这样规模的现代化矿井还有个产能问题、资源问题,怎么退、怎么建,并不是那么简单,但这是个方向。这条路非走不可,越早效果会越好。  (四)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延伸循环型”转变。延伸就是以煤炭为起点,往下游走,往终端产品走;循环就是以煤炭为中心,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多联产,做到对资源吃干榨尽。2013年全省煤炭产量达到9.62亿吨,比2007年增长了52%,与煤炭产量持续增长相比,我省煤炭产业综合性开发利用相对滞后,产业链条短、精加工比较欠缺、煤炭循环经济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发展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煤炭的共生伴生资源利用程度也比较低,还没有真正实现单一资源开采向综合开发利用转变。我们要坚持走延伸循环发展之路,这是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有力的支撑。一要努力延伸煤炭产业链条。以国家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煤炭衍生产业和非煤能源,形成煤炭、电力、煤层气、煤化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元支撑的综合能源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大型煤电外送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晋北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延伸拓展特色煤化工产业,优化提升传统煤化工产业。这次调研中涉及到特色煤化工、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的诸多问题,但方向是立足省情、理性选择,市场导向、科技创新,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延伸拓展、优化提升。要加快推进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这件事对山西意义重大。要按照我省已有的规划,努力形成六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基地,构建五大瓦斯抽采利用园区,力争在总产能和输气管线建设上有新突破。到2020年,全省地面煤层气总产能达到400亿立方米,管线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气化人口基本实现全覆盖,使其成为我省建设全国综合能源基地的一大亮点。二要大力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我省产业结构以煤焦、电力、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体,各类工业废弃物排放量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必须坚持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在做好煤炭生产开发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煤矸石、煤泥、瓦斯、煤层气和矿井水的综合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调研中我们看到同煤塔山工业园以塔山矿和同忻矿为龙头,构建了煤炭-电力-建材、煤炭-电力-化工等多条循环经济产业链,采煤企业和加工企业都实施清洁生产,园区内各个生产单元首尾相接、环环相扣,把传统产业链中的废弃物消化在循环链条中,最大限度降低了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我们要加大规划、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抓紧在全省推广,进一步形成以园区为重点,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循环网络体系,建立具有山西特色的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要构建新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要把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煤炭资源循环率作为我省煤炭产业转型的基本路径。我省已制定 《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要充分发挥《条例》对我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规范和促进作用。要把推进产业集聚发展作为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把循环经济园区建设作为产业转型的主要载体,构建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按照产业向园区集中的理念,依法促进各类企业向园区集中,按照循环经济模式对工业园区进行规划、建设和改造。这个园区不是简单地把同质的企业归并在一起,而是建立循环的模式,互为产品,互为上下游。四要构建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证券化运行机制。要构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证券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要积极推进省级产权交易市场与国内外重要产权交易市场对接联网,促进企业跨区域并购重组,国有产权跨区域流转,加快资源型企业上市融资步伐,对已经上市的7家煤炭企业加大植入优质资产推进整体上市,提升煤炭产业延伸循环的发展和融资能力,推进煤炭延伸产业和循环产业快速崛起和壮大。  (五)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生态环保型”转变。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煤炭企业在资源环境问题上都必须肩负起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坚决实现煤炭产业由环境破坏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刚性要求。一要严格实施 “三个同步”。今后我们省所有新建煤炭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项目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产。二要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多年来,我省在采煤沉陷区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欠账太多,治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刚才说到的大同南郊区、左云县等地方的沉陷区问题,在全省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有些地方甚至更严重。全省要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移民搬迁安置,对严重破坏的居民住宅、受损较轻的居民住宅分别采取搬迁重建和维修加固方式治理。按照省里规划,到2020年基本解决采煤沉陷区受灾群众的安居问题,并力争提前。今后,采煤新造成的沉陷区问题要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开采谁治理、谁损坏谁搬迁”的原则,把企业在开采中造成的采煤沉陷问题降到最低限度,把采煤沉陷的治理责任明确落实到煤炭生产企业和各级党委、政府。三要实施矿区生态修复。企业要制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规划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因地制宜确定矿区生态修复目标,实施土地复垦、林地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修复、矿山生态公园等多模式修复,完善矿区废弃地调查和复垦规划工作,严格土地复垦标准,鼓励社会资金开展复垦,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并且纳入耕地占补平衡、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等等政策奖励范围,对新办矿业企业实行土地复垦费预存制度,加强矿区生态修复技术的系统研究和商业化推广。四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解决煤炭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靠一事一议,必须要有制度化保障,要在煤炭资源税改革中考虑赋予煤炭资源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和功能,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责任制度。要探索推动煤炭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改革煤炭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反映资源完全成本。要利用转型综改试验区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体制,探索第三方治理模式,建立第三方监督与治理机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责任追究。要引入市场化治理手段,实现矿区居民利益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六)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安全保障型”转变。大家都知道,煤炭是高危行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为数不多的以死亡率作为考核指标的产业。我们省又是煤炭生产大省,每天都有40万煤矿职工在地下生产,人命关天。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重要指示,始终把煤矿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常抓不懈。这里我想强调这么几个方面。一要全面认识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我们要充分看到、肯定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省安全生产状况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我们省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还大量存在;整合矿井的隐蔽性致灾因素还大量存在;违规生产建设行为等各种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煤矿安全生产投入减少、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还大量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我们要始终对安全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牢记 “三个绝不过高估计”,不断强化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二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职工积极参与、社会支持监督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形成人人都有责任心、事事都有责任制、处处都把责任落到实处的工作机制和氛围。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所有企业都必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三要全面加强安全工作措施。认真落实新修订的 《安全生产法》,当前要重点抓好煤矿生产领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漏洞、决不能丢掉任何一个盲点、决不能留下任何一个死角,有重大隐患的要坚决停产整顿。要加快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比如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斜井人车,乘坐人数多、安全风险大,要抓紧淘汰。省煤炭厅要拿出具体意见,省五大集团要限期淘汰。就是要一级抓一级,层层立下军令状,确保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以上讲的六个转型,实际上都是煤炭及相关产业的转型。我们在做好煤炭转型这篇大文章的同时,也要在煤炭之外下功夫,切实改变 “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实现全省经济的转型发展。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煤独大”难以强省、更难以富民的严峻现实。我们也要看到,今后控制煤炭总量、价格也不会大幅度上涨的趋势,我们省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段。    前段时间以来,大同市的前市委书记丰立祥,前常委副市长靳瑞林,朔州市前市委书记王茂设,忻州市的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吉久昌,还有一些县处级干部先后接受组织调查,三个市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从严治党管党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把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三个市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党委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支持纪委落实好监督责任。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还可能要提拔使用的违纪违法干部。要加大煤炭领域反腐败力度,坚决查处煤炭资源配置、企业兼并重组、涉煤管理等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查处官煤勾结、私挖滥采、破坏生态、贻害百姓等问题。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二要坚持以反“四风”为重点引深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从治理“四风”起步,也要从治理“四风”延伸。经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势头得到遏制,但这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基础还不牢固,一些初步解决的问题很容易反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定期不定期“回头看”,及时处理反弹回潮问题,始终保持整治“四风”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教育实践活动中抓作风建设的劲头和力度,狠刹庸懒散奢、吃拿卡要、损害群众利益等歪风邪气,下功夫解决等待观望、不敢担责、为官不为等问题,一项一项落实措施,一个一个予以纠正,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聚集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三要刷新吏治。在调研中,我们感到三个市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政治坚定、扎实干事、努力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务求在刷新吏治上取得成效。当前,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在进行,各市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坚决查处拉票贿选等各种违纪行为,确保农村“两委”换届风清气正,把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上来,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我们提出“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在富民强省中,富民是第一位的,富民才能强省,强省为了富民。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处理富民与强市、强县的关系,正确处理资源开发和群众利益的关系,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不论是产业转型还是项目建设,都要坚持富民为先,在促进富民上下功夫。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特别要压缩“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改善民生。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使资源性收益让广大人民共享。要进一步改进作风,认真化解民困、民忧、民怨,实现民富、民乐、民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努力打好扶贫开发的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我们要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真抓实干,尽快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对于不具备条件的村庄,要进行移民搬迁,并且要谋划搬迁后农村生产致富的路子。在调研中,我们感到,仅解决住房问题还不够,之后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解决就业、生活,特别是致富等各种问题,希望大家把工作做好。    在晋北调研的8天时间里,我深切感受到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人民淳朴勤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少困难,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攻坚克难,全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要从丰富的优秀文化中汲取改革发展智慧。我们常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5000年的发展史中,素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法治文化传统,很多同志都熟知的春秋时期,晋文公善改革、整吏治,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代三晋率先变法,跻身七雄;北魏孝文帝平城改制,推均田、倡汉化,推动了民族大融合大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三晋大地优秀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想敢试,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要用优良革命传统凝聚发展力量。  革命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建设时期,大泉山精神也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特别是右玉县历任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克服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一个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生态良好的“塞上绿洲”。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右玉精神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要振奋精神、攻坚克难。我们不仅要正视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当前山西包括晋北三市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快推动“六大发展”。  总之,省委、省政府希望,大同、朔州、忻州三市的干部群众,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朱宁宁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这部宪法从颁布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进行了四次重大修改。从时间上来看,基本囊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历程。从内容上来看,基本描绘出了中国国家、社会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其中对宪法“序言”部分的修改有5条,对宪法条文部分的修改有26条。总的来看,四次修改宪法部分内容,除对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等作补充性修正外,大多集中在对现阶段经济制度的修正上,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条文不止一次地进行修正,呈现出修正的渐进性。  “我国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就其实质来说,是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这四次修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春生概括指出,对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入,逐渐形成新的认识,对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现行宪法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计划经济模式作了基本肯定,但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行宪法也突出了市场手段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需要及时总结宪法实施中的经验,对促进市场经济发育的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至1989年出现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为了使土地买卖合法,1988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因为1982年宪法在规定经济制度时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条规定明确指出只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才是合法的。  在此背景下,1988年3月31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两条宪法修正案。其中,土地使用权商品化首次获得法律承认。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这次会议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概括,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报告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科学论述。会议作出确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决策。  1993年2月14日,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实践,党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该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1982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宪法的有些规定已经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依照法定程序作必要修改和补充。  为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时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地位,在总结多年来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1993年3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为基础,宪法修正案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和保障措施的若干规定,主要特点是仍然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强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民主管理以及重视经济立法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此外,1993年宪法修正案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具体情况,对一些基本法律制度作出修改,突出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该规定为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写人宪法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对于这次修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评价指出,它不仅仅是宪法条文的简单修改和变动,还是宪法实施要求的真实反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遵守宪法关于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原则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依法改革活动,而不是非法的改革活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各项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还明确肯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对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和分配形式有了新的认识。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如何将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基本精神及时地用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使之成为我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国策,社会各界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继提出修改宪法的动议。  中共中央提出,应当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依据,对宪法的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并提出修改的原则,即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现行宪法的第三个修正案正式产生。  此次修宪虽然只有六条,但意义十分重大。有宪法学家分析认为,这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既保证了宪法的稳定性,又保证了宪法的适应性。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通过修宪的程序载入根本法,使这些经验有了崇高的法律地位,受到宪法的保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把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充分表明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是在宪法下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以尊重宪法的权威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治;不实施宪法,也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2004年修宪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进行的。当时,全党全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深化,法治建设成绩显著。  此次修宪遵循的总原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发扬民主,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使宪法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真正成为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根据这个原则,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本次修宪是历届修改条数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修宪呈现出几大特点:在党的领导下的修宪;充分发扬民主;遵照法定程序;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体现宪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修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修不修宪、修什么和怎样修的基本准则。此次修宪正是由于宪法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修宪。”已故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曾对2004年的这次修宪活动作出如是评价。他说,修宪能使宪法更好地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而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4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无一不是关注到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到了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现行宪法通过四次必要的修正之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出了更加重要作用。从四次修宪的内容中不难看出,30多年来,宪法与改革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动状态。这个互动,使我国的一些制度更加适应发展的需要,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某些旧的制度、体制、机制被突破,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呈现出勃勃生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从中不断得到实惠。  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张春生说,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今后对宪法中某些具体规定的修改,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保持宪法的总体稳定,又不能用宪法把某些影响发展的具体制度固定下来。正确处理宪法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我们的宪法将更有权威,我们的国家将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原标题: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落幕。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峰会通过了一份联合公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通过了一份关于2015至2016年的反腐行动计划。文件指出,“我们批准2015至2016年的G20反腐行动计划,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稳定性”。公报指出,反腐行动将旨在加强相应机构的合作,包括扩大相互间的司法支持、搜寻和返回腐败所得收入,以及严防出现腐败官员的“安全避难所”。G20一直将反腐作为重点推动,中国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国际反腐?  1   在13日,外交部举行的G20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中方希望G20继续推动各国加强反腐败合作,构建追赃、追逃和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网络,避免G20成为腐败官员的“避罪天堂”。  张军介绍,过去几年来,G20一直将反腐作为重点推动,并专门成立了G20反腐败工作组。G20十九个成员国之中,有十八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成员。当前形势下,反腐败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网络,特别是建立资产返回合作、追赃追逃、拒绝腐败分子入境等。张军表示,希望20国集团峰会能继续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腐败网络,“让腐败行为无处可存,让腐败分子无处可藏”。  2   在G20集团的大力推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G20集团成员已陆续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截至2009年7月6日,已有140个国家签署。  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法律文件,G20集团成员的广泛参与,为国际社会预防犯罪、追缴腐败资产、提高反腐成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5年,中国就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并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起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机制,国(境)外缉捕追逃、防逃、涉案资产返还等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会同一些国家制定了有关国际合作条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章可循、规范合作和增强实效作出了积极努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政府打击和控制跨国腐败犯罪的能力。国际合作条约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外,还包括《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移管被判人条约》等。  3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在采访中介绍,目前,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友好交往,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而据2010年公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作为打击腐败的主要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议;公安部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了65条24小时联络热线,同59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了213份合作文件。  今年以来,针对贪官外逃的问题,中央纪委以及相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加强。据李拓介绍说,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要求,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中央纪委监察部在3月整合成立了国际合作局,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切断贪官外逃之路的思路;公安部最近开展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已经追回10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4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具体的追逃和追赃会按照我们以往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利用我们现有的国际法律手段来开展,目前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最主要的是引渡,此外还有引渡的三种替代手段:遣返、异地追诉、劝返。  这四种方式也决定了我国和国外合作的方式。  在与我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项双边引渡条约。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与38个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没有引渡条约时,“我们可以援引多边公约来开展引渡合作。”黄风介绍,比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三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成员,“这些公约里面也有引渡条款,中国可以援引国际公约的引渡条款开展合作。”  国际引渡合作,面临很多限制,比如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等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缔结引渡条约,这是有难度的。”黄风说,美国目前和100多个国家签署有引渡条约,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做到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签署。  遣返通常是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将经济犯罪嫌疑人作为非法移民遣返回国。而异地追诉是引渡的另一种替代手段,由中国主管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该逃犯触犯该外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外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案逃犯的追逃过程中,异地追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相对而言,劝返是一种相对高效的手段。黄风说,引渡、遣返、异地追诉等形式,其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而且也面临限制。相比之下,劝返则更加高效,也将主动权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在黄风看来,“劝返”有一举三得的效果。对于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来说,劝返成功就意味着追逃目的已经实现;对于逃犯躲藏地国家来说,外国逃犯自愿回国接受审判,既有利于节省为开展国际合作或者国内法律程序而需花费的资源,又有利于本国的秩序和安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截至2009年7月6日,已有140个国家签署。  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友好交往,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  公安部最近开展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已经追回102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韩旭阳(原标题:揭秘中国如何进行国际反腐)编辑:

中新网11月24日电 据国家铁路局官方微博消息,11月24日15时07分,75228次货物列车行至襄渝线旬阳至棕溪间上行线K250+300处发生脱轨事故。初步了解,造成1名机车乘务员死亡,1名机车乘务员受伤,机车和机后1-12车辆脱轨。  目前国家铁路局和西安铁路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己赶赴现场组织事故调查。(原标题:襄渝线发生货物列车脱轨事故 乘务员1死1伤(图))编辑:

中新网永定12月5日电 (陈志龙)国家发放涉农补贴,是为了惠及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而一些基层官员却动起了“歪脑筋”。12月5日上午,永定县人民法院对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原站长张某亮在农机购置补贴领域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张某亮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财产3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张某亮利用担任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站长的职务便利,在农机购置补贴申报过程中,收受农机经销商、农机代理商、农机专业合作社及购机农户的贿赂款大约27.73万元。  同时,张某亮在担任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站长期间,还滥用职权,没有严格按照《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和2008年-2012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执行,放弃监管审核职责,多次违规上报明知不符合购机条件的购机户所申请的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造成了大约91.46万元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流失及个人财产损失2.5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农机经销商、农机代理商、农机专业合作社及购机农户贿赂款共计27.73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了91.46万余元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流失及养猪户个人财产损失25450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办案法官介绍,在农机购置补贴有关工作中,相关农机站工作人员或未认真履行申请人资格审查职责,纵容骗取补贴资金,或违反规定滥用职责权限,将本应由农机管理部门履行的审核职责交由农机经销商行使,造成审核、验收程序形同虚设,或在履行跟踪监管职责中,严重不作为造成国家补贴资金流失,甚至利用职务便利,巧立名目套取补贴资金,大肆收受贿赂或进行索贿,他们的渎职失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完)(原标题:

王儒林: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在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调研考察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据录音整理﹚  王儒林  这次我和伟中、建华同志,还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到大同、朔州、忻州三个市进行调研,从11月12日到19日,8天时间,去了11个县(市、区),看了49个调研点,广泛听取了各级干部群众的意见。刚才,俊明、安庞、洪运同志分别代表大同、朔州、忻州市委、市政府讲了意见,讲得都很好。  下面,结合这几天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我讲几点意见。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作的重要讲话和全会作出的《决定》,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新要求,是指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三个市按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安排部署,围绕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都做了大量工作。当前,我们要进一步把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四中全会精神上来,结合实际,深入抓好贯彻落实。  要切实加大法治建设力度。各市要把法治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审视法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结合实际谋划加强法治建设的思路和举措,着力推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个环节的工作。大同市作为我省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级市,要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要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保证。要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健全领导法治建设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山西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深入开展法治创建活动,加快山西法治建设步伐。    我来山西之后深深地感到,对我们省的煤炭究竟怎么看、怎么办,事关重大,事关全局。可以说,煤炭是我们山西改革发展稳定的 “牛鼻子”。我拿出较多的时间,先后主持召开省直有关厅局主要负责同志、重点煤炭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煤炭相关研究机构负责同志、省内专家学者、外请全国著名专家院士参加的5个座谈会,听取了63位同志的意见。这次调研,选择的3个市,大同是共和国煤炭的“长子”,朔州煤炭产量全省第一,忻州也是产煤大市。8天来,我们所到的49个调研点,其中33个涉及煤炭,我们还反复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讲话。根据所学、所听、所见、所思,我想就煤炭问题讲些初步意见。  大家知道,我们山西煤炭资源非常丰富,探明保有储量2695亿吨,占全国总量近1/5,特别是优质稀缺煤种,比如焦煤,占全国的近1/2。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在占全国1/60的国土面积上生产煤炭153亿吨,占全国的1/4,净调出104亿吨,占全国的3/4,焦炭产量和外调量分别占全国40%和60%,我们山西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山西煤炭自身发展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历届省委、省政府、全省上下对煤炭都高度重视,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措施,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效,特别是先后三次大规模实施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彻底改变了全省煤矿多、小、散、低的格局,矿井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有水快流”时最多上万座压减到1053座,30万吨以下矿井全部淘汰,平均单井规模提升到120万吨以上,保留矿井全部实现机械化开采。  安全保障水平大幅度提高,2011年到2013年,全省煤矿百万吨死亡率连续3年降到0.1以下,去年达到了0.077,走在全国前列。山西的煤炭工业进入了大矿时代,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通过座谈、调研,我们也听到、看到了存在的问题。我们山西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  一是政治上的困扰。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严重腐败问题,主要发生在煤炭及相关领域,突出表现为易发、多发、高发。由于没有履行主体责任,没有从严治党,不少干部深陷其中,倒在煤上,而且量大面广。  二是经济上的困扰。调研中,大家普遍反映我们山西产业结构“一煤独大”,煤价大幅下跌使我省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尤其是经济效益呈现出“断崖式”下滑。我省五大煤炭集团吨煤综合售价从2011年5月的656.1元,一路下滑到今年10月的323.44元,跌了一半还多。2013年因为煤价走低,全省少收入1000亿元左右。到2014年9月末,全省煤炭行业实现利润由2012年同期的380亿元、2013年同期的270亿元下滑到16亿元,仅为前两年的4.2%和5.9%。2013年全省吨煤平均利润45.16元,2014年1-9月仅为2.57元,卖一吨煤的利润买不到一瓶饮料。目前,全省61.4%的地方监管煤炭企业亏损。我们今天所在的忻州市,今年1-9月全市平均坑口吨煤价格165元,成本是170元,卖一吨亏5元。现在全省煤炭行业生产经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们一路走下来,许多同志都说,现在是亏不起也停不起。  三是生态环境上的困扰。由于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的煤炭开采,特别是开采后修复治理不到位,使我们山西这个原本在全国就是生态脆弱区的省份付出了巨大代价。比如,我们一路上看到的对于水资源的破坏就是这样,甚至有的矿井对地下水资源的破坏永远无法修复。我们山西最基本的省情是煤多水少,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人均量的17%,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严重缺水界限。而采煤使地下水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地下水位下降,地表径流锐减,泉水断流加剧了水问题。我们山西是我国北方岩溶分布面积最广的地区(共有11万平方公里),也是最典型的地区,既有大泉,又有大量的小泉小水,历史上称为 “千泉之省”,全省流量较大的岩溶大泉有19处,是省内主要河流的源泉。但是现在已经有3处完全断流、2处基本断流、12处流量严重衰减,上万个小泉小水已经不复存在。我们一路调研,看到了泉水断流的恶果,还看到了煤炭生产加工对林地、草地、耕地的破坏,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也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大同口泉沟看到,路边的树是黑的,墙是黑的,连老百姓门前挂的红灯笼也都变成了黑灯笼。根据中科院2014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山西可持续发展总能力在全国排第24位,环境支持系统排在第27位,生存支持系统排在第29位,山西是全国环境问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四是民生上的困扰。因为煤炭开采以及利益分配不当等而产生的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影响的不仅是生活问题,而且是生存问题。尽管国家和我们省多年来投入很大,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我们调研的大同市南郊区,因为采煤造成的地质灾害涉及5个乡镇、71个村庄和5个商贸工矿区,受灾24485户、66807人,10万多间、135.1万平方米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23万亩耕地因为地裂地陷无法耕种。由于地下水被破坏,近7万人、10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只能靠从外地拉水度日,每年受灾村用于拉水买水费用就达上千万元。另有5万多农村劳动力失业。由于房屋损坏、倒塌,近万名村民投亲靠友或者异地租房居住,有64所学校房屋全部停用,近9000名学生在外借读。有30多个村庄受到一氧化碳等地下有害气体外溢的威胁。鸦儿崖乡鸦儿崖村2013年村里请有关部门的8位专家、用5台流动测震仪记录了采煤顶板和煤层塌陷引发的114次震动,最强的是3.2级。由于震源浅,1.8级以上的震动,村民就有明显震感,杯碗落地,房子大梁响动,墙体开裂,墙皮脱落。官窑村全村范围共有14条大的裂缝,最宽的有1米,村民说自家的羊掉进去都听不到叫声。对于这些问题,当地老百姓反响强烈。我们在左云县了解到,全县有9个乡镇14.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0.64万人,因为采煤受灾的有6个乡镇、70个村、15694户、4万多人,其中有3万多农民吃水是靠外出拉水,一年的费用达2000多万元。水窑乡大路坡村263户、636人,因煤而富,因煤而迁。这个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村里先后3次统一建新房,由于没有规划、没有物探,把房子一次次建在采空区上,3次建房投资578.2万元,全部废弃,不得不进行第四次建房,整村搬迁。  我们之所以面临 “立体性”困扰,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11月6日召开的第5次煤炭座谈会上简要归纳了煤炭领域需要解决好的十个问题,当务之急是全力推动煤炭管理体制改革。1998年2月国务院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就明确规定,探矿权、采矿权要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而我省煤炭资源配置到目前仍然没有实行招拍挂,成为全国主要产煤省中唯一没有公开出让矿业权的省份。煤炭资源配置特别是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过程中,都是采取行政推动、政府决定的方式。这样做固然有速度快、效率高、能够强力推动等好处,但大家感到,这种做法也很容易为官商勾结、巨额利益输送、非法获利等严重腐败提供土壤和条件。煤炭建设项目的核准审批,涉及十几个部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要经历5个阶段、45项层层审批,有的审批还互为前置。这5个阶段,仅走到第三步“核准”,平均4.46年,最长的,有的说11年、有的说13年,大家都有不同的经历。  在当前形势下,我省煤炭产业究竟怎么办?总的说,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四个革命”的要求,全力推进“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推动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煤炭产业怎么转型,转成什么型?在深入调研、充分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初步考虑,我们要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六型”转变,走出一条“革命兴煤”之路。  (一)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煤炭产业市场主导型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凡是能由市场决定的都交给市场”的原则,由市场决定煤炭资源配置,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要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要突出抓好以下重点工作:一要建立和完善煤炭矿业权一、二级市场体系。促进一级市场向公开化、公平化方向发展,除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对新设立的煤炭资源矿业权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竞争方式出让,取消一级市场中对不同所有制矿业企业的差别化待遇。加快完善矿业权依法自由流转的二级市场,允许矿业权人将矿业权以出售、作价出资、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依法公开竞价转让。加快制定完善二级市场交易管理办法,抓紧出台《山西煤炭资源出让转让管理办法》。要建立完善煤炭资源矿业权交易平台,建立公平、透明、规范的标准化、专业化交易场所,开展矿业权证券化试点,培育建立矿业权资本市场,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矿业权市场交易体系。要加快建立矿业权退出机制,全面开展矿业权市场清理,对圈而不探、探而不采、以采代探、圈占资源不开发、炒买炒卖等现象,要依法限期整改,或者是注销其矿业权。二要探索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矿业权一体化配置。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积极推进煤层气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煤权气权一体化设置,探索建立煤层气资源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大力推进采煤采气一体化发展。三要大力推进以简化行政审批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化优化审批流程,推进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相分离,建立并联审批流程,大力推进同类事项及同一部门负责的事项归并办理。并以此为重点,全面推进煤炭各项管理体制改革。在放权的同时,要强化监管和服务,着力加强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重点做好规范市场秩序、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坚持放管并重,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关于运销体制改革。大家都知道,随着国家将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省里已经决定取消省内公路煤焦管理站、稽查站和票据管理。省政府已经研究了多次,并形成了《方案》,在进一步征求意见后,将尽快下发执行。同时,在管理上要跟进相应的配套措施。四要强化产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指导。着力加强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政策制定、法规规章等方面的职能,重点做好制订产业准入标准、科学调控产能等方面的工作。要坚持规划先行,合理开发,提高规划的权威性、指导性和法律地位。特别是煤炭生产开发规划、矿区总体规划、矿业权设置方案要相互衔接、互为依据。五要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要加大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改革,使企业轻装上阵。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缩减管理层级,增加市场化选聘经理层比例,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股权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真正的市场主体。六要加快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在国家《矿产资源法》修改完善之前,要研究制定我们省关于煤炭资源矿业权转让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严格准入、分类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清洁低碳型”转变。实现高碳产业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发展,化石能源清洁发展,这是煤炭革命最核心的问题、最艰巨的任务,也是我们山西未来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力所在。一要以清洁开采为突破,推进煤炭绿色生产。我们要积极开展“充填式开采”“保水式开采”“煤与瓦斯共同开采”“地下气化开采”“地下生物开采”等新型开采技术的研发与试验示范,特别要建好“国家能源充填采煤技术重点实验室山西工作站”,推进开采方式的转变,从源头上解决因为煤炭开采引起的地表沉降、塌陷,地下水系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要依靠先进成熟技术提高我们的回采率,特别是过去小煤窑时候,回采率大多是10%到30%,这个问题不解决也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当然,这方面急不得,不是一日之功,有些开采技术还处于研发阶段,但这是方向。同时,要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加大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不断改善矿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升煤炭产业的绿色化水平。二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进煤炭及相关行业低碳发展。作为高碳产业的煤炭,要实现低碳清洁发展,转化是路径,科技是支撑。要做好煤炭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依托煤炭企业,加大煤炭科技研发力度,有计划有步骤地创新,推进煤炭科技进步。要提高煤炭加工转化比重,加大煤炭消费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实现终端能源清洁化。三要以产权为纽带,推进煤电一体化深度融合。煤转电是实现热转化效率最高的途径。要围绕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低碳发展,借鉴同煤塔山循环经济园区的做法,推进煤炭基地与火电基地协同发展。大力发展以煤矸石发电为核心的低热值煤发电,大力推广风冷、超临界、超超临界机组。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外送电通道建设步伐。四要以政策为保障,完善煤炭清洁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我们全省每年排放工业固体废弃物1.8亿多吨,资源综合利用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其中煤矸石和粉煤灰排放占85%以上。我们要以朔州市作为国家12个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基地建设试点为引领,力求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上取得更大进展。  (三)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集约高效型”转变。从国内外经验看,粗放式增长和集约式增长是划分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的重要标志。前面说到,我们省煤矿多、小、散、低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变,但是我们煤炭外延增长的特征仍然比较明显,成为煤炭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我们必须坚持向集约高效型转变,走产业集中度高、经济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安全高保障的现代化之路。一要全力抓好大企业、大集团建设。按照国家煤炭产业政策的要求,在国家规划我省的三个大型煤炭基地内,按照“一个矿区原则上由一个主体开发,一个主体可以开发多个矿区”的原则,在企业自愿、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力度;在已有煤炭大集团整合重组基础上,突出动力煤、无烟煤、炼焦煤三大资源品牌优势,通过产业、产权、管理、文化等的深度融合,研究探索分基地、分煤种组建世界一流、国内引领的特大型煤炭集团公司。按照发展煤炭现代物流集团的要求,对晋能集团、山煤国际等现有物流企业植入运煤铁路、公路、港口、船队等资产进行重组再造,形成一体化的大型煤炭物流集团,增强山西煤炭市场话语权和竞争力。二要在完善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上下功夫。我省现在30万吨以下的矿井都已经关闭淘汰,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重组整合矿井还没有完成改造建设任务,甚至有的还在违法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煤炭市场,也是安全隐患。要对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按照矿井实际资源量和开采年限,对全省资源接近枯竭的矿井和90万吨以下机械化水平不高的矿井进行摸底,建立有序、自然、正常的矿井退出机制。要坚持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制定中长期产能退出规划,确定退出责任主体和时间表、分布图,通过矿业权二级市场推行落后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对违法矿业权或长期占而不采的企业要依法强制退出,对关停重组的矿井要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企业转产、职工培训和再就业,妥善解决在职人员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等问题。这一路上大家也感到,干部群众对这件事情高度关注,而且目前煤炭价格走低、经济下行,开展这项工作,尤其是解决人员出路、维护稳定难度很大,要稳妥推进。三要不断提升矿井的现代化水平。同煤塔山一号井为年产千万吨级矿井,只有1200人;而口泉沟10个矿井有4万多人,加上家属超过10万人,年产1800万吨。在效率和安全方面两相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煤矿准入标准、建设标准和管理标准,加快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现代化矿井的步伐,进一步提高矿井装备的技术水平,推行以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综采化开采,深化信息技术与煤炭产业的融合,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加强职工队伍业务素质和技能培训,变招工为招生,为现代化矿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建设这样规模的现代化矿井还有个产能问题、资源问题,怎么退、怎么建,并不是那么简单,但这是个方向。这条路非走不可,越早效果会越好。  (四)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延伸循环型”转变。延伸就是以煤炭为起点,往下游走,往终端产品走;循环就是以煤炭为中心,实现减量化、再利用、多联产,做到对资源吃干榨尽。2013年全省煤炭产量达到9.62亿吨,比2007年增长了52%,与煤炭产量持续增长相比,我省煤炭产业综合性开发利用相对滞后,产业链条短、精加工比较欠缺、煤炭循环经济没有形成规模、产业发展过于依赖初级产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煤炭的共生伴生资源利用程度也比较低,还没有真正实现单一资源开采向综合开发利用转变。我们要坚持走延伸循环发展之路,这是促进煤炭产业转型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有力的支撑。一要努力延伸煤炭产业链条。以国家综合能源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发展煤炭衍生产业和非煤能源,形成煤炭、电力、煤层气、煤化工、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元支撑的综合能源产业体系。要加快推进现代化大型煤电外送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晋北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延伸拓展特色煤化工产业,优化提升传统煤化工产业。这次调研中涉及到特色煤化工、传统煤化工、现代煤化工的诸多问题,但方向是立足省情、理性选择,市场导向、科技创新,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延伸拓展、优化提升。要加快推进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这件事对山西意义重大。要按照我省已有的规划,努力形成六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基地,构建五大瓦斯抽采利用园区,力争在总产能和输气管线建设上有新突破。到2020年,全省地面煤层气总产能达到400亿立方米,管线总里程突破1.5万公里,气化人口基本实现全覆盖,使其成为我省建设全国综合能源基地的一大亮点。二要大力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我省产业结构以煤焦、电力、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体,各类工业废弃物排放量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必须坚持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在做好煤炭生产开发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煤矸石、煤泥、瓦斯、煤层气和矿井水的综合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调研中我们看到同煤塔山工业园以塔山矿和同忻矿为龙头,构建了煤炭-电力-建材、煤炭-电力-化工等多条循环经济产业链,采煤企业和加工企业都实施清洁生产,园区内各个生产单元首尾相接、环环相扣,把传统产业链中的废弃物消化在循环链条中,最大限度降低了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我们要加大规划、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力度,抓紧在全省推广,进一步形成以园区为重点,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循环网络体系,建立具有山西特色的煤炭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三要构建新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要把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煤炭资源循环率作为我省煤炭产业转型的基本路径。我省已制定 《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要充分发挥《条例》对我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规范和促进作用。要把推进产业集聚发展作为产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把循环经济园区建设作为产业转型的主要载体,构建循环经济的标准体系。按照产业向园区集中的理念,依法促进各类企业向园区集中,按照循环经济模式对工业园区进行规划、建设和改造。这个园区不是简单地把同质的企业归并在一起,而是建立循环的模式,互为产品,互为上下游。四要构建资源资产化、资本化、证券化运行机制。要构建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证券化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要积极推进省级产权交易市场与国内外重要产权交易市场对接联网,促进企业跨区域并购重组,国有产权跨区域流转,加快资源型企业上市融资步伐,对已经上市的7家煤炭企业加大植入优质资产推进整体上市,提升煤炭产业延伸循环的发展和融资能力,推进煤炭延伸产业和循环产业快速崛起和壮大。  (五)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生态环保型”转变。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煤炭企业在资源环境问题上都必须肩负起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责任,坚决实现煤炭产业由环境破坏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刚性要求。一要严格实施 “三个同步”。今后我们省所有新建煤炭项目的环保设施必须与项目主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投产。二要加大采煤沉陷区治理。多年来,我省在采煤沉陷区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欠账太多,治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刚才说到的大同南郊区、左云县等地方的沉陷区问题,在全省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存在,有些地方甚至更严重。全省要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移民搬迁安置,对严重破坏的居民住宅、受损较轻的居民住宅分别采取搬迁重建和维修加固方式治理。按照省里规划,到2020年基本解决采煤沉陷区受灾群众的安居问题,并力争提前。今后,采煤新造成的沉陷区问题要按照“谁生产谁负责、谁开采谁治理、谁损坏谁搬迁”的原则,把企业在开采中造成的采煤沉陷问题降到最低限度,把采煤沉陷的治理责任明确落实到煤炭生产企业和各级党委、政府。三要实施矿区生态修复。企业要制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规划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方案,因地制宜确定矿区生态修复目标,实施土地复垦、林地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修复、矿山生态公园等多模式修复,完善矿区废弃地调查和复垦规划工作,严格土地复垦标准,鼓励社会资金开展复垦,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并且纳入耕地占补平衡、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增减挂钩等等政策奖励范围,对新办矿业企业实行土地复垦费预存制度,加强矿区生态修复技术的系统研究和商业化推广。四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解决煤炭开采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能靠一事一议,必须要有制度化保障,要在煤炭资源税改革中考虑赋予煤炭资源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和功能,完善资源有偿使用、环境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责任制度。要探索推动煤炭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改革煤炭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反映资源完全成本。要利用转型综改试验区创新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体制,探索第三方治理模式,建立第三方监督与治理机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责任追究。要引入市场化治理手段,实现矿区居民利益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六)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安全保障型”转变。大家都知道,煤炭是高危行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是为数不多的以死亡率作为考核指标的产业。我们省又是煤炭生产大省,每天都有40万煤矿职工在地下生产,人命关天。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重要指示,始终把煤矿安全生产放在首位,常抓不懈。这里我想强调这么几个方面。一要全面认识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我们要充分看到、肯定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省安全生产状况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我们省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高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还大量存在;整合矿井的隐蔽性致灾因素还大量存在;违规生产建设行为等各种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煤矿安全生产投入减少、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还大量存在。这就是说,我们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我们要始终对安全形势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牢记 “三个绝不过高估计”,不断强化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二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强化安全生产是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第一责任,着力构建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职工积极参与、社会支持监督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形成人人都有责任心、事事都有责任制、处处都把责任落到实处的工作机制和氛围。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所有企业都必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三要全面加强安全工作措施。认真落实新修订的 《安全生产法》,当前要重点抓好煤矿生产领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漏洞、决不能丢掉任何一个盲点、决不能留下任何一个死角,有重大隐患的要坚决停产整顿。要加快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比如我们在调研中看到的斜井人车,乘坐人数多、安全风险大,要抓紧淘汰。省煤炭厅要拿出具体意见,省五大集团要限期淘汰。就是要一级抓一级,层层立下军令状,确保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以上讲的六个转型,实际上都是煤炭及相关产业的转型。我们在做好煤炭转型这篇大文章的同时,也要在煤炭之外下功夫,切实改变 “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实现全省经济的转型发展。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一煤独大”难以强省、更难以富民的严峻现实。我们也要看到,今后控制煤炭总量、价格也不会大幅度上涨的趋势,我们省加快发展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将经历较长的艰难时段。    前段时间以来,大同市的前市委书记丰立祥,前常委副市长靳瑞林,朔州市前市委书记王茂设,忻州市的前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吉久昌,还有一些县处级干部先后接受组织调查,三个市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从严治党管党的极端重要性,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把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三个市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党委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支持纪委落实好监督责任。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还可能要提拔使用的违纪违法干部。要加大煤炭领域反腐败力度,坚决查处煤炭资源配置、企业兼并重组、涉煤管理等方面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查处官煤勾结、私挖滥采、破坏生态、贻害百姓等问题。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努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二要坚持以反“四风”为重点引深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从治理“四风”起步,也要从治理“四风”延伸。经过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势头得到遏制,但这是在高压态势下取得的,基础还不牢固,一些初步解决的问题很容易反弹。加强作风建设必须抓常、抓细、抓长,定期不定期“回头看”,及时处理反弹回潮问题,始终保持整治“四风”高压态势。要继续保持教育实践活动中抓作风建设的劲头和力度,狠刹庸懒散奢、吃拿卡要、损害群众利益等歪风邪气,下功夫解决等待观望、不敢担责、为官不为等问题,一项一项落实措施,一个一个予以纠正,革弊立新、激浊扬清,聚集干事创业的正能量。  三要刷新吏治。在调研中,我们感到三个市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政治坚定、扎实干事、努力工作。要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务求在刷新吏治上取得成效。当前,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在进行,各市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坚决查处拉票贿选等各种违纪行为,确保农村“两委”换届风清气正,把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上来,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我们提出“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在富民强省中,富民是第一位的,富民才能强省,强省为了富民。各级党委、政府要正确处理富民与强市、强县的关系,正确处理资源开发和群众利益的关系,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不论是产业转型还是项目建设,都要坚持富民为先,在促进富民上下功夫。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特别要压缩“三公”经费,挤出更多资金用于改善民生。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解决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使资源性收益让广大人民共享。要进一步改进作风,认真化解民困、民忧、民怨,实现民富、民乐、民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努力打好扶贫开发的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我们要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真抓实干,尽快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对于不具备条件的村庄,要进行移民搬迁,并且要谋划搬迁后农村生产致富的路子。在调研中,我们感到,仅解决住房问题还不够,之后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还需要解决就业、生活,特别是致富等各种问题,希望大家把工作做好。    在晋北调研的8天时间里,我深切感受到大同、朔州、忻州三市自然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人民淳朴勤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少困难,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攻坚克难,全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要从丰富的优秀文化中汲取改革发展智慧。我们常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5000年的发展史中,素有改革创新精神和法治文化传统,很多同志都熟知的春秋时期,晋文公善改革、整吏治,成为五霸之一;战国时代三晋率先变法,跻身七雄;北魏孝文帝平城改制,推均田、倡汉化,推动了民族大融合大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三晋大地优秀的历史文化,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传承、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想敢试,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要用优良革命传统凝聚发展力量。  革命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建设时期,大泉山精神也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特别是右玉县历任党政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党员干部群众坚持不懈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克服了世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一个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变成生态良好的“塞上绿洲”。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右玉精神体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要振奋精神、攻坚克难。我们不仅要正视困难和挑战,更要看到当前山西包括晋北三市面临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要抓住机遇,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快推动“六大发展”。  总之,省委、省政府希望,大同、朔州、忻州三市的干部群众,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不断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朱宁宁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制定的。这部宪法从颁布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进行了四次重大修改。从时间上来看,基本囊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历程。从内容上来看,基本描绘出了中国国家、社会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四个宪法修正案共31条,其中对宪法“序言”部分的修改有5条,对宪法条文部分的修改有26条。总的来看,四次修改宪法部分内容,除对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总目标等作补充性修正外,大多集中在对现阶段经济制度的修正上,其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条文不止一次地进行修正,呈现出修正的渐进性。  “我国对现行宪法的修改,就其实质来说,是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回顾这四次修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张春生概括指出,对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基本国情和国家根本任务、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完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制度、基本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不断深入,逐渐形成新的认识,对改革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现行宪法在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计划经济模式作了基本肯定,但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现行宪法也突出了市场手段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需要及时总结宪法实施中的经验,对促进市场经济发育的私营经济的补充作用予以充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至1989年出现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为了使土地买卖合法,1988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因为1982年宪法在规定经济制度时有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条规定明确指出只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才是合法的。  在此背景下,1988年3月31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两条宪法修正案。其中,土地使用权商品化首次获得法律承认。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这次会议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概括,并将其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报告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科学论述。会议作出确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决策。  1993年2月14日,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实践,党中央向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该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1982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宪法的有些规定已经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依照法定程序作必要修改和补充。  为保证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时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地位,在总结多年来宪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1993年3月2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为基础,宪法修正案还涉及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和保障措施的若干规定,主要特点是仍然坚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强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民主管理以及重视经济立法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此外,1993年宪法修正案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具体情况,对一些基本法律制度作出修改,突出强调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地位,该规定为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写人宪法作了很好的理论铺垫。  对于这次修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评价指出,它不仅仅是宪法条文的简单修改和变动,还是宪法实施要求的真实反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遵守宪法关于国家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原则的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种依法改革活动,而不是非法的改革活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各项具体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都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进行的。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在北京召开。大会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还明确肯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对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和分配形式有了新的认识。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如何将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基本精神及时地用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使之成为我国面向21世纪的基本国策,社会各界在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继提出修改宪法的动议。  中共中央提出,应当以党的十五大报告为依据,对宪法的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并提出修改的原则,即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现行宪法的第三个修正案正式产生。  此次修宪虽然只有六条,但意义十分重大。有宪法学家分析认为,这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既保证了宪法的稳定性,又保证了宪法的适应性。把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通过修宪的程序载入根本法,使这些经验有了崇高的法律地位,受到宪法的保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把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又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充分表明宪法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是在宪法下的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是以尊重宪法的权威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没有宪法,就不可能有法治;不实施宪法,也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以,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2004年修宪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进行的。当时,全党全民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重大进展,改革的不断深化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行政管理体制不断深化,法治建设成绩显著。  此次修宪遵循的总原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发扬民主,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使宪法更好地发挥国家根本法的作用,真正成为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根据这个原则,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本次修宪是历届修改条数最多、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表现,修宪呈现出几大特点:在党的领导下的修宪;充分发扬民主;遵照法定程序;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体现宪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修宪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修不修宪、修什么和怎样修的基本准则。此次修宪正是由于宪法的人民性所决定的,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修宪。”已故著名宪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曾对2004年的这次修宪活动作出如是评价。他说,修宪能使宪法更好地保障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因而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4条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来看,无一不是关注到了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做到了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现行宪法通过四次必要的修正之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出了更加重要作用。从四次修宪的内容中不难看出,30多年来,宪法与改革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动状态。这个互动,使我国的一些制度更加适应发展的需要,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由于某些旧的制度、体制、机制被突破,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呈现出勃勃生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人民从中不断得到实惠。  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张春生说,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今后对宪法中某些具体规定的修改,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保持宪法的总体稳定,又不能用宪法把某些影响发展的具体制度固定下来。正确处理宪法的稳定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我们的宪法将更有权威,我们的国家将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原标题: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落幕。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峰会通过了一份联合公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通过了一份关于2015至2016年的反腐行动计划。文件指出,“我们批准2015至2016年的G20反腐行动计划,这将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稳定性”。公报指出,反腐行动将旨在加强相应机构的合作,包括扩大相互间的司法支持、搜寻和返回腐败所得收入,以及严防出现腐败官员的“安全避难所”。G20一直将反腐作为重点推动,中国通过什么机制进行国际反腐?  1   在13日,外交部举行的G20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中方希望G20继续推动各国加强反腐败合作,构建追赃、追逃和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网络,避免G20成为腐败官员的“避罪天堂”。  张军介绍,过去几年来,G20一直将反腐作为重点推动,并专门成立了G20反腐败工作组。G20十九个成员国之中,有十八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成员。当前形势下,反腐败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网络,特别是建立资产返回合作、追赃追逃、拒绝腐败分子入境等。张军表示,希望20国集团峰会能继续推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腐败网络,“让腐败行为无处可存,让腐败分子无处可藏”。  2   在G20集团的大力推动下,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G20集团成员已陆续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截至2009年7月6日,已有140个国家签署。  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合作的法律文件,G20集团成员的广泛参与,为国际社会预防犯罪、追缴腐败资产、提高反腐成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05年,中国就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并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起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机制,国(境)外缉捕追逃、防逃、涉案资产返还等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进展。  对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国政府会同一些国家制定了有关国际合作条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有章可循、规范合作和增强实效作出了积极努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政府打击和控制跨国腐败犯罪的能力。国际合作条约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外,还包括《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移管被判人条约》等。  3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在采访中介绍,目前,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友好交往,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而据2010年公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作为打击腐败的主要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签署了检察合作协议;公安部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机构建立了65条24小时联络热线,同59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签署了213份合作文件。  今年以来,针对贪官外逃的问题,中央纪委以及相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加强。据李拓介绍说,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明确要求,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中央纪委监察部在3月整合成立了国际合作局,明确了加强国际合作、切断贪官外逃之路的思路;公安部最近开展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已经追回10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将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和违法所得没收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4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黄风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具体的追逃和追赃会按照我们以往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利用我们现有的国际法律手段来开展,目前中国海外追逃一般有四种方式,最主要的是引渡,此外还有引渡的三种替代手段:遣返、异地追诉、劝返。  这四种方式也决定了我国和国外合作的方式。  在与我国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引渡是海外追逃最主要的司法合作方式。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项双边引渡条约。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已与38个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  没有引渡条约时,“我们可以援引多边公约来开展引渡合作。”黄风介绍,比如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引渡条约尚未生效,和加拿大之间没有引渡条约,但三个国家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成员,“这些公约里面也有引渡条款,中国可以援引国际公约的引渡条款开展合作。”  国际引渡合作,面临很多限制,比如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等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缔结引渡条约,这是有难度的。”黄风说,美国目前和100多个国家签署有引渡条约,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做到和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签署。  遣返通常是以违反移民法规为由,将经济犯罪嫌疑人作为非法移民遣返回国。而异地追诉是引渡的另一种替代手段,由中国主管机关向逃犯躲藏地国家的司法机关提供该逃犯触犯该外国法律的犯罪证据,由该外国司法机关依据本国法律对其实行缉捕和追诉。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案逃犯的追逃过程中,异地追诉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相对而言,劝返是一种相对高效的手段。黄风说,引渡、遣返、异地追诉等形式,其处理时间长、手续繁琐,而且也面临限制。相比之下,劝返则更加高效,也将主动权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  在黄风看来,“劝返”有一举三得的效果。对于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来说,劝返成功就意味着追逃目的已经实现;对于逃犯躲藏地国家来说,外国逃犯自愿回国接受审判,既有利于节省为开展国际合作或者国内法律程序而需花费的资源,又有利于本国的秩序和安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5年生效,截至2009年7月6日,已有140个国家签署。  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察部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友好交往,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  公安部最近开展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已经追回102人。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韩旭阳(原标题:揭秘中国如何进行国际反腐)编辑:

中新网11月24日电 据国家铁路局官方微博消息,11月24日15时07分,75228次货物列车行至襄渝线旬阳至棕溪间上行线K250+300处发生脱轨事故。初步了解,造成1名机车乘务员死亡,1名机车乘务员受伤,机车和机后1-12车辆脱轨。  目前国家铁路局和西安铁路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己赶赴现场组织事故调查。(原标题:襄渝线发生货物列车脱轨事故 乘务员1死1伤(图))编辑:

中新网永定12月5日电 (陈志龙)国家发放涉农补贴,是为了惠及广大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而一些基层官员却动起了“歪脑筋”。12月5日上午,永定县人民法院对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原站长张某亮在农机购置补贴领域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一案作出一审宣判,以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判处张某亮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财产3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张某亮利用担任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站长的职务便利,在农机购置补贴申报过程中,收受农机经销商、农机代理商、农机专业合作社及购机农户的贿赂款大约27.73万元。  同时,张某亮在担任永定县农业机械管理站站长期间,还滥用职权,没有严格按照《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规定(试行)》和2008年-2012年《福建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执行,放弃监管审核职责,多次违规上报明知不符合购机条件的购机户所申请的国家农机购置补贴,造成了大约91.46万元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流失及个人财产损失2.5万余元的严重后果。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农机经销商、农机代理商、农机专业合作社及购机农户贿赂款共计27.73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其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造成了91.46万余元国家农机购置补贴专项资金流失及养猪户个人财产损失25450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办案法官介绍,在农机购置补贴有关工作中,相关农机站工作人员或未认真履行申请人资格审查职责,纵容骗取补贴资金,或违反规定滥用职责权限,将本应由农机管理部门履行的审核职责交由农机经销商行使,造成审核、验收程序形同虚设,或在履行跟踪监管职责中,严重不作为造成国家补贴资金流失,甚至利用职务便利,巧立名目套取补贴资金,大肆收受贿赂或进行索贿,他们的渎职失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完)(原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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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15 06: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