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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评中国无人机群技术:匈奴王战术回归

  • 分类:搞笑

原标题:外媒:中国无人机集群技术已超过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8月25日文章,原题:中国为非对称战争时代做准备  随着小小的螺旋桨嗡嗡作响,比模型飞机稍大一点的中国飞机编队同时冲上天空。天空中布满了玩具一样的无人机,列队飞过中国的不明山区。  这个不太可能的场景可能代表着中国的一场军事革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6月11日展示的“集群”技术包括了119架无人机。这使其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集群,打破了美国保持的纪录。每一架小飞机都装载有能够与集群中其他无人机交流的软件和传感器。研发人员正着眼于未来数千架无人机能够同步操作,辨别和袭击目标。从理论上讲,这种装有导弹或弹头的无人机集群能够进行复杂的攻击,通过单纯的数量优势压制对手的防御。  “这完全回到了古代匈奴王的战术,”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工程师兰德尔·斯蒂布说,“一支轻型攻击部队能够击败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它们突然冒出来,从各个方向进行攻击,然后突然消失不见,反反复复。”  中国20年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已经研发出了隐形战斗机、导弹驱逐舰和“航母杀手”弹道导弹,但只有几个领域接近超过美国的技术。北京现在指望无人机集群——一种结合了高科技人工智能的低技术硬件——成为未来的武器。  无人机作为致命武器和非致命武器都是有效的。比如,数千架廉价无人机能够成群袭击航母或战斗机,当前还没有针对类似攻击的反制措施。专家们还说,无人机集群在越界发动战争的同时又不带来伤亡也是有效的——尤其对于较弱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威慑形式。“当前,集群作战被认为是世界上防御技术发展最有希望的领域。”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军事专家卡申说,“中国正在优先发展这项技术。”  很难评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是否超过了美国。过去25年是美国军事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种优势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如隐形和精确武器等领域。集群技术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它逆转了过去25年的趋势,先进的技术系统可能被集群武器的巨大数量所压制。  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独立研究员埃尔莎·卡尼亚说,解放军希望集群战术成为对付美国高价值武器的一种非对称战争手段。最终的胜者不是发明最新技术的国家,而是知道如何最有效将其融入战场的国家。新的军备竞赛可能不是技术变革,而是如何适应它。(作者埃米莉·冯、查尔斯·克洛弗,陈一译)责任编辑:

原标题:“蝶贝蕾”传销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北京时间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北京时间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北京时间记者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   责任编辑:

原标题:泄密案获判无罪 马英九:盼卸任领导人不必面对无谓纠缠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香港中评社8月25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马英九被控泄密、教唆泄密罪一案,今天(25日)下午一审判决马无罪,全案仍可上诉。马英九获知结果后感到非常欣慰,期待未来卸任的领导人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希望法律的理念与台湾未来都建立在公正、廉洁、合作、信任等正向的价值上。  马英九今天上午没有对外公布行程,低调到屏东县玛家乡参加大头目徐春美82岁生日聚会,下午获知台北地方法院作出一审无罪判决后,马英九透过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作出回应,感谢台北地院的判决结果,也对此结果也非常欣慰。  马英九表示,今天的判决不只是攸关他个人的权益,更在于确立法律上领导人应有的行政权限。希望未来卸任的领导人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在任内能安心“依宪”依法治台,更希望法律的理念与台湾未来,都建立在公正、廉洁、合作、信任等正向的价值上。  “中时电子报”报道称,台北地方法院在判决中表示,虽然马英九构成”泄密罪”,但他是行使领导人的职务解决“院与院”的争议,依台法律规定可阻却其违法;至于教唆泄密的部分,因检方举证不足,无法证明马教唆前“检察总长”黄世铭泄密,基于“罪证有疑、利于被告”的原则,故判马英九无罪。责任编辑:

在重庆市教委明文规定不更改2017年相应科目教材的情况下,重庆市璧山区多所中小学更换了一年级数学、二年级数学和七年级英语教科书。出版社质疑璧山区教委违反教科书选用规定更换教材,为学生重复购买教材,造成国家资源浪费。    8月30日,是重庆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的日子。当天,璧山区实验小学一年级多个班级发放的数学课本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年级数学(上册)(以下简称“人教版”),而此前该校多年使用的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学教材(以下简称“西师版”)。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璧山区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身上。璧山中学、正则中学等中学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领到的英语书为人教版,并配有《同步解析与测评》。此前,该区各学校多年使用的是由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写、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以下简称“仁爱版”)。  璧山区实验小学一位数学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今年带的班为一年级。目前该校一二年级的数学教材已经全部换成人教版,“暑假的时候就通知了要换,我也不知道具体谁安排的”。  原教材出版方认为,教材突然更换,问题出在璧山区教育委员会身上。  “当时新华书店反映说璧山区想换教材,我们就给重庆市教委去了一个文件,说了有关的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米加德说,“最近听说他们还是换了,我们也派人继续在了解,究竟是换没换、换了多少、怎么换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2017年5月8日,璧山区教委曾向重庆市教委基教处请示,称区教委多次收到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关于对小学数学(西师版)和初中英语教材(仁爱版)存在弊端的反映。“区教委决定,2017年秋,严格选用程序,在规定的推荐用书目录里,对我区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教材和七年级的英语教材进行重新选定。”  出版社则认为,上述教材均为教育部审定通过并面向全国推广使用的国家课程标准教材,不存在所谓“弊端”。  9月5日,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当时确实收到过璧山区教委送来的报告。但她同时表示,市教委没有批准这个报告。“我们通过电话和各种渠道,和他们说过这个事,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市教委出文件在先。”  该工作人员所指的文件,是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委员会2017年5月2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选用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区县(自治县)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除《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之外)仍使用2016年教材版本,不得更换其他版本。”  原教材出版方据此认为,璧山区教委更换辖区内教材涉嫌违规。  事实上,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对教材选用有明文要求:“学科组应当研读、比较《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本学科所有版本教科书,提出初选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应将教科书选用结果在本级教育部门网站上公示,对异议进行核查处理。公示期不少于7日。”  5月6日,璧山区教委印发的一份《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一二年级数学及七年级英语教学用书选用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载明,区教委拟于5月8日~10日将参选教材送达区教委教育科,在公告参选教材版本及学科专家组盲审、投票后,于5月13日~19日在教委门户网站公布教科书选用结果。  然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区教委门户网站,没有发现关于此次教材选用的任何公告。  原教材出版方认为,璧山教委没有对《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本学科所有版本教科书进行研读、比较,也没有对外发布教材选用公告,没有对教材选用进行公示,严重违法了教材选用政策。  此外,璧山区教委提出更换非起始年级教材,也违反了教育部“教科书版本选定使用后,应当保持稳定。小学、初中、高中每一学科教科书版本一经选定使用,在学段周期内,不得中途更换”的相关规定。   2016年7月1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免费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国家和地方课程教材及作业本、初中学生教辅材料。  2017年3月,重庆市政府采购网发布了2017年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和教辅材料单一来源采购结果公告,全市义务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所有学生的免费教科书由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供应。  采购文件显示,2017年春秋两季开学前7天供应企业应按教育部门选定的教辅材料品种和数量送达各中小学校,确保课前到书。  “我们是按照市教委的精神来办,采购的仁爱版和西师版的教材。这批书,开学了肯定已经发到区新华书店了。璧山区更换的人教版教材不是我们公司订购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渠道。”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采购分公司综合科科长吴晓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然而,璧山中学、正则中学多名七年级新生表示,他们仅领取了人教版的英语教材和配套教辅,这批教材版权页显示为2017年6月印刷。而政府财政埋单的仁爱版免费教材,还没有发放到学生手中。  根据教科书定价、学生人数,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部负责人估算,璧山区此次更换教材需要花费28.84万元。  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  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规定,免费教科书资金,国家规定课程由中央全额承担,地方课程由地方承担。  原教材出版方质疑,一方面是中央财政购买的教科书被人为闲置,一方面是另外花钱买教科书,璧山区教委涉嫌重复购买教学用书,严重浪费国家资源。  据了解,此次更换教材并未向学生收费。  9月5日,根据璧山区教委更换教材请示上留下的联系方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致电璧山区教委教育科科长李天宁,希望了解该区教材选用的流程及购买此次发放的人教版教材经费来源。记者表明身份后,对方称“打错了”,以后直接挂断电话。但是,该手机号关联的支付宝账号实名认证为“李天宁”。  随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致函璧山区教委联系采访。截至记者发稿,未得到回复。璧山区教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领导正在忙。”  “希望出版社自己拿证据,如果确实学校更换了,那么该怎么提起申诉、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前述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表示。责任编辑:

原标题:加拿大游客点赞中国九寨沟地震救援  九寨沟地震中,加拿大游客Kathryan头部受伤。震后2小时,她被送往九寨沟县医院初步医治;震后25小时,被转入300公里之外的绵阳市中心医院。经过当地医生科学救治和细心照料后,12号下午Kathryan康复出院,准备回国。临走时,Kathryan激动地点赞中国救援,并写下:“中国朋友很友好,四川依然美丽,谢谢你,绵阳!”(央视记者 李艳君)责任编辑:

外媒评中国无人机群技术:匈奴王战术回归

原标题:外媒:中国无人机集群技术已超过美国?  英国《金融时报》8月25日文章,原题:中国为非对称战争时代做准备  随着小小的螺旋桨嗡嗡作响,比模型飞机稍大一点的中国飞机编队同时冲上天空。天空中布满了玩具一样的无人机,列队飞过中国的不明山区。  这个不太可能的场景可能代表着中国的一场军事革命。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6月11日展示的“集群”技术包括了119架无人机。这使其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无人机集群,打破了美国保持的纪录。每一架小飞机都装载有能够与集群中其他无人机交流的软件和传感器。研发人员正着眼于未来数千架无人机能够同步操作,辨别和袭击目标。从理论上讲,这种装有导弹或弹头的无人机集群能够进行复杂的攻击,通过单纯的数量优势压制对手的防御。  “这完全回到了古代匈奴王的战术,”美国兰德公司高级工程师兰德尔·斯蒂布说,“一支轻型攻击部队能够击败更强大、更先进的对手。它们突然冒出来,从各个方向进行攻击,然后突然消失不见,反反复复。”  中国20年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已经研发出了隐形战斗机、导弹驱逐舰和“航母杀手”弹道导弹,但只有几个领域接近超过美国的技术。北京现在指望无人机集群——一种结合了高科技人工智能的低技术硬件——成为未来的武器。  无人机作为致命武器和非致命武器都是有效的。比如,数千架廉价无人机能够成群袭击航母或战斗机,当前还没有针对类似攻击的反制措施。专家们还说,无人机集群在越界发动战争的同时又不带来伤亡也是有效的——尤其对于较弱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威慑形式。“当前,集群作战被认为是世界上防御技术发展最有希望的领域。”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中国军事专家卡申说,“中国正在优先发展这项技术。”  很难评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是否超过了美国。过去25年是美国军事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这种优势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如隐形和精确武器等领域。集群技术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它逆转了过去25年的趋势,先进的技术系统可能被集群武器的巨大数量所压制。  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独立研究员埃尔莎·卡尼亚说,解放军希望集群战术成为对付美国高价值武器的一种非对称战争手段。最终的胜者不是发明最新技术的国家,而是知道如何最有效将其融入战场的国家。新的军备竞赛可能不是技术变革,而是如何适应它。(作者埃米莉·冯、查尔斯·克洛弗,陈一译)责任编辑:

原标题:“蝶贝蕾”传销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北京时间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北京时间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北京时间记者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   责任编辑:

原标题:泄密案获判无罪 马英九:盼卸任领导人不必面对无谓纠缠    [环球网综合报道]据香港中评社8月25日报道,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马英九被控泄密、教唆泄密罪一案,今天(25日)下午一审判决马无罪,全案仍可上诉。马英九获知结果后感到非常欣慰,期待未来卸任的领导人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希望法律的理念与台湾未来都建立在公正、廉洁、合作、信任等正向的价值上。  马英九今天上午没有对外公布行程,低调到屏东县玛家乡参加大头目徐春美82岁生日聚会,下午获知台北地方法院作出一审无罪判决后,马英九透过办公室发言人徐巧芯作出回应,感谢台北地院的判决结果,也对此结果也非常欣慰。  马英九表示,今天的判决不只是攸关他个人的权益,更在于确立法律上领导人应有的行政权限。希望未来卸任的领导人不必面对各种无谓纠缠,在任内能安心“依宪”依法治台,更希望法律的理念与台湾未来,都建立在公正、廉洁、合作、信任等正向的价值上。  “中时电子报”报道称,台北地方法院在判决中表示,虽然马英九构成”泄密罪”,但他是行使领导人的职务解决“院与院”的争议,依台法律规定可阻却其违法;至于教唆泄密的部分,因检方举证不足,无法证明马教唆前“检察总长”黄世铭泄密,基于“罪证有疑、利于被告”的原则,故判马英九无罪。责任编辑:

在重庆市教委明文规定不更改2017年相应科目教材的情况下,重庆市璧山区多所中小学更换了一年级数学、二年级数学和七年级英语教科书。出版社质疑璧山区教委违反教科书选用规定更换教材,为学生重复购买教材,造成国家资源浪费。    8月30日,是重庆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的日子。当天,璧山区实验小学一年级多个班级发放的数学课本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年级数学(上册)(以下简称“人教版”),而此前该校多年使用的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学教材(以下简称“西师版”)。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璧山区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身上。璧山中学、正则中学等中学新入学的七年级学生,领到的英语书为人教版,并配有《同步解析与测评》。此前,该区各学校多年使用的是由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编写、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英语教材(以下简称“仁爱版”)。  璧山区实验小学一位数学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她今年带的班为一年级。目前该校一二年级的数学教材已经全部换成人教版,“暑假的时候就通知了要换,我也不知道具体谁安排的”。  原教材出版方认为,教材突然更换,问题出在璧山区教育委员会身上。  “当时新华书店反映说璧山区想换教材,我们就给重庆市教委去了一个文件,说了有关的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米加德说,“最近听说他们还是换了,我们也派人继续在了解,究竟是换没换、换了多少、怎么换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2017年5月8日,璧山区教委曾向重庆市教委基教处请示,称区教委多次收到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关于对小学数学(西师版)和初中英语教材(仁爱版)存在弊端的反映。“区教委决定,2017年秋,严格选用程序,在规定的推荐用书目录里,对我区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教材和七年级的英语教材进行重新选定。”  出版社则认为,上述教材均为教育部审定通过并面向全国推广使用的国家课程标准教材,不存在所谓“弊端”。  9月5日,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当时确实收到过璧山区教委送来的报告。但她同时表示,市教委没有批准这个报告。“我们通过电话和各种渠道,和他们说过这个事,我们是不允许的。我们市教委出文件在先。”  该工作人员所指的文件,是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委员会2017年5月2日下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中小学教学用书选用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规定:“各区县(自治县)义务教育国家课程相关学科(除《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之外)仍使用2016年教材版本,不得更换其他版本。”  原教材出版方据此认为,璧山区教委更换辖区内教材涉嫌违规。  事实上,教育部《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对教材选用有明文要求:“学科组应当研读、比较《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本学科所有版本教科书,提出初选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应将教科书选用结果在本级教育部门网站上公示,对异议进行核查处理。公示期不少于7日。”  5月6日,璧山区教委印发的一份《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一二年级数学及七年级英语教学用书选用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载明,区教委拟于5月8日~10日将参选教材送达区教委教育科,在公告参选教材版本及学科专家组盲审、投票后,于5月13日~19日在教委门户网站公布教科书选用结果。  然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查询区教委门户网站,没有发现关于此次教材选用的任何公告。  原教材出版方认为,璧山教委没有对《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中本学科所有版本教科书进行研读、比较,也没有对外发布教材选用公告,没有对教材选用进行公示,严重违法了教材选用政策。  此外,璧山区教委提出更换非起始年级教材,也违反了教育部“教科书版本选定使用后,应当保持稳定。小学、初中、高中每一学科教科书版本一经选定使用,在学段周期内,不得中途更换”的相关规定。   2016年7月13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免费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国家和地方课程教材及作业本、初中学生教辅材料。  2017年3月,重庆市政府采购网发布了2017年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和教辅材料单一来源采购结果公告,全市义务阶段学校(含民办学校)所有学生的免费教科书由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供应。  采购文件显示,2017年春秋两季开学前7天供应企业应按教育部门选定的教辅材料品种和数量送达各中小学校,确保课前到书。  “我们是按照市教委的精神来办,采购的仁爱版和西师版的教材。这批书,开学了肯定已经发到区新华书店了。璧山区更换的人教版教材不是我们公司订购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渠道。”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采购分公司综合科科长吴晓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然而,璧山中学、正则中学多名七年级新生表示,他们仅领取了人教版的英语教材和配套教辅,这批教材版权页显示为2017年6月印刷。而政府财政埋单的仁爱版免费教材,还没有发放到学生手中。  根据教科书定价、学生人数,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出版部负责人估算,璧山区此次更换教材需要花费28.84万元。  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央财政向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的教科书。  2015年11月2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规定,免费教科书资金,国家规定课程由中央全额承担,地方课程由地方承担。  原教材出版方质疑,一方面是中央财政购买的教科书被人为闲置,一方面是另外花钱买教科书,璧山区教委涉嫌重复购买教学用书,严重浪费国家资源。  据了解,此次更换教材并未向学生收费。  9月5日,根据璧山区教委更换教材请示上留下的联系方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致电璧山区教委教育科科长李天宁,希望了解该区教材选用的流程及购买此次发放的人教版教材经费来源。记者表明身份后,对方称“打错了”,以后直接挂断电话。但是,该手机号关联的支付宝账号实名认证为“李天宁”。  随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致函璧山区教委联系采访。截至记者发稿,未得到回复。璧山区教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领导正在忙。”  “希望出版社自己拿证据,如果确实学校更换了,那么该怎么提起申诉、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前述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表示。责任编辑:

原标题:加拿大游客点赞中国九寨沟地震救援  九寨沟地震中,加拿大游客Kathryan头部受伤。震后2小时,她被送往九寨沟县医院初步医治;震后25小时,被转入300公里之外的绵阳市中心医院。经过当地医生科学救治和细心照料后,12号下午Kathryan康复出院,准备回国。临走时,Kathryan激动地点赞中国救援,并写下:“中国朋友很友好,四川依然美丽,谢谢你,绵阳!”(央视记者 李艳君)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时间:2016-02-02 01:0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