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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人士在广东撞死2人后逃逸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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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惠州1月8日电 (严初) 记者8日从惠州交警支队获悉,1月4日晚23时37分,台籍人士程某驾驶轻型货车行驶时,与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上司机和乘客2人当场死亡,事发后程某驾车逃逸,并于次日下午投案自首。  惠州交警通过现场视频监控,当晚就确定了肇事车辆,通过查阅肇事车辆的违章行为及走访附近的修理厂,警方初步确认肇事逃逸司机可能是台湾人。于是办案民警汇同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村主任,对附近台湾人进行走访,并最终锁定嫌疑人程某。  民警开始对程某身边的朋友作大量的思想工作,力劝其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程某随后于5日17时向警方投案。  经审讯,程某称,当晚他驾驶轻型货车从马安镇民生路往新湖工业区方向行驶,行驶至当地马安镇政府门前灯控路口处时,与一辆无号牌闯红灯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据悉,1963年出生的程某是台湾人,现住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在马安附近一工厂上班。由于涉嫌交通肇事后逃逸,并造成2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程某已被惠州警方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完)(原标题:一台籍人士在广东惠州撞死2人后逃逸被刑拘)编辑:

【央视记者暗访:#自来水检出抗生素#[吃惊]】记者暗访发现,"山东鲁抗医药"大量偷排抗生素污水,浓度超自然水体10000倍!抗生素乱排滥用并不罕见,南京自来水甚至检出阿莫西林…全国主要河流黄埔江、长江入海口、珠江都检出抗生素!有害!这种水,你敢喝吗?

中新网12月24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与会者转述,国民党中山会报23日有共识指出,党产问题要对外说明清楚,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将准备书面资料,近1、2周内在中常会报告。  国民党23日下午举行中山会报,由代理主席吴敦义主持,与会者指出,由于外界对国民党党产有诸多疑问,会中也有讨论相关问题。  与会者转述,党产问题甚至连党内人士也未必清楚,会议中讨论最后有共识指出,党产必须要有清楚说明,让党内人士、民众了解党产的处理方式。  与会者说,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在会中表示,需要一点时间准备书面资料,1、2周内会在中常会正式报告。编辑:

新华网合肥12月16日电(记者马姝瑞)记者从安徽省公安部门了解到,安徽阜阳市太和县警方最新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药案件,当场缴获1000多万片假复方甘草片,及1万多张假万通筋骨贴等,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以上。  据太和县公安局通报,今年10月上旬,太和警方接到四川警方转来的一条线索,一手机号码的持有人涉嫌制售假药嫌疑,经过深入跟进侦查,家住太和县五星镇的犯罪嫌疑人杨某、齐某进入警方侦查视线,并于10月底落网。  办案人员通报称,在杨某家中及出租房的两窝点内,警方共缴获假药复方甘草片1000多万片,假万通筋骨贴等1万多张,还有大量制假材料和工具。  经查,这个“地下假药加工作坊”从2013年底开始制假、售假,杨某、齐某夫妇从外地购买假药生产原料、标签、包装材料和制假机器,在太和县家中大量生产加工复方甘草片、假万通筋骨贴等各类假药,然后通过物流公司销往全国各地。其中,杨某主要负责销售,妻子齐某主要负责生产。  记者了解到,因涉嫌制售假药罪,犯罪嫌疑人杨某、齐某目前已被检察机关同时批准逮捕。此外,为杨某打工的3名同村村民也因明知杨某是生产假药依然为其“打杂”,而沦为制假共犯被刑拘。编辑:

通过对比,记者发现呼格吉勒图案的国家赔偿数额已破纪录,特别是百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认为,这对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此外,毛立新对冤案的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建议强化问责、细化制度。  京华时报记者裴晓兰    滕兴善和呼格吉勒图都是因冤案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两人家属获得的国家赔偿金一个是66万元,一个是205万余元。数额为何差距这么大?毛立新指出,主要差在精神损害抚慰金。  毛立新说,按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第34条第3款规定,因冤案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还有冤案当事人死亡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每日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两部分都规定得很明确,没有变通余地。”  滕兴善案是在2006年左右申请国家赔偿,呼格吉勒图是在2014年,两案对应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两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滕兴善案这两部分的赔偿金只有几十万元,呼格吉勒图已经是100多万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获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100万元,这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后才增加的规定,而2006年的滕兴善案赔偿金没有这一部分。“2010年以前的国家赔偿很少能有上百万的,原因就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毛立新指出,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作出规定,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第34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件的1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超过了之前任何冤案的赔偿数额。“浙江叔侄案每人获得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之前最高纪录。其他的案件一般赔个10万、20万。”  毛立新认为,最高法司法解释用的是“原则上不超过”,没有限制数额,超出其规定也是合法、合理的。“呼格吉勒图案毕竟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100万精神赔偿虽然比以前高,但总体而言也不算太高。一条人命很难说用多少钱来赔。我觉得相对于一条人命,100万的精神赔偿还是低了点。”  毛立新同时说,参照国外和我国台湾,一条人命赔偿200多万,是法治国家比较低的标准。他认为,此数额刷新了纪录,树立了新的标杆,对于将来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针对因冤案被错误关押和因冤案死亡的国家赔偿标准的区别问题,毛立新指出,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二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  区别在于,被错误关押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  因冤案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上述赔偿项目中,部分也与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有关。毛立新指出,每起案件的情况不同,申请赔偿的时间不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也在变化,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没有统一,因此最终的数额也不同,差距甚至会很大。  毛立新还指出,有些地方,对于冤案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金以外,还以生活补助的方式给予了一些钱款。比如,赵作海拿到的65万元中包括15万生活困难补助费。“这是地方财政给予的照顾,原因还是国家赔偿数额上不去。国家赔偿数额上去了,就没有必要给困难补助了。”    毛立新认为,国家赔偿款其实都不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比如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毛立新指出,该追偿条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实施过。“追偿的前提是问责,但很多冤案基本就没有认真问责过。责任本身不明确、不清楚,向谁追偿呢?”  毛立新认为,现在有些案件,不是检察官、法官个人能定的。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很多是集体决策。案件出了问题,参与决策的人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除了刑讯逼供能找到具体责任人,整个办案经过很难找到具体责任人。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  “责任落实了,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才谈得上追偿。”毛立新建议对于追偿的问题出台细则。    对于企业家被错误关押导致企业经营性损失的赔偿问题,毛立新认为,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也是不赔的。  他介绍说,有不少案件都涉及这个问题,有的企业家在被错误关押后申请几个亿的国家赔偿。从最高法前两天公布的国家赔偿指导案例来看,企业经营性损失没有获得支持。除非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其他人的民事责任,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便是有人故意违法办案,故意办错案,都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可以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毕竟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  毛立新指出,公安部、最高检出台过规定,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要慎重,毕竟贸然采取强制措施会带来很大社会和经济上的问题。依法办案,防止抓错人,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前提。    案情:1987年,湖南怀化麻阳县发生一宗碎尸案,失踪的贵州籍女青年石小荣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麻阳农民滕兴善被定为嫌疑人,他是屠夫,警方认为他碎尸“游刃有余”。1988年,滕兴善被怀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湖南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1989年1月,滕兴善被执行枪决。1993年,当年的  “被害人”石小荣活着回到原籍。2006年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滕兴善无罪。据报道,滕兴善的子女获得66万元赔偿。    案情:1999年,赵作海的同村村民失踪,警方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随后被拘留。2002年,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10年,失踪者出现,赵作海于同年5月被河南高院宣告无罪。  2010年5月13日,赵作海收到商丘中院给的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    案情:2003年5月,杭州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嫌疑人张辉、张高平当月被刑事拘留,于2004年10月终审分别被浙江高院判处死缓和15年有期徒刑。2013年3月,浙江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叔侄被释放两个月后,浙江高院支付每人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总计221万余元。    案情:焦占军原本有一家年营业额千万的制药厂,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还在河北省安国市拥有一栋商业大楼。焦占军于2001年8月因涉嫌偷税被批捕。2003年,安国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2011年年底,河北省涞源县法院判决焦占军无罪。焦占军随后提出国家赔偿金近7000万元,目前没有结果。  他说,案发后,公司随即倒闭,仓库价值上千万的大量存药过期失效。由于公司账目、账户被查封,导致外部欠款无法追回,还有公司工人的工资损失等。(原标题:呼格案精神赔偿达百万破纪录)编辑:

台籍人士在广东撞死2人后逃逸被刑拘

中新网惠州1月8日电 (严初) 记者8日从惠州交警支队获悉,1月4日晚23时37分,台籍人士程某驾驶轻型货车行驶时,与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上司机和乘客2人当场死亡,事发后程某驾车逃逸,并于次日下午投案自首。  惠州交警通过现场视频监控,当晚就确定了肇事车辆,通过查阅肇事车辆的违章行为及走访附近的修理厂,警方初步确认肇事逃逸司机可能是台湾人。于是办案民警汇同当地派出所民警及村主任,对附近台湾人进行走访,并最终锁定嫌疑人程某。  民警开始对程某身边的朋友作大量的思想工作,力劝其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程某随后于5日17时向警方投案。  经审讯,程某称,当晚他驾驶轻型货车从马安镇民生路往新湖工业区方向行驶,行驶至当地马安镇政府门前灯控路口处时,与一辆无号牌闯红灯的摩托车发生了碰撞。  据悉,1963年出生的程某是台湾人,现住惠州市惠城区马安镇,在马安附近一工厂上班。由于涉嫌交通肇事后逃逸,并造成2人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程某已被惠州警方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完)(原标题:一台籍人士在广东惠州撞死2人后逃逸被刑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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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2月24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与会者转述,国民党中山会报23日有共识指出,党产问题要对外说明清楚,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将准备书面资料,近1、2周内在中常会报告。  国民党23日下午举行中山会报,由代理主席吴敦义主持,与会者指出,由于外界对国民党党产有诸多疑问,会中也有讨论相关问题。  与会者转述,党产问题甚至连党内人士也未必清楚,会议中讨论最后有共识指出,党产必须要有清楚说明,让党内人士、民众了解党产的处理方式。  与会者说,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在会中表示,需要一点时间准备书面资料,1、2周内会在中常会正式报告。编辑:

新华网合肥12月16日电(记者马姝瑞)记者从安徽省公安部门了解到,安徽阜阳市太和县警方最新破获一起特大制售假药案件,当场缴获1000多万片假复方甘草片,及1万多张假万通筋骨贴等,涉案金额达千万元以上。  据太和县公安局通报,今年10月上旬,太和警方接到四川警方转来的一条线索,一手机号码的持有人涉嫌制售假药嫌疑,经过深入跟进侦查,家住太和县五星镇的犯罪嫌疑人杨某、齐某进入警方侦查视线,并于10月底落网。  办案人员通报称,在杨某家中及出租房的两窝点内,警方共缴获假药复方甘草片1000多万片,假万通筋骨贴等1万多张,还有大量制假材料和工具。  经查,这个“地下假药加工作坊”从2013年底开始制假、售假,杨某、齐某夫妇从外地购买假药生产原料、标签、包装材料和制假机器,在太和县家中大量生产加工复方甘草片、假万通筋骨贴等各类假药,然后通过物流公司销往全国各地。其中,杨某主要负责销售,妻子齐某主要负责生产。  记者了解到,因涉嫌制售假药罪,犯罪嫌疑人杨某、齐某目前已被检察机关同时批准逮捕。此外,为杨某打工的3名同村村民也因明知杨某是生产假药依然为其“打杂”,而沦为制假共犯被刑拘。编辑:

通过对比,记者发现呼格吉勒图案的国家赔偿数额已破纪录,特别是百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认为,这对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此外,毛立新对冤案的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建议强化问责、细化制度。  京华时报记者裴晓兰    滕兴善和呼格吉勒图都是因冤案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两人家属获得的国家赔偿金一个是66万元,一个是205万余元。数额为何差距这么大?毛立新指出,主要差在精神损害抚慰金。  毛立新说,按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第34条第3款规定,因冤案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还有冤案当事人死亡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每日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两部分都规定得很明确,没有变通余地。”  滕兴善案是在2006年左右申请国家赔偿,呼格吉勒图是在2014年,两案对应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两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滕兴善案这两部分的赔偿金只有几十万元,呼格吉勒图已经是100多万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获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100万元,这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后才增加的规定,而2006年的滕兴善案赔偿金没有这一部分。“2010年以前的国家赔偿很少能有上百万的,原因就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毛立新指出,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作出规定,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第34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件的1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超过了之前任何冤案的赔偿数额。“浙江叔侄案每人获得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之前最高纪录。其他的案件一般赔个10万、20万。”  毛立新认为,最高法司法解释用的是“原则上不超过”,没有限制数额,超出其规定也是合法、合理的。“呼格吉勒图案毕竟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100万精神赔偿虽然比以前高,但总体而言也不算太高。一条人命很难说用多少钱来赔。我觉得相对于一条人命,100万的精神赔偿还是低了点。”  毛立新同时说,参照国外和我国台湾,一条人命赔偿200多万,是法治国家比较低的标准。他认为,此数额刷新了纪录,树立了新的标杆,对于将来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针对因冤案被错误关押和因冤案死亡的国家赔偿标准的区别问题,毛立新指出,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二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  区别在于,被错误关押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  因冤案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上述赔偿项目中,部分也与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有关。毛立新指出,每起案件的情况不同,申请赔偿的时间不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也在变化,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没有统一,因此最终的数额也不同,差距甚至会很大。  毛立新还指出,有些地方,对于冤案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金以外,还以生活补助的方式给予了一些钱款。比如,赵作海拿到的65万元中包括15万生活困难补助费。“这是地方财政给予的照顾,原因还是国家赔偿数额上不去。国家赔偿数额上去了,就没有必要给困难补助了。”    毛立新认为,国家赔偿款其实都不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比如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毛立新指出,该追偿条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实施过。“追偿的前提是问责,但很多冤案基本就没有认真问责过。责任本身不明确、不清楚,向谁追偿呢?”  毛立新认为,现在有些案件,不是检察官、法官个人能定的。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很多是集体决策。案件出了问题,参与决策的人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除了刑讯逼供能找到具体责任人,整个办案经过很难找到具体责任人。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  “责任落实了,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才谈得上追偿。”毛立新建议对于追偿的问题出台细则。    对于企业家被错误关押导致企业经营性损失的赔偿问题,毛立新认为,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也是不赔的。  他介绍说,有不少案件都涉及这个问题,有的企业家在被错误关押后申请几个亿的国家赔偿。从最高法前两天公布的国家赔偿指导案例来看,企业经营性损失没有获得支持。除非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其他人的民事责任,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便是有人故意违法办案,故意办错案,都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可以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毕竟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  毛立新指出,公安部、最高检出台过规定,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要慎重,毕竟贸然采取强制措施会带来很大社会和经济上的问题。依法办案,防止抓错人,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前提。    案情:1987年,湖南怀化麻阳县发生一宗碎尸案,失踪的贵州籍女青年石小荣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麻阳农民滕兴善被定为嫌疑人,他是屠夫,警方认为他碎尸“游刃有余”。1988年,滕兴善被怀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湖南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1989年1月,滕兴善被执行枪决。1993年,当年的  “被害人”石小荣活着回到原籍。2006年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滕兴善无罪。据报道,滕兴善的子女获得66万元赔偿。    案情:1999年,赵作海的同村村民失踪,警方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随后被拘留。2002年,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10年,失踪者出现,赵作海于同年5月被河南高院宣告无罪。  2010年5月13日,赵作海收到商丘中院给的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    案情:2003年5月,杭州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嫌疑人张辉、张高平当月被刑事拘留,于2004年10月终审分别被浙江高院判处死缓和15年有期徒刑。2013年3月,浙江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叔侄被释放两个月后,浙江高院支付每人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总计221万余元。    案情:焦占军原本有一家年营业额千万的制药厂,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还在河北省安国市拥有一栋商业大楼。焦占军于2001年8月因涉嫌偷税被批捕。2003年,安国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2011年年底,河北省涞源县法院判决焦占军无罪。焦占军随后提出国家赔偿金近7000万元,目前没有结果。  他说,案发后,公司随即倒闭,仓库价值上千万的大量存药过期失效。由于公司账目、账户被查封,导致外部欠款无法追回,还有公司工人的工资损失等。(原标题:呼格案精神赔偿达百万破纪录)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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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03 09: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