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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都昌原宣传部长邵和平受贿获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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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南昌1月7日电 (记者 王剑)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邵和平受贿一案,日前经九江市浔阳区法院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邵和平有期徒刑五年,没收财产50000元。邵和平没有提出上诉。  据江西省纪委政务微博@廉洁江西7日消息,法院经审理查明,邵和平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法院综合考虑邵和平犯罪的具体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自首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日前,经九江市纪委审议并报九江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邵和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完)(原标题:江西都昌原县委宣传部长邵和平被双开 受贿获刑五年)编辑:

12月12日晚上11点多,躺在床上的郝培华辗转难眠。“咚咚咚”几声闷响从地下传来,随之床轻微摇晃,窗户玻璃也发出震颤声。这是5年来,河北武安西土山乡云驾岭村民郝培华几乎每晚都经历的。  “咚咚”声来自于离村庄数百米远的地下铁矿,工人们爆破炸药开采矿石。  郝培华家的墙壁已被日复一日的爆破震得裂开了四五厘米宽的口子。每当爆破声响起,他都尽量远离房子。夜里,他也尽量等到爆破结束,才敢入睡。  为了逃离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今年5月,郝培华的姐姐郝兰芳到政府上访反映,8月与云驾岭矿业达成赔偿协议,矿上出30万和一块宅基地,让郝家自行建房。  但不想,半个多月后,郝兰芳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并随后批捕。目前,正等待检方提起公诉。  郝培华一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忧虑之中。    郝兰芳今年上访向政府反映的问题,已经困扰郝家和整个云驾岭整整5年了。  2009年,武安云驾岭矿业公司进驻云驾岭村开采铁矿,公开资料显示,云驾岭矿业公司是河北天海源集团下属企业,集团董事长袁海朝为武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该矿山资源总储量为2612.16万吨。  矿场距离村北不足两百米,村子就在矿藏之上,矿井很快延伸到村子的正下方。  开采铁矿需要爆破,不分昼夜,全村600多户2600多名村民不时会听到地下传来“咚咚”的闷响,紧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每天提心吊胆,怕房子震塌了。”郝培华说。  2012年初,云驾岭村民们发现,家家户户的房子、围墙开始出现裂缝,村里的道路沉降。以村民郝兰芳家为例,她家房子的裂缝最深能达两指宽。今年初,公婆卧室的窗户玻璃突然爆裂,墙体倾斜,正方形的窗户变成了菱形。  村民自发统计,这样的危房全村占七成以上。村民随后多次向市政府反映开矿震裂房子问题,但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  2013年2月,300多名云驾岭村民到武安市政府门口请愿,武安市委副书记王社印接见了请愿代表。多名在场请愿的村民证实,王社印向村民们许诺,云驾岭矿业公司立即停产,云驾岭村将在2014年底完成搬迁。  2013年6月,武安市政府工作人员在云驾岭召开村民大会,要求村民们签署一份《关于河北云驾岭矿业有限公司和西土山乡云驾岭村互相支持方案》。  这一方案写明,云驾岭矿业向村民发放生活补偿费,安置新村建设当年3月中旬开工,力争2013年底基本建成,2014年开始搬迁。  方案还写明,云驾岭村民收到补偿费后不再上访。    11月22日,在距离云驾岭村十多公里远的西湖村西,矗立着十几栋尚未完工的高楼。工地前,挂着云驾岭新村的牌子。这里是云驾岭矿业为村民搬迁修建的新房。  新村尚未完工,搬迁方案也不明确,云驾岭村民表示,政府许诺的2014年完成搬迁的计划基本无望。  除建设过慢,新村的选址也令村里部分村民不满。  村民郝增民介绍,无论是武安市领导的许诺,还是《互相支持方案》均未提到新村的选址。2013年5月,新村开建后,他们才从云驾岭矿业得知新村离云驾岭村十几公里远。  郝兰芳的父亲郝成岐说,部分村民不愿搬迁,“有钱人不怕地撂荒,可我们靠种地生活的人咋办?”  对于这一问题,镇政府告诉村民,搬迁是市里的统一安排,要服从大局。  村民郝兰芳也是反对者之一。今年5月,郝兰芳找到西土山乡包村干部,反映开矿和搬迁问题,并要求在村东盖房。村里未予理会后,郝兰芳开始去乡、市、省逐级上访。  11月27日,西土山乡包村干部侯建民告诉新京报记者,郝兰芳上访目的并不单纯,“她以上访为要挟让政府矿上给她在村里盖房。”  对于这一说法,郝兰芳的父亲郝成岐予以认可,“搬迁方案没有征询村民意见,搬到10公里外咋种地?”  郝成岐一家人希望,矿上能在村东给他们盖平房。曾在一家铁矿做过测绘的郝成岐说,他知道村东地下没有矿区,建房很安全。  对此,云驾岭矿长郝凯飞认为郝兰芳的要求是无理取闹,“一旦单独给她盖房,其他农民都要求盖房,怎么办?”  对于郝兰芳提出的要求,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房屋震裂属于郝家与铁矿公司的民事纠纷,双方可以就赔偿金额、赔偿方式进行协商,郝兰芳提出要求并无不妥。    “郝兰芳一上访,政府就给我压力,让我想办法解决,我就给矿长压力。”11月24日,武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北天海源集团董事长袁海朝告诉新京报记者。  8月,袁海朝给云驾岭铁矿矿长郝凯飞下了死命令,“你处理不好矿长就别当了。”郝凯飞随后找到袁海朝的姐姐袁引如想办法。  8月13日早晨,袁引如来到郝兰芳家,代表云驾岭矿业与郝家进行谈判。  郝家人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一名女子多次让郝兰芳“说个数”,郝兰芳说,“我一分钱也不要,我不在乎你那钱,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给我盖房子,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立即给我盖房。”  这是郝家人策划的方案。弟弟郝培华说,他经常上网看新闻,看到一些拆迁户因要现金会被以漫天要价敲诈勒索被抓。为防止陷入类似窘境,郝家人坚持要求矿上给盖房而不要钱。  在录音里,郝兰芳说,问题给解决了,可以不去上访。  11月24日,袁引如向新京报记者确认,跟郝兰芳谈判的是她。  半个多小时谈判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矿上给郝兰芳一块宅基地和30万赔偿,郝兰芳自己盖房。  第二天,袁引如拎着5万元现金来到郝兰芳家,让她写一个保证不上访的协议,协议大致内容是:8月底之前矿上把30万付清,郝兰芳保证不上访。    但签了协议仅仅3天,8月16日,一位村民告诉郝家,村上让这名村民去派出所作证,证明郝兰芳上访举报是为了讹钱。11月24日,这名要求匿名的村民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郝家意识到他们一直想避免的麻烦还是没能躲开,于是当晚郝兰芳给袁引如发短信说,“问题你不要给我们解决了,我们星期一就走。”在随后的电话里,郝兰芳表示要把5万元退给袁引如。  郝培华说,姐姐郝兰芳担心会“惹上官司”,于是想退钱,但这笔钱一直没机会退还。  随后,郝兰芳在8月18日和9月1日再次到市里省里上访。郝家称,郝兰芳认为不要求矿上解决问题,就要让政府解决。  9月1日,郝凯飞报警。  11月26日,西土山乡派出所值班张所长证实:“9月1日,郝凯飞到派出所报警,说郝兰芳以上访相威胁,向他敲诈勒索现金5万块钱和一处宅基地。我们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案侦查。”  9月2日凌晨1点多,西土山乡派出所20多名警察翻墙进入郝兰芳的家,发现她不在家,留下一份传唤证。传唤证显示:传唤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郝兰芳到西土山乡派出所接受讯问。  9月5日,到西土山乡派出所接受传唤的郝兰芳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9月16日,郝兰芳被批捕。  11月3日,郝兰芳敲诈勒索案移交武安市检察院,目前正等待起诉。  在河北省,农民拿到赔偿后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案例并不少见。  2010年,河北武邑县农民周兰迎拿到政府2.6万元补偿,签下不上访保证书,后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一年半。2010年,河北沧州4名农民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他们的家人称政府设套抓人。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行使基本权利怎么能算敲诈勒索?”  朱孝顶律师认为,任何协议条款都不能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所以郝兰芳与铁矿公司签署的不上访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即便是有效协议,郝兰芳也只是违约,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范畴,上访不是威胁和要挟的方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此外,朱孝顶表示,只有在郝兰芳非正常上访,反映的问题不存在,且严重影响到相关部门办公,扰乱社会秩序时,才应该按照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对此,新京报记者致电武安市检察院,但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情况无法回复。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袁勇 河北武安报道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原标题:

□前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提出了建设纵贯全国连接各州的州际国防公路战略构想,50年代通过建立燃油税及信托基金制度,历经40余年,完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使美国有能力非常准确可靠地运输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制成品。近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系统,支撑着这个世界强国的经济繁荣和国民的荣耀。  30年前,中国的交通人也曾有过建设一个像美国一样发达的公路交通系统的长远梦想,这个梦想仅用30年就得以实现。目前,以10.44万公里高速公路为主骨架总规模达到435.62万公里的公路系统,已经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梦想铺就坚实基础。回顾公路的辉煌成就,公路建设投融资政策创新——中国特色的收费公路政策功不可没。  “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规模提高其道路资产基数。”这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对中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速度作出的评价。7年过后,当我们的高速公路达到10.44万公里的时候,世行专家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在构建现代化高标准的国家公路网、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促进社会团结方面,中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路运输是整个交通运输业中既活跃又快速发展的组成部分。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对工业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是一国“起飞”的必要条件。过去30年以来,伴随着公路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人和货物的移动,从而支持贸易增长,促进产业升级,为文化技能传播、生产率提高创造条件;交通便利性的提高还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水平和经济潜力,从而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并使城乡居民能够公平获取更多基本商品、服务、活动(工作、教育、医疗等)的机会,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对促进城镇化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公路网总里程达到435.6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0.44万公里,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比较,全国公路路网密度提高了3.5倍,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在全国公路网中所占比例提高了20倍以上,干线公路车辆行驶平均速度提高了1倍多。国家公路运输主通道基本形成,路网结构得到逐步完善,公路客货运输的空间时距大大缩短,运输成本显著降低。公路运输条件的改善为铁路、航空、港口等其他运输方式的集疏运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使综合运输结构层次更加清晰,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公路运输企业依托高速公路,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与铁路、航空、水运的分工愈加科学,多种运输方式在合作和竞争中有效提升了服务品质,使旅客和货主享受到更多的出行及运输便利。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方面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公路建设投资对向前波及的建筑材料、机械制造等行业以及向后波及的物流、汽车制造、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带动作用。此外,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交通的便利与否对社会分工影响重大,而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公路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使公路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国际权威机构评价,由于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大幅推进了投资环境的实质性改善,显著促进了全国市场的统一。  由于高等级公路快速增加,路网的功能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全国国道网平均车速由1985年的每小时30公里提高至目前的69公里,仅营运车辆因车速提高带来的直接运输成本的节约每年就超过数千亿元。公众的出行也更为便捷,节假日自驾游出行客流量井喷式增长,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发展旅游经济逐渐成为多地产业结构转型的优先方向。公路极大地缩短了城乡间的时间距离。2006年11月,京沪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极大地改善了沿途乃至我国东部沿海、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区域内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人们走出家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已不再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如今,位于京沪高速公路中间的临沂市,已经从过去鲁苏界的寂静小城,迅速形成全国第三位的商品批发市场群落和重要的物流中心。  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报告显示,从道路交通投资对缓解贫困所产生的净经济影响分析,对中国西部省区的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要比东部省区高出约10倍。2001年11月,贯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地的西南出海通道高等级公路通车,沿线共覆盖6400万人口、28个国家级贫困县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公路的开通,使这些地区的水果等鲜活农产品销量大增,一些地方已经初步形成农产品产业化生产基地,具有生态资源和民俗资源的山区已经进行旅游业开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农产品和劳务的商品化,提升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改善了教育、医疗等福利条件,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对交通不便地区具有积极的扶贫意义。  公路基础性的作用是巨大、长期和持续的,其建设和维护的资金也是巨大、长期和持续的。世界各国政府在提供公路基础设施过程中都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让全民通过付税还是让使用者通过付费来承担这项长期的责任。美国选择了开征燃油税的融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的建设维护资金,而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则选择了用路者付费的融资方式。印度、俄罗斯因难以抉择和财政的不足而使公路网的建设踌躇不前。  我国作为世界上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发展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重要公路通道上,交通拥挤现象也日益加剧。但1985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535亿元,用于公路建设5亿元。《国道主干线建设规划》编制时的199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仅为3610亿元,根本无力支撑30年建成3.5万公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雄心。  但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对此,亚洲开发银行交通官员的评价是:“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等级路网经过了历史性的发展,高速公路从1990年的522公里,延伸到如今(2012年)的96200公里,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高速路网最多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飞跃,是因为中国决定借助通行费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养护筹集资金,并作为抵押从银行筹集到大量贷款。”我国最终选择了收费公路政策,并在实施的30年期间不断调整修订和改进这项政策。这项政策的巨大作用体现在:  一是政策符合国情,发挥了巨大的融资作用,缩短了路网形成时间,节约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本。我国的收费公路政策契合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几个中国特色,第一是路网全面滞后、二级及以上公路严重不足;第二是公路行业以地方为主的事权体制以及各级政府都可以利用收费公路政策筹集资金;第三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运输需求快速增加;第四是银行存贷差压力较大,资金充足。因此,收费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融资能力,解决了高等级公路建设70%以上的资金缺口,以不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迅速形成了全国公路网,极大地节约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本,支撑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  二是用路者付费原则不仅相对公平,也有利于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协调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使用者在消费某一种产品或服务时,全额承担消费成本,可最为有效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并最为公平地分摊成本。美国选择燃油税等专项税为主的融资方式,首先基于其已经处于汽车进入家庭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从修建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中直接受益)。同时,高速公路用路者在使用时全额分摊建设和养护费用,才能与同样由用路者全额分摊使用费用的铁路及航空产生运输公平竞争,从而促进各种方式的合理配置。若其中的某一种运输方式含有大量补贴而降低了使用成本,则会导致资源错配。  三是吸引了社会资金的进入,促进了行业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基础设施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收费公路政策从最初的政府还贷公路逐步开放并产生了各式的经营性收费公路。虽然在对经营性公路的监管上政府要付出更多努力,但这项政策向社会资金敞开大门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社会的直接投资,也带来了企业建设、经营和管理理念和技术,使公路领域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基础设施领域。  然而,任何筹资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国的收费公路政策也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由于大量使用银行贷款和人工收费的方式,使融资的财务成本和回收成本都较高,这不仅最终增加了用路者的负担,而且对价格制定和债务偿还带来影响。二是网络化的设施却实行着分散的管理并按照项目单独进行财务核算,不仅带来了甚至加剧了地区差异,而且损失了行业偿债能力,从而延长了建设成本的摊销时间。三是现行收费政策仍是一个以“为建设而融资”为核心思想的政策规定,缺乏对路网建成以后的长远考虑,在持续养护、合理引导通行、提高服务监管等方面仍不完善。此外,政策长期处于修改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长期不能达成共识,不仅使投资者因缺少稳定预期而观望犹豫,而且还会引发业内优良企业退出。  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地利用收费公路政策初步建成了崭新的规模巨大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但是,继续完成剩余的规划目标以及管理和维护好这一庞大的宝贵资产,支撑两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尽管美国每年用于公路建设维护的燃油税一直在持续增加,但使用30年的路网仍然难以避免地迅速老化,重置这一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是超乎想象的。因此,在激烈讨论我国的某条高速公路该不该到期停止收费的具体事件时,更应该对未来的公路资金政策有一个总体设计,收费公路政策也应该在交通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重新定位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未来30年的可持续。具体思路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用法律确保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将“在公路网中,高速公路以‘用路者付费为主’为原则,筹集建设、改造、维护的成本;其他公路以‘全民付税’为原则,筹集建设、改造、维护的成本”写入《公路法》,使公路资金筹集以及主要来源方式得到法律的保障。近期,应该尽快以“两个公路体系”的思路为依据,重点突出政策目标、管理模式创新、加强运行监管、收费标准和期限制定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等方面,加快修订和出台《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二是结合事权体制改革,改进我国收费公路管理体制。借鉴日本、法国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和行业监管的经验,尽快形成区域内的“统一收费运营、收费交叉补贴、行业有效监管”的管理机制,提高监管水平、降低债务风险。  三是建立特许经营制度,在公路建设、收费运营、养护等多环节积极灵活推广多种PPP模式。充分借鉴澳大利亚、法国等多国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合作实现双赢的成功经验,通过管理创新,降低建设养护和监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四是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专家多方参与的价格制定和调整机制,保证定价的灵活透明。发挥价格在吸引交通量或是缓解拥堵、激励承包商提高建设或养护水平、提高养护应急效率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收费新技术应用,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一、二级收费公路,降低收费的成本。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战略远见》一书中谈到:“可靠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活力。在历史上,判断某个大国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状况与独创性。而美国基础设施的现状,与其说它代表着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倒不如说它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大国更为贴切。当今世界,美国与中国的制度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基础设施老化可能成为美国衰落的标志和征兆。”曾经令美国无比自豪的公路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足的现状,引发战略家深刻思考的同时也让我们警醒,面向未来30年,重新思考和构建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收费公路政策,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管辖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名为广州,却打破了区划限制,跨区域管辖广东全省专利、植物新品种等一审案件。  去行政化程度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是唯一不设行政级别的法院,各审判庭也不设行政级别,主审法官(含庭长)之间没有行政等级之差,一律平等,去行政化最彻底。  法官产生方式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次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主审法官,且遴选委员会最大限度体现了中立、公开、多元等司法改革新精神。  报告工作和法律职务任命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向广州市人大报告工作,但其管辖范围涉及全省,又属于省管单位,人员办公经费由省级财政负担。  办案机制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明确院长、副院长、庭长为均主审法官。主审法官对案件审理行使独立审判权。  本报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林劲标 李琳  知识产权法院是新设立的法院,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所言,“没有历史负担,就像一张白纸,可以描绘出最美丽的图画。”  12月16日,《法制日报》记者走进刚刚成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详细了解知识产权法院缘何会花落广州;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比,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独特在何处等问题。    早在2009年,广东就有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想。  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春建介绍,珠海、佛山等地都曾提出设想,但囿于当时的法律条件和现实条件未能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任务后,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全国不少城市提出申报,仅广东就有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地。  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视察广东法院时明确表示,支持广东率先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由此开启了广东申报知识产权法院之门。  经讨论决定,广东高院向广东省委及最高法申报在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而为何设在广州?除了广州是全国第三大城市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据悉,广东是知识产权大省,更是知识产权案件大省。截至2013年年底,广东在专利综合实力、知识产权竞争力等方面均位列全国第一,有效发明专利量连续4年居全国第一,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从司法统计数据上看,广东一直是知识产权案件头号大省,且占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09年占全国案件总量的20.55%,已跃升至2013年的29.68%。  近年来,广东不但审理了涉及苹果、IDC、华为、中兴、腾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一大批大案、要案,还审理了全球第一件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国内首例通讯领域反垄断案、首例包装装潢纠纷、立体商标第一案等享誉全球的经典案例。  快速发展的经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旺盛需求、强大的审判力量、开明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诞生。今年6月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在北上广设立知识产权法院。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决定。  至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进入实操阶段。    新设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按照中级法院的架构设置。据广东高院政治部主任周玲介绍,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法官员额制,核定30名主审法官(含院长、副院长)员额,主审法官将兼任庭长,不设副庭长,实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要真正以主审法官为中心,必须选拔具备较高公信力的优秀法官来担当。”广东高院院长郑鄂强调,知识产权审判具有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审理难度大等特点,不少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选拔出的法官必须要有足够的含金量。  郑鄂提出通过专业、权威、中立的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法官选拔,并为今后司法改革提供试点经验。这一提议得到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兴瑞的支持。经省委政法委批准,11月19日,国内首个按照最新中央司法改革精神设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遴选委员会成立,并启动了首批主审法官的公开遴选工作。  “高标准、高起点”是这次法官遴选以及法官遴选委员会设立的重要标准。记者注意到,除了遴选委员会主任吴树坚原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外,其余24名非常任委员也是“豪华阵容”。其中15名资深法官涵盖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中山大学谢晓尧等3名教授都是华南地区著名知识产权研究学者,还有3名律师界翘楚、3名知识产权专家。  由于设置了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最低数的双重要求以及“四级高级法官”等“高门槛”条件,全省共26名法官报名。经遴选委员会遴选,11人被推荐进行考察。  “高门槛决定了这些能入围的报名者本身就是佼佼者。”据周玲介绍,此次遴选的10名法审判经验官丰富,平均年龄41岁,绝大多数有10年以上审判经验。  该院院长、副院长则是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经广东省委组织部推荐考察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律任命而来。3位院领导也都是精挑细选,清一色的高级法官,从事审判工作均达到20年以上,其中两位还具有法学博士学位。  至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批主审法官正式组成,由1名院长、两名副院长及经遴选的10名法官组成。13名法官中3人具有法学博士学位,8人具有硕士学位。    记者了解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从设计之初就将去行政化作为一项试点探索。该院虽是按中级法院组建,但却是唯一不设行政级别的法院。各审判庭也不设行政级别,主审法官(含庭长)之间没有行政等级之差,一律平等,去行政化最彻底。  周玲介绍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按照全新模式进行编制规划,坚持从严、精简的原则,实行扁平化管理。除立案庭、专利审判庭、著作权审判庭、商标及不正当竞争审判庭4个审判业务庭外,仅设立一个综合行政机构(综合办公室)和两个司法辅助机构(技术调查室和法警支队)。审判庭不确定行政级别,庭长由主审法官兼任,不设副庭长。  据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被核定政法专项编制100人,主审法官员额30人,包括院长1名、副院长两名(其中一名副院长兼任政治部主任)。除了院长、副院长外,其余27名法官均按内设机构负责人职级待遇配备,规格较高。  该院技术调查室将选任技术调查官作为辅助审判的专业技术人才,负责对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协助调查、询问、分析、判断,为合议庭裁判案件提供技术意见,解决法官可能存在的技术专业掣肘。同时,该院将实行行政事务和审判事务相分离的管理模式,综合办公室则负责政治工作、纪检监察、后勤服务等日常保障;法警支队则负责司法警务工作,包括值庭、法律文书送达等。  为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该院将完善审判责任制,将院长、副院长全部编入合议庭审理案件,庭长只承担法律规定应当由庭长履行的职责并负责主持主审法官会议、统一裁判标准。院、庭长原则不再签发本人未参加案件的裁判文书。建立法官办案档案,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成为改革的探路者,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郑鄂鼓励该院,要抓住机遇、勇于创新,为中国司法改革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提供宝贵经验。  本报广州12月16日电(原标题:不设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最彻底)编辑:

新华网香港1月14日电(记者黄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4日晚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时呼吁所有市民及全体立法会议员抱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支持通过政改方案。  梁振英表示,政制要发展,必须依法办事。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决定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香港市民有历史性机遇推动民主及落实普选。施政报告有关政制发展的部分不能偏离基本法。  他强调,十分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亦希望议员能停止“拉布”。他重申,施政报告序言所提及的内容,事前没有与中央商讨。香港是多元社会,有不同意见十分健康和正常,但讨论前要掌握事实,特别是宪制和法律问题。  梁振英说,青年学生关心政制发展,值得肯定和爱护,但要是其是、非其非,尤其是当他们对宪制关系论述有偏离时必须要警惕。年青人的诉求并非单一,不少人申请公屋或居屋,解决相关问题需发展经济。  施政报告提出,增加内地与香港的姊妹学校。梁振英指出,年青人有需要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扩展眼界,目前约有30多万港人长期在内地3个主要城市居住及工作,说明内地经济发展给香港人许多机会,因此中小学生多与内地交往符合客观需要。(原标题:梁振英:以求大同存小异精神支持通过政改方案)编辑:

江西都昌原宣传部长邵和平受贿获刑五年

中新网南昌1月7日电 (记者 王剑)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邵和平受贿一案,日前经九江市浔阳区法院依法审理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邵和平有期徒刑五年,没收财产50000元。邵和平没有提出上诉。  据江西省纪委政务微博@廉洁江西7日消息,法院经审理查明,邵和平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法院综合考虑邵和平犯罪的具体事实、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自首情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日前,经九江市纪委审议并报九江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邵和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完)(原标题:江西都昌原县委宣传部长邵和平被双开 受贿获刑五年)编辑:

12月12日晚上11点多,躺在床上的郝培华辗转难眠。“咚咚咚”几声闷响从地下传来,随之床轻微摇晃,窗户玻璃也发出震颤声。这是5年来,河北武安西土山乡云驾岭村民郝培华几乎每晚都经历的。  “咚咚”声来自于离村庄数百米远的地下铁矿,工人们爆破炸药开采矿石。  郝培华家的墙壁已被日复一日的爆破震得裂开了四五厘米宽的口子。每当爆破声响起,他都尽量远离房子。夜里,他也尽量等到爆破结束,才敢入睡。  为了逃离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今年5月,郝培华的姐姐郝兰芳到政府上访反映,8月与云驾岭矿业达成赔偿协议,矿上出30万和一块宅基地,让郝家自行建房。  但不想,半个多月后,郝兰芳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并随后批捕。目前,正等待检方提起公诉。  郝培华一家的生活再次陷入忧虑之中。    郝兰芳今年上访向政府反映的问题,已经困扰郝家和整个云驾岭整整5年了。  2009年,武安云驾岭矿业公司进驻云驾岭村开采铁矿,公开资料显示,云驾岭矿业公司是河北天海源集团下属企业,集团董事长袁海朝为武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该矿山资源总储量为2612.16万吨。  矿场距离村北不足两百米,村子就在矿藏之上,矿井很快延伸到村子的正下方。  开采铁矿需要爆破,不分昼夜,全村600多户2600多名村民不时会听到地下传来“咚咚”的闷响,紧接着房屋一阵摇晃,“每天提心吊胆,怕房子震塌了。”郝培华说。  2012年初,云驾岭村民们发现,家家户户的房子、围墙开始出现裂缝,村里的道路沉降。以村民郝兰芳家为例,她家房子的裂缝最深能达两指宽。今年初,公婆卧室的窗户玻璃突然爆裂,墙体倾斜,正方形的窗户变成了菱形。  村民自发统计,这样的危房全村占七成以上。村民随后多次向市政府反映开矿震裂房子问题,但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  2013年2月,300多名云驾岭村民到武安市政府门口请愿,武安市委副书记王社印接见了请愿代表。多名在场请愿的村民证实,王社印向村民们许诺,云驾岭矿业公司立即停产,云驾岭村将在2014年底完成搬迁。  2013年6月,武安市政府工作人员在云驾岭召开村民大会,要求村民们签署一份《关于河北云驾岭矿业有限公司和西土山乡云驾岭村互相支持方案》。  这一方案写明,云驾岭矿业向村民发放生活补偿费,安置新村建设当年3月中旬开工,力争2013年底基本建成,2014年开始搬迁。  方案还写明,云驾岭村民收到补偿费后不再上访。    11月22日,在距离云驾岭村十多公里远的西湖村西,矗立着十几栋尚未完工的高楼。工地前,挂着云驾岭新村的牌子。这里是云驾岭矿业为村民搬迁修建的新房。  新村尚未完工,搬迁方案也不明确,云驾岭村民表示,政府许诺的2014年完成搬迁的计划基本无望。  除建设过慢,新村的选址也令村里部分村民不满。  村民郝增民介绍,无论是武安市领导的许诺,还是《互相支持方案》均未提到新村的选址。2013年5月,新村开建后,他们才从云驾岭矿业得知新村离云驾岭村十几公里远。  郝兰芳的父亲郝成岐说,部分村民不愿搬迁,“有钱人不怕地撂荒,可我们靠种地生活的人咋办?”  对于这一问题,镇政府告诉村民,搬迁是市里的统一安排,要服从大局。  村民郝兰芳也是反对者之一。今年5月,郝兰芳找到西土山乡包村干部,反映开矿和搬迁问题,并要求在村东盖房。村里未予理会后,郝兰芳开始去乡、市、省逐级上访。  11月27日,西土山乡包村干部侯建民告诉新京报记者,郝兰芳上访目的并不单纯,“她以上访为要挟让政府矿上给她在村里盖房。”  对于这一说法,郝兰芳的父亲郝成岐予以认可,“搬迁方案没有征询村民意见,搬到10公里外咋种地?”  郝成岐一家人希望,矿上能在村东给他们盖平房。曾在一家铁矿做过测绘的郝成岐说,他知道村东地下没有矿区,建房很安全。  对此,云驾岭矿长郝凯飞认为郝兰芳的要求是无理取闹,“一旦单独给她盖房,其他农民都要求盖房,怎么办?”  对于郝兰芳提出的要求,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房屋震裂属于郝家与铁矿公司的民事纠纷,双方可以就赔偿金额、赔偿方式进行协商,郝兰芳提出要求并无不妥。    “郝兰芳一上访,政府就给我压力,让我想办法解决,我就给矿长压力。”11月24日,武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北天海源集团董事长袁海朝告诉新京报记者。  8月,袁海朝给云驾岭铁矿矿长郝凯飞下了死命令,“你处理不好矿长就别当了。”郝凯飞随后找到袁海朝的姐姐袁引如想办法。  8月13日早晨,袁引如来到郝兰芳家,代表云驾岭矿业与郝家进行谈判。  郝家人提供的一份录音显示,一名女子多次让郝兰芳“说个数”,郝兰芳说,“我一分钱也不要,我不在乎你那钱,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给我盖房子,为了我的人身安全立即给我盖房。”  这是郝家人策划的方案。弟弟郝培华说,他经常上网看新闻,看到一些拆迁户因要现金会被以漫天要价敲诈勒索被抓。为防止陷入类似窘境,郝家人坚持要求矿上给盖房而不要钱。  在录音里,郝兰芳说,问题给解决了,可以不去上访。  11月24日,袁引如向新京报记者确认,跟郝兰芳谈判的是她。  半个多小时谈判后,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矿上给郝兰芳一块宅基地和30万赔偿,郝兰芳自己盖房。  第二天,袁引如拎着5万元现金来到郝兰芳家,让她写一个保证不上访的协议,协议大致内容是:8月底之前矿上把30万付清,郝兰芳保证不上访。    但签了协议仅仅3天,8月16日,一位村民告诉郝家,村上让这名村民去派出所作证,证明郝兰芳上访举报是为了讹钱。11月24日,这名要求匿名的村民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郝家意识到他们一直想避免的麻烦还是没能躲开,于是当晚郝兰芳给袁引如发短信说,“问题你不要给我们解决了,我们星期一就走。”在随后的电话里,郝兰芳表示要把5万元退给袁引如。  郝培华说,姐姐郝兰芳担心会“惹上官司”,于是想退钱,但这笔钱一直没机会退还。  随后,郝兰芳在8月18日和9月1日再次到市里省里上访。郝家称,郝兰芳认为不要求矿上解决问题,就要让政府解决。  9月1日,郝凯飞报警。  11月26日,西土山乡派出所值班张所长证实:“9月1日,郝凯飞到派出所报警,说郝兰芳以上访相威胁,向他敲诈勒索现金5万块钱和一处宅基地。我们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立案侦查。”  9月2日凌晨1点多,西土山乡派出所20多名警察翻墙进入郝兰芳的家,发现她不在家,留下一份传唤证。传唤证显示:传唤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郝兰芳到西土山乡派出所接受讯问。  9月5日,到西土山乡派出所接受传唤的郝兰芳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9月16日,郝兰芳被批捕。  11月3日,郝兰芳敲诈勒索案移交武安市检察院,目前正等待起诉。  在河北省,农民拿到赔偿后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案例并不少见。  2010年,河北武邑县农民周兰迎拿到政府2.6万元补偿,签下不上访保证书,后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刑一年半。2010年,河北沧州4名农民到北京反映诉求被认定敲诈法院或政府而获刑,他们的家人称政府设套抓人。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行使基本权利怎么能算敲诈勒索?”  朱孝顶律师认为,任何协议条款都不能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所以郝兰芳与铁矿公司签署的不上访协议属于无效协议。“即便是有效协议,郝兰芳也只是违约,属于民事合同纠纷范畴,上访不是威胁和要挟的方法,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此外,朱孝顶表示,只有在郝兰芳非正常上访,反映的问题不存在,且严重影响到相关部门办公,扰乱社会秩序时,才应该按照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  对此,新京报记者致电武安市检察院,但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情况无法回复。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袁勇 河北武安报道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原标题:

□前言  20世纪30年代,美国提出了建设纵贯全国连接各州的州际国防公路战略构想,50年代通过建立燃油税及信托基金制度,历经40余年,完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使美国有能力非常准确可靠地运输原材料、工业产品和制成品。近8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系统,支撑着这个世界强国的经济繁荣和国民的荣耀。  30年前,中国的交通人也曾有过建设一个像美国一样发达的公路交通系统的长远梦想,这个梦想仅用30年就得以实现。目前,以10.44万公里高速公路为主骨架总规模达到435.62万公里的公路系统,已经为中国实现两个百年梦想铺就坚实基础。回顾公路的辉煌成就,公路建设投融资政策创新——中国特色的收费公路政策功不可没。  “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大规模提高其道路资产基数。”这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对中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速度作出的评价。7年过后,当我们的高速公路达到10.44万公里的时候,世行专家给出了更高的评价“在构建现代化高标准的国家公路网、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促进社会团结方面,中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路运输是整个交通运输业中既活跃又快速发展的组成部分。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对工业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是一国“起飞”的必要条件。过去30年以来,伴随着公路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国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人和货物的移动,从而支持贸易增长,促进产业升级,为文化技能传播、生产率提高创造条件;交通便利性的提高还提升了城市的宜居水平和经济潜力,从而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并使城乡居民能够公平获取更多基本商品、服务、活动(工作、教育、医疗等)的机会,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对促进城镇化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公路网总里程达到435.62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0.44万公里,与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比较,全国公路路网密度提高了3.5倍,二级以上高等级公路在全国公路网中所占比例提高了20倍以上,干线公路车辆行驶平均速度提高了1倍多。国家公路运输主通道基本形成,路网结构得到逐步完善,公路客货运输的空间时距大大缩短,运输成本显著降低。公路运输条件的改善为铁路、航空、港口等其他运输方式的集疏运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使综合运输结构层次更加清晰,国家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体系日趋完善。公路运输企业依托高速公路,比较优势得以发挥,与铁路、航空、水运的分工愈加科学,多种运输方式在合作和竞争中有效提升了服务品质,使旅客和货主享受到更多的出行及运输便利。  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方面直接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从而有力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公路建设投资对向前波及的建筑材料、机械制造等行业以及向后波及的物流、汽车制造、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都产生了直接的带动作用。此外,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为重要。交通的便利与否对社会分工影响重大,而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公路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使公路运输的成本大幅降低,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国际权威机构评价,由于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大幅推进了投资环境的实质性改善,显著促进了全国市场的统一。  由于高等级公路快速增加,路网的功能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全国国道网平均车速由1985年的每小时30公里提高至目前的69公里,仅营运车辆因车速提高带来的直接运输成本的节约每年就超过数千亿元。公众的出行也更为便捷,节假日自驾游出行客流量井喷式增长,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发展旅游经济逐渐成为多地产业结构转型的优先方向。公路极大地缩短了城乡间的时间距离。2006年11月,京沪高速公路的全线贯通,极大地改善了沿途乃至我国东部沿海、环渤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环境,促进了区域内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人们走出家门,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已不再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如今,位于京沪高速公路中间的临沂市,已经从过去鲁苏界的寂静小城,迅速形成全国第三位的商品批发市场群落和重要的物流中心。  世界银行的专题研究报告显示,从道路交通投资对缓解贫困所产生的净经济影响分析,对中国西部省区的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要比东部省区高出约10倍。2001年11月,贯穿四川、重庆、贵州、广西四地的西南出海通道高等级公路通车,沿线共覆盖6400万人口、28个国家级贫困县及少数民族聚居区。公路的开通,使这些地区的水果等鲜活农产品销量大增,一些地方已经初步形成农产品产业化生产基地,具有生态资源和民俗资源的山区已经进行旅游业开发。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农产品和劳务的商品化,提升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改善了教育、医疗等福利条件,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对交通不便地区具有积极的扶贫意义。  公路基础性的作用是巨大、长期和持续的,其建设和维护的资金也是巨大、长期和持续的。世界各国政府在提供公路基础设施过程中都面临这样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让全民通过付税还是让使用者通过付费来承担这项长期的责任。美国选择了开征燃油税的融资方式解决了大部分的建设维护资金,而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则选择了用路者付费的融资方式。印度、俄罗斯因难以抉择和财政的不足而使公路网的建设踌躇不前。  我国作为世界上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上世纪80年代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发展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重要公路通道上,交通拥挤现象也日益加剧。但1985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1535亿元,用于公路建设5亿元。《国道主干线建设规划》编制时的1991年,全国的财政收入仅为3610亿元,根本无力支撑30年建成3.5万公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雄心。  但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对此,亚洲开发银行交通官员的评价是:“过去30年间,中国的高等级路网经过了历史性的发展,高速公路从1990年的522公里,延伸到如今(2012年)的96200公里,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高速路网最多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飞跃,是因为中国决定借助通行费为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养护筹集资金,并作为抵押从银行筹集到大量贷款。”我国最终选择了收费公路政策,并在实施的30年期间不断调整修订和改进这项政策。这项政策的巨大作用体现在:  一是政策符合国情,发挥了巨大的融资作用,缩短了路网形成时间,节约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本。我国的收费公路政策契合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几个中国特色,第一是路网全面滞后、二级及以上公路严重不足;第二是公路行业以地方为主的事权体制以及各级政府都可以利用收费公路政策筹集资金;第三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运输需求快速增加;第四是银行存贷差压力较大,资金充足。因此,收费政策产生了巨大的融资能力,解决了高等级公路建设70%以上的资金缺口,以不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时间迅速形成了全国公路网,极大地节约了全社会的发展成本,支撑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发展。  二是用路者付费原则不仅相对公平,也有利于促进各种运输方式的公平竞争和协调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使用者在消费某一种产品或服务时,全额承担消费成本,可最为有效地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并最为公平地分摊成本。美国选择燃油税等专项税为主的融资方式,首先基于其已经处于汽车进入家庭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从修建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中直接受益)。同时,高速公路用路者在使用时全额分摊建设和养护费用,才能与同样由用路者全额分摊使用费用的铁路及航空产生运输公平竞争,从而促进各种方式的合理配置。若其中的某一种运输方式含有大量补贴而降低了使用成本,则会导致资源错配。  三是吸引了社会资金的进入,促进了行业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基础设施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收费公路政策从最初的政府还贷公路逐步开放并产生了各式的经营性收费公路。虽然在对经营性公路的监管上政府要付出更多努力,但这项政策向社会资金敞开大门的同时,不仅带来了社会的直接投资,也带来了企业建设、经营和管理理念和技术,使公路领域成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基础设施领域。  然而,任何筹资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国的收费公路政策也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由于大量使用银行贷款和人工收费的方式,使融资的财务成本和回收成本都较高,这不仅最终增加了用路者的负担,而且对价格制定和债务偿还带来影响。二是网络化的设施却实行着分散的管理并按照项目单独进行财务核算,不仅带来了甚至加剧了地区差异,而且损失了行业偿债能力,从而延长了建设成本的摊销时间。三是现行收费政策仍是一个以“为建设而融资”为核心思想的政策规定,缺乏对路网建成以后的长远考虑,在持续养护、合理引导通行、提高服务监管等方面仍不完善。此外,政策长期处于修改之中,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长期不能达成共识,不仅使投资者因缺少稳定预期而观望犹豫,而且还会引发业内优良企业退出。  当前,我国已经成功地利用收费公路政策初步建成了崭新的规模巨大的公路基础设施网络。但是,继续完成剩余的规划目标以及管理和维护好这一庞大的宝贵资产,支撑两个百年梦想的实现。尽管美国每年用于公路建设维护的燃油税一直在持续增加,但使用30年的路网仍然难以避免地迅速老化,重置这一系统所需要的资金是超乎想象的。因此,在激烈讨论我国的某条高速公路该不该到期停止收费的具体事件时,更应该对未来的公路资金政策有一个总体设计,收费公路政策也应该在交通新的发展阶段背景下,重新定位并尽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未来30年的可持续。具体思路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用法律确保公路建设养护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将“在公路网中,高速公路以‘用路者付费为主’为原则,筹集建设、改造、维护的成本;其他公路以‘全民付税’为原则,筹集建设、改造、维护的成本”写入《公路法》,使公路资金筹集以及主要来源方式得到法律的保障。近期,应该尽快以“两个公路体系”的思路为依据,重点突出政策目标、管理模式创新、加强运行监管、收费标准和期限制定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等方面,加快修订和出台《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二是结合事权体制改革,改进我国收费公路管理体制。借鉴日本、法国的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和行业监管的经验,尽快形成区域内的“统一收费运营、收费交叉补贴、行业有效监管”的管理机制,提高监管水平、降低债务风险。  三是建立特许经营制度,在公路建设、收费运营、养护等多环节积极灵活推广多种PPP模式。充分借鉴澳大利亚、法国等多国在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合作实现双赢的成功经验,通过管理创新,降低建设养护和监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四是建立政府、企业、公众、专家多方参与的价格制定和调整机制,保证定价的灵活透明。发挥价格在吸引交通量或是缓解拥堵、激励承包商提高建设或养护水平、提高养护应急效率等方面的作用。积极推动收费新技术应用,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一、二级收费公路,降低收费的成本。  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战略远见》一书中谈到:“可靠的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总体活力。在历史上,判断某个大国制度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基础设施的状况与独创性。而美国基础设施的现状,与其说它代表着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倒不如说它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大国更为贴切。当今世界,美国与中国的制度竞争很可能愈演愈烈,基础设施老化可能成为美国衰落的标志和征兆。”曾经令美国无比自豪的公路铁路和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不足的现状,引发战略家深刻思考的同时也让我们警醒,面向未来30年,重新思考和构建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收费公路政策,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管辖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名为广州,却打破了区划限制,跨区域管辖广东全省专利、植物新品种等一审案件。  去行政化程度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是唯一不设行政级别的法院,各审判庭也不设行政级别,主审法官(含庭长)之间没有行政等级之差,一律平等,去行政化最彻底。  法官产生方式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次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主审法官,且遴选委员会最大限度体现了中立、公开、多元等司法改革新精神。  报告工作和法律职务任命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向广州市人大报告工作,但其管辖范围涉及全省,又属于省管单位,人员办公经费由省级财政负担。  办案机制不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明确院长、副院长、庭长为均主审法官。主审法官对案件审理行使独立审判权。  本报记者章宁旦 通讯员林劲标 李琳  知识产权法院是新设立的法院,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徐家新所言,“没有历史负担,就像一张白纸,可以描绘出最美丽的图画。”  12月16日,《法制日报》记者走进刚刚成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详细了解知识产权法院缘何会花落广州;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比,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独特在何处等问题。    早在2009年,广东就有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设想。  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徐春建介绍,珠海、佛山等地都曾提出设想,但囿于当时的法律条件和现实条件未能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任务后,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全国不少城市提出申报,仅广东就有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等地。  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视察广东法院时明确表示,支持广东率先试点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由此开启了广东申报知识产权法院之门。  经讨论决定,广东高院向广东省委及最高法申报在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而为何设在广州?除了广州是全国第三大城市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据悉,广东是知识产权大省,更是知识产权案件大省。截至2013年年底,广东在专利综合实力、知识产权竞争力等方面均位列全国第一,有效发明专利量连续4年居全国第一,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从司法统计数据上看,广东一直是知识产权案件头号大省,且占全国知识产权案件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09年占全国案件总量的20.55%,已跃升至2013年的29.68%。  近年来,广东不但审理了涉及苹果、IDC、华为、中兴、腾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一大批大案、要案,还审理了全球第一件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国内首例通讯领域反垄断案、首例包装装潢纠纷、立体商标第一案等享誉全球的经典案例。  快速发展的经济、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旺盛需求、强大的审判力量、开明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共同催生了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诞生。今年6月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决定在北上广设立知识产权法院。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设立决定。  至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进入实操阶段。    新设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按照中级法院的架构设置。据广东高院政治部主任周玲介绍,知识产权法院探索法官员额制,核定30名主审法官(含院长、副院长)员额,主审法官将兼任庭长,不设副庭长,实行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  “要真正以主审法官为中心,必须选拔具备较高公信力的优秀法官来担当。”广东高院院长郑鄂强调,知识产权审判具有专业性强、涉及面广、审理难度大等特点,不少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还必须具备国际视野,选拔出的法官必须要有足够的含金量。  郑鄂提出通过专业、权威、中立的法官遴选委员会进行法官选拔,并为今后司法改革提供试点经验。这一提议得到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兴瑞的支持。经省委政法委批准,11月19日,国内首个按照最新中央司法改革精神设立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遴选委员会成立,并启动了首批主审法官的公开遴选工作。  “高标准、高起点”是这次法官遴选以及法官遴选委员会设立的重要标准。记者注意到,除了遴选委员会主任吴树坚原系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外,其余24名非常任委员也是“豪华阵容”。其中15名资深法官涵盖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中山大学谢晓尧等3名教授都是华南地区著名知识产权研究学者,还有3名律师界翘楚、3名知识产权专家。  由于设置了民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最低数的双重要求以及“四级高级法官”等“高门槛”条件,全省共26名法官报名。经遴选委员会遴选,11人被推荐进行考察。  “高门槛决定了这些能入围的报名者本身就是佼佼者。”据周玲介绍,此次遴选的10名法审判经验官丰富,平均年龄41岁,绝大多数有10年以上审判经验。  该院院长、副院长则是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经广东省委组织部推荐考察和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律任命而来。3位院领导也都是精挑细选,清一色的高级法官,从事审判工作均达到20年以上,其中两位还具有法学博士学位。  至此,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首批主审法官正式组成,由1名院长、两名副院长及经遴选的10名法官组成。13名法官中3人具有法学博士学位,8人具有硕士学位。    记者了解到,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从设计之初就将去行政化作为一项试点探索。该院虽是按中级法院组建,但却是唯一不设行政级别的法院。各审判庭也不设行政级别,主审法官(含庭长)之间没有行政等级之差,一律平等,去行政化最彻底。  周玲介绍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按照全新模式进行编制规划,坚持从严、精简的原则,实行扁平化管理。除立案庭、专利审判庭、著作权审判庭、商标及不正当竞争审判庭4个审判业务庭外,仅设立一个综合行政机构(综合办公室)和两个司法辅助机构(技术调查室和法警支队)。审判庭不确定行政级别,庭长由主审法官兼任,不设副庭长。  据悉,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被核定政法专项编制100人,主审法官员额30人,包括院长1名、副院长两名(其中一名副院长兼任政治部主任)。除了院长、副院长外,其余27名法官均按内设机构负责人职级待遇配备,规格较高。  该院技术调查室将选任技术调查官作为辅助审判的专业技术人才,负责对案件审理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协助调查、询问、分析、判断,为合议庭裁判案件提供技术意见,解决法官可能存在的技术专业掣肘。同时,该院将实行行政事务和审判事务相分离的管理模式,综合办公室则负责政治工作、纪检监察、后勤服务等日常保障;法警支队则负责司法警务工作,包括值庭、法律文书送达等。  为确保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该院将完善审判责任制,将院长、副院长全部编入合议庭审理案件,庭长只承担法律规定应当由庭长履行的职责并负责主持主审法官会议、统一裁判标准。院、庭长原则不再签发本人未参加案件的裁判文书。建立法官办案档案,法官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知识产权法院可以成为改革的探路者,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郑鄂鼓励该院,要抓住机遇、勇于创新,为中国司法改革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提供宝贵经验。  本报广州12月16日电(原标题:不设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最彻底)编辑:

新华网香港1月14日电(记者黄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4日晚出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时呼吁所有市民及全体立法会议员抱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支持通过政改方案。  梁振英表示,政制要发展,必须依法办事。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决定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香港市民有历史性机遇推动民主及落实普选。施政报告有关政制发展的部分不能偏离基本法。  他强调,十分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亦希望议员能停止“拉布”。他重申,施政报告序言所提及的内容,事前没有与中央商讨。香港是多元社会,有不同意见十分健康和正常,但讨论前要掌握事实,特别是宪制和法律问题。  梁振英说,青年学生关心政制发展,值得肯定和爱护,但要是其是、非其非,尤其是当他们对宪制关系论述有偏离时必须要警惕。年青人的诉求并非单一,不少人申请公屋或居屋,解决相关问题需发展经济。  施政报告提出,增加内地与香港的姊妹学校。梁振英指出,年青人有需要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扩展眼界,目前约有30多万港人长期在内地3个主要城市居住及工作,说明内地经济发展给香港人许多机会,因此中小学生多与内地交往符合客观需要。(原标题:梁振英:以求大同存小异精神支持通过政改方案)编辑:

分类:美文

时间:2016-02-13 04: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