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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贝蕾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 分类:搞笑

原标题:“蝶贝蕾”传销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北京时间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北京时间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北京时间记者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   责任编辑:

来源:人民日报    目前,已接到4名游客轻伤1名游客死亡报告责任编辑:

原标题:69起撤销监护权案18起涉性侵  近日发生的数起猥亵女童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梳理出69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其中有性侵害案件18起。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来自家庭成员内部的性侵正在成为侵害未成年人的主要类型之一,这类案件大多发生在单亲家庭,孩子的亲属知道情况后往往顾及脸面不愿意主动报案,而在女童遭侵害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力伤害。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的因侵害未成年人而被撤销监护权的资料,北青报记者共查询到14个相关案件。通过梳理这14个案件发现,家庭成员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发生在单亲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多是父亲跟母亲离婚后,父亲独自带着女童生活。  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资格案件中,妻子单方面提出离婚后,邵某带着女儿独自生活,邵某将女儿多次强奸。后民政部门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邵某夫妇的父母监护权。在常州首例撤销监护权案例中,受害者年仅4岁的女童乐乐,父母分手后约定抚养权归父亲金某。而金某多次猥亵乐乐,直至2015年4月乐乐与母亲见面时被发现。    北青报记者梳理14个案例发现,很多女童在遭受性侵害之后,亲属或者邻居可能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但因为出于顾及名声或者不愿意多管闲事的心理而选择隐忍不发,这让女童受到侵害之后很难获得相应救助。  2012年发生于福建晋江的一性侵女童案中,父亲张某带着一家人在晋江打工。后来张某将两个女儿先后强奸,张某的妻子为了维护家庭,便隐忍不发,遭性侵的女童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也只能一直忍着。  发生在山东的一起案件中,作为妻子的王某从女儿年幼时就不怎么管,在明知丈夫性侵女儿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仍不管不问,后来这对夫妻的监护权均被撤销。  而发生于广州的一起案件中,众多邻居虽然知情但一直缄口不言。受害人小梅的父亲从她10多岁起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大约从15岁开始,对她进行猥亵。小梅的街坊邻居中有不少人曾看到小梅的父亲猥亵女儿。按照邻居的说法,小梅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被抓了,小梅的家庭就完了。此外,他们也担心如果揭发了小梅父亲的行为会给自己家庭带来不利。    在这些因性侵女童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中,作案人在性侵过程中几乎都伴有暴力行为,女童只要反抗便会遭到当事人的暴力威胁、殴打。而在事发后,当事人往往也会威胁女童,禁止她们将遭侵害的事情说出去。  发生在内蒙古的一起案件中,父亲楚某采用语言威胁、殴打、捆绑等手段将女儿强奸,在强奸过程中还对女儿进行殴打,导致女儿受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在上述晋江的案件中,张某在侵犯女儿时,如果女儿反抗,就会招致他的耳光和踢打。  在四川的一起案件中,男子贺某从女儿10岁起就开始性侵自己的女儿,每当女儿反抗时,便会遭到父亲的殴打。    2014年12月,民政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的条件,细化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监护侵害行为标准,明确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程序。  《意见》中规定被申请人有七类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因性侵未成年人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根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69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其中有18起涉及性侵害。  来源:北京青年报责任编辑:

原标题:推动“大包干”的决策者又少了一位  8月23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王光宇因病在合肥逝世,享年99岁。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官方发布的生平资料中,特别提到:王光宇“尤其是坚决支持省委推行‘责任田’、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做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决策部署,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掀开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新篇章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起点,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2009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王光宇曾撰文回忆“我有幸作为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    王光宇回忆,1977年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后,作了一次为期20多天的农村调查,两人同乘一辆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王光宇称: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万里亲眼目睹已经十六七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在皖南泾县,农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当年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在淮北、皖东,他看到有些穷村,农民家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这样的情景,令万里十分吃惊,说了一句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深受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这次调研后,安徽“省委六条”出台,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当时的“学大寨”精神相背。其后,为应对旱情,安徽采取了“借地度荒”政策。王光宇回忆,“省委六条”、“借地度荒”是两个序曲,长期推行的极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有了明显松动,全省许多农村闻风而动,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  可当时,这些做法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安徽省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王光宇讲述了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的一次省委常委会。  “会上,意见不一”,王光宇写到: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他先发言。  王光宇回顾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搞责任田的情况,“责任田”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农民仍非常怀念,称“责任田”为“救命田”。“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  万里说,并且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亳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就在这次省委常委会上,万里下了决心,提议把山南作为包产到户试点,“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    王光宇曾用名王元乾,生于1919年11月,安徽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王光宇曾撰文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淮海战役中还曾任北线支前指挥部政委。  他在文中提到,“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瑞龙同志的工作指导,从他那里我获得的教诲和教益极多”;1940年担任皖东北直属区委书记时,  建国后,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公开资料显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到安徽视察时,王光宇多次汇报工作、陪同调研。  1965年11月15日清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停在蚌埠。  “我们上车没多久,主席就问,安徽哪里有山?”王光宇回忆,“主席知道安徽产煤多,问了安徽的产煤情况。他问,安徽省有多少煤?濉溪煤矿是很大,到底储量多少?”“听完汇报,主席想了一会儿,就问道,皖南地区有多少煤?当得知只有3000万吨时,他很惋惜地说皖南煤太少。”  王光宇回忆,在列车上大概聊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主席休息,因为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会休息一段时间,但他没听劝阻,仍兴致很高地谈到物质、精神,谈到秋种,说今年他坐火车发现沿途庄稼不错,从车子上看去,麦苗很整齐。而去年1、2月份他坐火车还看不到东西,稀稀拉拉的。”  据肥西官网显示,1958年1月6日,周恩来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和副省长王光宇陪同下,来到肥西视察。  据《安徽日报》报道,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徒步登上了黄山。之后在观瀑楼,接见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  邓小平在观瀑楼会议室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一边与大家交谈,谈到了治山问题。他说:“在这里,你们的资本就是山。要搞些专业队治山。山上的东西多得很,你170万人口,搞好了,许多东西可以出口,收外汇。现在这里有好多秃山,种玉米干什么?既影响水土保持,收入又少。山区建设,就是看搞什么收效快就搞什么。粮食少,用别的办法解决。要有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  顾卓新、王光宇说:“过去山区搞粮食自给,毁林、茶种粮,对山区破坏很严重。”  邓小平说:“山治得好,要允许他们的收入高,不要去剥削他,还要组织专业队搞。”“山区宝多得很。种柞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要很好地发展竹木手工生产,搞好竹编生产,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每件收他几美元。还要种菜,你们的丝瓜很好。石鸡,外国人肯定喜欢,做好了,可以卖他几十美元,很多东西稍微调制好了,价钱可以高2倍。”  报道称:在座的省市领导被邓小平的话深深震惊了。除了曾长期跟随过邓小平南征北战的万里,其他人实在难以想像,向来抓大事、理大局,在政治上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统帅才能的邓小平谈起赚钱做生意的“方略”来竟如此开通。    《安徽农村通讯》杂志官网,登载了2011年1月,吴昭仁在《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首发式上的发言,吴昭仁曾任王光宇的专职秘书。  吴昭仁表示:王光宇从1956年元月起就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85年离开省委,到省人大工作为止,当了三十年的书记处书记(1977年万里来皖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为省委书记,中央明确为正省级),其间第一书记换了八位,除了文革期间的宋佩璋同志外,尤其是像黄璜这样的年轻同志,原是省委办公厅机要员,光宇1952年从阜阳地委书记上任来到合肥,担任省委秘书长。可以说,是光宇亲手提拔、亲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向高层领导岗位的。现在,当中央决定黄璜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光宇为副书记时,他仍然像对待其他几位一把手一样,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实实在在地给予辅助。  吴昭仁称,王光宇的工资收入,除了用于家庭开支外,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责任编辑:

中国天气网讯 中央气象台8月22日18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8月22日20时至23日20时,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19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小时最大降水量60-80毫米);另外,山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及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50-150毫米)。  防御指南:  1、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工作;  2、切断有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3、做好城市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责任编辑:

蝶贝蕾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原标题:“蝶贝蕾”传销出逃者:“色诱”轻松能拉人 BOSS直聘效果好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北京时间(微信号:btime007),“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北京时间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北京时间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北京时间记者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   责任编辑:

来源:人民日报    目前,已接到4名游客轻伤1名游客死亡报告责任编辑:

原标题:69起撤销监护权案18起涉性侵  近日发生的数起猥亵女童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梳理出69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其中有性侵害案件18起。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来自家庭成员内部的性侵正在成为侵害未成年人的主要类型之一,这类案件大多发生在单亲家庭,孩子的亲属知道情况后往往顾及脸面不愿意主动报案,而在女童遭侵害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暴力伤害。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媒体报道的因侵害未成年人而被撤销监护权的资料,北青报记者共查询到14个相关案件。通过梳理这14个案件发现,家庭成员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多发生在单亲家庭。在这类家庭中,多是父亲跟母亲离婚后,父亲独自带着女童生活。  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申请撤销监护权资格案件中,妻子单方面提出离婚后,邵某带着女儿独自生活,邵某将女儿多次强奸。后民政部门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邵某夫妇的父母监护权。在常州首例撤销监护权案例中,受害者年仅4岁的女童乐乐,父母分手后约定抚养权归父亲金某。而金某多次猥亵乐乐,直至2015年4月乐乐与母亲见面时被发现。    北青报记者梳理14个案例发现,很多女童在遭受性侵害之后,亲属或者邻居可能已经知道了事情真相,但因为出于顾及名声或者不愿意多管闲事的心理而选择隐忍不发,这让女童受到侵害之后很难获得相应救助。  2012年发生于福建晋江的一性侵女童案中,父亲张某带着一家人在晋江打工。后来张某将两个女儿先后强奸,张某的妻子为了维护家庭,便隐忍不发,遭性侵的女童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也只能一直忍着。  发生在山东的一起案件中,作为妻子的王某从女儿年幼时就不怎么管,在明知丈夫性侵女儿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仍不管不问,后来这对夫妻的监护权均被撤销。  而发生于广州的一起案件中,众多邻居虽然知情但一直缄口不言。受害人小梅的父亲从她10多岁起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大约从15岁开始,对她进行猥亵。小梅的街坊邻居中有不少人曾看到小梅的父亲猥亵女儿。按照邻居的说法,小梅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被抓了,小梅的家庭就完了。此外,他们也担心如果揭发了小梅父亲的行为会给自己家庭带来不利。    在这些因性侵女童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中,作案人在性侵过程中几乎都伴有暴力行为,女童只要反抗便会遭到当事人的暴力威胁、殴打。而在事发后,当事人往往也会威胁女童,禁止她们将遭侵害的事情说出去。  发生在内蒙古的一起案件中,父亲楚某采用语言威胁、殴打、捆绑等手段将女儿强奸,在强奸过程中还对女儿进行殴打,导致女儿受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在上述晋江的案件中,张某在侵犯女儿时,如果女儿反抗,就会招致他的耳光和踢打。  在四川的一起案件中,男子贺某从女儿10岁起就开始性侵自己的女儿,每当女儿反抗时,便会遭到父亲的殴打。    2014年12月,民政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次明确了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的条件,细化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监护侵害行为标准,明确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程序。  《意见》中规定被申请人有七类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首当其冲的就是“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此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因性侵未成年人被撤销监护权的案件。根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69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其中有18起涉及性侵害。  来源:北京青年报责任编辑:

原标题:推动“大包干”的决策者又少了一位  8月23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党组书记王光宇因病在合肥逝世,享年99岁。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官方发布的生平资料中,特别提到:王光宇“尤其是坚决支持省委推行‘责任田’、推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做法、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决策部署,为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掀开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新篇章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发端于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起点,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2009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王光宇曾撰文回忆“我有幸作为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    王光宇回忆,1977年已经61岁的万里“空降”安徽后,作了一次为期20多天的农村调查,两人同乘一辆车,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一不开会,二不作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  王光宇称: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县,万里亲眼目睹已经十六七岁的女孩没有裤子穿;在皖南泾县,农民告诉他现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当年新四军在皖南时期;在淮北、皖东,他看到有些穷村,农民家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这样的情景,令万里十分吃惊,说了一句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深受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这次调研后,安徽“省委六条”出台,提出“生产队可以搞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当时的“学大寨”精神相背。其后,为应对旱情,安徽采取了“借地度荒”政策。王光宇回忆,“省委六条”、“借地度荒”是两个序曲,长期推行的极左的农村经济政策有了明显松动,全省许多农村闻风而动,搞起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  可当时,这些做法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安徽省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王光宇讲述了1979年2月6日万里主持的一次省委常委会。  “会上,意见不一”,王光宇写到: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他先发言。  王光宇回顾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搞责任田的情况,“责任田”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农民仍非常怀念,称“责任田”为“救命田”。“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  万里说,并且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亳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就在这次省委常委会上,万里下了决心,提议把山南作为包产到户试点,“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    王光宇曾用名王元乾,生于1919年11月,安徽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王光宇曾撰文回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后勤支前工作,淮海战役中还曾任北线支前指挥部政委。  他在文中提到,“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经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瑞龙同志的工作指导,从他那里我获得的教诲和教益极多”;1940年担任皖东北直属区委书记时,  建国后,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注意到,公开资料显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到安徽视察时,王光宇多次汇报工作、陪同调研。  1965年11月15日清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停在蚌埠。  “我们上车没多久,主席就问,安徽哪里有山?”王光宇回忆,“主席知道安徽产煤多,问了安徽的产煤情况。他问,安徽省有多少煤?濉溪煤矿是很大,到底储量多少?”“听完汇报,主席想了一会儿,就问道,皖南地区有多少煤?当得知只有3000万吨时,他很惋惜地说皖南煤太少。”  王光宇回忆,在列车上大概聊了两个多小时,“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劝主席休息,因为毛主席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会休息一段时间,但他没听劝阻,仍兴致很高地谈到物质、精神,谈到秋种,说今年他坐火车发现沿途庄稼不错,从车子上看去,麦苗很整齐。而去年1、2月份他坐火车还看不到东西,稀稀拉拉的。”  据肥西官网显示,1958年1月6日,周恩来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和副省长王光宇陪同下,来到肥西视察。  据《安徽日报》报道,1979年7月,75岁高龄的邓小平徒步登上了黄山。之后在观瀑楼,接见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  邓小平在观瀑楼会议室一边品尝着“黄山毛峰”,一边与大家交谈,谈到了治山问题。他说:“在这里,你们的资本就是山。要搞些专业队治山。山上的东西多得很,你170万人口,搞好了,许多东西可以出口,收外汇。现在这里有好多秃山,种玉米干什么?既影响水土保持,收入又少。山区建设,就是看搞什么收效快就搞什么。粮食少,用别的办法解决。要有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  顾卓新、王光宇说:“过去山区搞粮食自给,毁林、茶种粮,对山区破坏很严重。”  邓小平说:“山治得好,要允许他们的收入高,不要去剥削他,还要组织专业队搞。”“山区宝多得很。种柞树也很好。要搞经济林。要很好地发展竹木手工生产,搞好竹编生产,搞些好的竹编工艺品,每件收他几美元。还要种菜,你们的丝瓜很好。石鸡,外国人肯定喜欢,做好了,可以卖他几十美元,很多东西稍微调制好了,价钱可以高2倍。”  报道称:在座的省市领导被邓小平的话深深震惊了。除了曾长期跟随过邓小平南征北战的万里,其他人实在难以想像,向来抓大事、理大局,在政治上具有深邃洞察力和统帅才能的邓小平谈起赚钱做生意的“方略”来竟如此开通。    《安徽农村通讯》杂志官网,登载了2011年1月,吴昭仁在《往事回顾--王光宇口述》首发式上的发言,吴昭仁曾任王光宇的专职秘书。  吴昭仁表示:王光宇从1956年元月起就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85年离开省委,到省人大工作为止,当了三十年的书记处书记(1977年万里来皖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他为省委书记,中央明确为正省级),其间第一书记换了八位,除了文革期间的宋佩璋同志外,尤其是像黄璜这样的年轻同志,原是省委办公厅机要员,光宇1952年从阜阳地委书记上任来到合肥,担任省委秘书长。可以说,是光宇亲手提拔、亲眼看着他一步步走向高层领导岗位的。现在,当中央决定黄璜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光宇为副书记时,他仍然像对待其他几位一把手一样,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实实在在地给予辅助。  吴昭仁称,王光宇的工资收入,除了用于家庭开支外,主要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捐赠。责任编辑:

中国天气网讯 中央气象台8月22日18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8月22日20时至23日20时,广西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西部和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广东沿海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00-190毫米),上述大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小时最大降水量60-80毫米);另外,山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及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50-150毫米)。  防御指南:  1、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暴雨应急工作;  2、切断有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  3、做好城市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时间:2016-05-06 0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