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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业最大个体破产 中国制造业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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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本制造业最大个体户遭破产,中国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文 |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言  6月27日,高田公司(TAKATA)在东京召开了最后一次股东大会,190名股东出席了会议,明年(2018年)2月,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百利得汽车安全系统公司(KSS)”,将作为高田的买家继续从事汽车安全气囊的生产销售业务,但那时公司已经与这次参会的股东们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市场上发行的高田股票将变成一张废纸。  汽车有了安全气囊而挽回多少人的性命,这无从查考,美国舆论只强调高田生产的气囊至少导致11名美国人死亡,汽车上使用的高田气囊需要召回。死亡赔偿、召回等让高田背上了万亿日元债务,公司不得不再6月26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启用民事再生法的申请”。  换句话说高田破产了,其破产时负债1万亿日元(约100亿美元),也创出日本制造业企业破产时的最高纪录。  “我们尽最大可能(对事故)做了回应。”  “研发时很多现象没有能够预测到。”  高田重久董事长兼总经理在27日的东京股东大会上反复这样辩解,但股东们已经听不进去,不认为他的解释具有说服力。  到底为何发生了死亡事故,到底公司是如何应对的,如今也依旧五里雾中。  由于高田在汽车安全气囊的开发制造上占据了制造业的最高地位,大部分日本品牌的汽车都用上了该公司的产品,可惜出现死亡事故需要召回时,高田却并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  家族经营的企业特点,也让公司在相关事故的分析及应对上相当滞后,这导致了公司的最后倒产。  这些年大量日企暴露出了各种经营问题,日企制造能力发生了明显的下滑,这给中国企业迅速提升制造能力、占领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机会。    “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高田做事太优柔寡断。”日本一家汽车企业的高管说。  高田生产的汽车用安全气囊早在2004年5月已经暴露出了问题。人们发现,汽车撞车时气囊通过火药爆炸的方式打开,在打开过程中,有时会发生金属碎片让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受伤的情况。至于为何会这样,高田未给出解释。  到了2009年5月,气囊打开时炸开的碎片导致相关人员死亡。美国方面能明确断定气囊炸开时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共11起。有些死亡事故不能全部把原因算到高田生产的气囊上,但气囊爆炸时造成的碎片是死亡的重要原因,这样的事件也有数起。因为气囊而造成的相关死亡事件在美国总共有17起。  同样是高田生产的气囊,在日本也导致过人员受伤的现象,但直接造成的死亡事故似乎并不多,日本也未给出明确的相关死亡事故的具体人数等等。  至于到底是何种原因在气囊爆出来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高田也做过相关的调查,但后来不了了之。  有些时候,公司认为相关事故可能和炸药在车内保存时间太长有关,过了保质期的炸药,突然爆炸造成了事故,但这样的事故概率在数百万分之一以下,就像任何产品都会有可能造成某些事故一样,公司方面认为这不代表相当数量的产品具有这个危险。  从法律的角度看,高田把产品卖给了汽车组装厂家,一旦发生事故,汽车组装厂家也具有连带责任,如何处理零部件厂商与汽车组装厂商,以及很多时候还与保险商之间的责任划分,相关问题也让高田与汽车厂商、保险商之间不断扯皮。  不承认所有责任都在气囊厂商这里,这一点是高田一直坚持的,到6月27日股东大会追究责任的时候,高田的董事们并未改口。  汽车组装厂商,比如本田在美国的企业,到了2014年已经不能完全无视高田气囊问题,希望尽早解决。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开始在全美国召回使用了高田气囊的汽车。本田同时希望高田能够承担部分责任,但高田认为自己该负的责任不清楚,不愿意回应本田美国公司的要求。  自此,美国舆论开始把批判的焦点转向高田公司。  从2004年到2014年,从最早发生高田气囊导致人员死亡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年,高田并未重视相关事故带来的影响,一味地推脱,任时间再度过去数年,至2017年公司轰然倒塌。    高田公司创建于1933年,原来以纺织业为主,战后开始生产汽车用安全带等。  1964年,小堀保三郎(1899-1975年)突发奇想,在汽车与汽车相撞时,通过撞击力让炸药爆炸,然后引发气囊迅速鼓起来,在人与汽车之间造成一个空气隔离带,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小崛的发明让日本技术界一片哗然。日本政府一听说在使用汽油的汽车中装上炸药,马上就否定了小崛的新发明,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日本舆论、技术评论家共同出面嘲笑新发明。小崛在日本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疯子”。  但是,国外特别是德国的汽车厂家从他那里得到了灵感,开始在高级车里使用安全气囊。  等欧洲的高级车都开始装气囊后,一个劲嘲笑、否认小崛发明的日本猛然醒悟,知道嘲笑错了,也开始致力于气囊的研发。  只是到了1975年,小崛本人已经在研发费用上山穷水尽,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正是在这前后,位于滋贺县生产安全带的高田,开始注意到了气囊,并和汽车厂家共同研究相关技术。1987年开始大量生产气囊,并在气囊的生产上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企业。  “全世界每5个气囊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生产的。”几年前笔者见到高田的相关人员时,对方非常自豪地说。  那时笔者对气囊还不是很了解,当时回家查了一下高田的公司概况,知道了该公司股票虽然在日本大企业板(东证一部)上市,但实际上公司创始人一家是最大的股东,控制着公司股份的六成以上。“好大的个体户。”当时曾经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高田家族绝对控制着企业,所以公司上层的意见就是公司的意志。从能阅览到的公司股东会议简报等看,高田家族对公司的经营有着绝对的权威。高田家族认为事故原因不明,事故责任不在自己一方,那就是金科玉律。  如果在20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高田公司有那么一点认真负责的精神,或者有一点愿意从长计议的想法,去处理相关问题,情况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世界最大的个体户,一切以总裁个人的意志去做判断,而个人的判断一旦失去理智,最终会导致何种结果,高田公司给人留下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    从日本美国两国要求召回的安全气囊数量看,大致为1亿个,而高田真正召回的数量十分有限。  高田方面最近发表的数字是,美国政府要求其召回5200万个气囊,但其中64%尚未实现。特别是二手车市场有数目繁多的高田产品,而且有不少是从旧车中拆下后安装到其他车辆上的,召回相当的困难。  在日本市场应该召回的数量为1882万个,但其中的27%同样没有找到。  日美两国共有4000万个以上的气囊没有召回,今后这些未召回的产品造成的事故等,将进一步加大高田公司的经营困难。中国市场固然有大量高田生产的气囊,目前还没有听说该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召回意见。如果加上中国市场需要召回的数量,估计高田的经营赤字会进一步增加。  本田是高田的重要客户。本田一家需要召回的总量为5100万个,其中在美国的召回率为59%,日本也有87%,目前尚收集不到本田在中国市场召回高田产气囊的说法。  从日本媒体报道看,高田的债权者主要是美国政府(415亿日元)、丰田(266亿日元)、高田国际金融(125亿日元),其他公司如三井住友银行、三菱东京银行等等也有不少债权,随着高田的倒闭,相关债权回收起来已经相当的艰难。  高田与美国司法部之间在2017年1月达成的协议是,向受害者及汽车厂家支付10亿美元(约1120亿日元)的赔偿金,但其中应该支付给汽车厂家的8.5亿美元(约950亿日元)高田方面无力支付。如今该公司倒产,相关的费用最后该由美国政府支付给美国的汽车厂家。  高田和丰田之间的纠纷也难见分晓。按丰田方面的统计,召回高田气囊使用的费用为5700亿日元(约合50.8亿美元),但高田认为其中的266亿日元(2.4亿美元)和自己有关,余下部分不该让自己出。丰田则因为使用了高田的产品,5400亿日元(约合48.1亿美元)的损失需要自己扛。    6月25日,高田在美国的子公司“TK持股公司”在美国申请使用联邦破产法第11条,同一天其在佐贺县多久市的日本国内子公司“高田九州公司”及其在东京的“高田服务公司”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适用民事再生法,高田倒闭。26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将高田股票放入“整理”栏,一个月以后的7月27日将让高田股票退市。  6月26日,中国“宁波均胜电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KSS(百利得汽车安全系统公司)以1750亿日元(约合15.6亿美元)的价格将全部高田的资产及事业买下。KSS公司通过“拆分企业”的方法,将公司的主要业务分离出去成为新的企业,继续从事气囊等的生产销售,而召回费用的支付及由缺欠气囊产生的损失及赔偿费用,则由旧公司承担。  高田能够以宁波均胜电子孙公司的方式继续从事生产与销售,估计不会再使用“高田”这个品牌。风靡一世的日本高田,随着十余年来对相关问题的拖延处理,让小事变大事,让企业走完了八十多年的历程后最终消失。  眼下,汽车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自动驾驶呼之欲出。如果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交通事故,其责任在哪里,法律界定并不十分清楚。为世界提供了上亿个气囊产品,其中有数十个造成了死亡事故,这种事故与因为气囊而拯救的人生的关系该如何看?高田给人们在法律层面留下了值得探讨的众多问题。  话说回来,对技术的绝对自信、经营上的个体户方式等等,该是高田给世界所有企业留下的最深刻教训。高田上万亿日元的亏损,打不完的法律仗,让日本企业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这些在历史上将留下极为惨痛的一笔。    这些年来,一些重要日本企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问题,前几年日立、松下、夏普巨亏,这两年东芝公司也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营难关,这次困难很能可能会让东芝完全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  高田也是世界久负盛名的最大汽车安全气囊企业。不论其生产的气囊拯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只要发生了死亡事件,公司就必须认真对待,让同样的事故不再发生,但高田没有做到这点。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制造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如果说一些重要日企的遭遇是企业转型过程中明显失去了发展机会,巨大的经营困境明确要求企业尽快调转船头、重新迈出新步伐的话,高田作为一家专业的安全带、安全气囊生产企业,其遭遇则是日企在全球化过程中,以家族经营的方式来应对国际市场的后果,这明显不具有可行性。  全球化企业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企业制度,没有这样的制度,上亿产品需要召回,这不是家族企业能够应付得起的风险,即便有汽车整车企业全力予以支援,依旧不足以转危为安。  那么,这一轮日本企业的失利、失算及在制度上的缺欠是否能带给中国企业巨大的机会?  表面上看,中国企业的子公司获得了高田的全部制造、研发能力,包括此前主要靠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来维持其盈利的台湾鸿海公司获得了日本著名电视机企业夏普的品牌及生产研发技术,使得台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以后发优势获益不少,但中国企业主导世界制造业的时间还不长,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会很多,仍然需要我们不断汲取教训,至少不走东芝、高田、夏普的老路。责任编辑:

来源:海外网    原标题:台记者向绿委扔水球 委员:都怪他在大陆念过书  海外网7月24日电 台湾立法机构日前审查议案时,一名实习记者朝民进党立委丢掷水球,被移交“法办”审理。而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24日受访时,竟称该实习记者的行为与其曾在大陆学习新闻学有关,混到立法部门参与混战。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立法机构日前继续审查《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第1期1089亿的预算案,混乱中出现一名身穿灰衣的实习记者朝民进党立委丢掷水球。经过台当局调查,这名韩姓男子的身份曝光,疑在大陆读过新闻学,目前正在中时电子报社实习。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24日受访时妄称,该名学生曾在大陆学习新闻学,似乎为共青团的干部,混到台湾立法部门参加不理性混战,安全部门应更注意此事所造成的冲击。  黄国昌接着竟把矛头指向整个大陆新闻界,称“在大陆那样一个地方学新闻学的学生,跑到台湾来,在一个完全不顾新闻专业伦理的新闻机构工作,结果混到立法部门里面丢水球”。  目前,该学生因“未遵守议事规定,丢水球恐造成立委、议事人员受伤”将被移送“法办”。另外,此事还波及到国民党立委徐志荣,因为该实习生由其助理丁旗源带进立法会议,徐志荣也迫于压力而公开道歉。  台湾立法部门负责人林志嘉下午举行记者会时表示,经查证19日韩姓男子是由中时电子报副总编辑张怡文携同进入会议室。警卫队发现张怡文等4人并未携带相关证件不予放行,丁旗源向警卫队表示他们皆为办公室同仁,要求卫警放行,警卫队疏失不察迳自放行。今后将严实查核证件,并加强会议室秩序管理。  国民党立委徐志荣也迫于压力而道歉,称自己“理应要道歉”,“如果知道他进来会丢水球,也不会让他进来”。  该学生的处罚流程公布后,也引起了台湾网民热议,有网民认为,其行为确实欠妥,但“只是因为人家在大陆念过书,就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层面,真是小题大做!”,还有网民直接点出,“绿委就是什么事都想扯大陆,扯国民党,人家还是台湾人,不然不知道要被说成什么样”。 责任编辑:

提名为市长人选过程中遭遇举报并最终落马的安徽池州市委原副书记王强,其所涉案情近日被详细披露。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日前公布的王强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皖04刑初15号],2017年5月26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淮南中院”)对王强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扣押、退缴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淮南中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了王强24起犯罪事实,涉案财物价值人民币353.9186万元及一尊白玉老虎、50枚银元。  这24起犯罪事实主要分为企业负责人和下属行贿两类,时间段集中在王强任职安徽桐城(县级市)市委书记期间。其中,有17起是企业负责人所送,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的关照;另外7起,均为王强任职桐城时的下属所送。  17起企业负责人行贿事实中,其中有两笔事实更值得关注。这两笔事实中,桐城当地企业安徽黄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安徽鸿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股份”)原董事长夏吉国,为谋求当选安徽省和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送给王强三根(每根100克)和一根(100克)金条。两人的行为涉嫌贿选。  7月14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负责人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应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张复汉、夏吉国两人的安徽省人大代表资格一事高度重视,同时也十分慎重,已安排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选工委”)及安庆市人大常委会调查核实,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和通报。  除张复汉、夏吉国两人的行贿目的直接指向人大代表选举外,安徽盛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安徽华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祥实业”)原法定代表人汪舵海;安徽扬帆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扬帆集团”)董事长程联合;安庆市红枫商贸公司(以下简称“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枫;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彦君等来自企业界的老总也曾为其他事宜行贿王强。    和一般贪腐官员在落马后才受到外界较大关注不同,被查之前,王强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王强的从政经历集中在安徽黄山、安庆和池州三地。2003年7月,王强从黄山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任上调往安庆,后历任安庆市副市长,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等职务。2013年7月,王强调任池州市委副书记,直至2015年10月在任上落马。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王强曾在2015年2月被安徽省委组织部公示为池州市长提名人选,但在公示期间遭到举报,其市长之路也就此搁浅。  《安徽日报》后来披露,王强拟任池州市长公示期间,安徽省纪委收到省检察院移送的王强涉嫌收受他人贿赂问题线索,经安徽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共同了解后,安徽省委取消了王强池州市长人选资格。安徽省纪委及时对王强立案审查,查实王强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多项事实,给予王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  进入司法程序一年多后,2017年5月26日,王强等来了法院的一审判决。  淮南中院认为,王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等人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张复汉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53.9186万元及一尊白玉老虎、50枚银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该院判决,王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扣押、退缴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在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王强受贿案一审判决书中,淮南中院共认定了24起犯罪事实。  这24起犯罪事实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17起是企业负责人向王强送予财物,行贿人的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亲戚朋友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照顾。  譬如,判决书载明,2011年至2013年逢年过节期间,张某一(即张复汉)为获得王强对黄梅酒业的关照及该公司兴建的文博园能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找王强帮忙并多次送给他钱物。王强多次向安徽省旅游局推荐黄梅酒业文博园。2013年10月,黄梅酒业文博园被批准成为国家4A级景区。  第二类7起事实,均为王强任职桐城市委书记时的下属所送,其中包括桐城中学副校长方某二、桐城市统计局局长张某四、桐城市人民医院院长程某四等。行贿人的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职务升迁、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照顾。  譬如,判决书载明,程某四为从桐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升任院长找王强帮忙,于2013年春节到王强家送给王强2万元,王强收下后帮其调整任职。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7起事实中的行贿人是否受到了相应处理。桐城市人民医院官网显示,履历与判决书中的程某四完全一致的程银安,现仍担任该院院长、党总支书记。  此外,根据判决书,在王强多起受贿事实中,其妻、子等亲属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譬如,判决书载明,为表达对王强妻子、中国建设银行安庆市分行时任副行长周某在其提拔为桐城市统计局局长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感谢,2011年春节前,张某四到周某办公室送给她2万元,周收下。    梳理王强案判决书还可以发现,企业负责人向王强行贿的17起事实,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其任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期间。  判决书载明,王强收受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某一1.8万英镑、3万美元和黄金1100克,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某二8.6万元,鸿润股份原董事长夏某24万元、3万美元和700克黄金,华祥实业原法定代表人汪某4万元和一块手表,扬帆集团董事长程某一20万元,安徽永先集团(以下简称“永先集团”)董事长、仙龙湖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戴某一4万元,安徽华日建工集团(以下简称“华日建工”)原董事长崔某19万元、5000美元、100克黄金,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某一10万元,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园林公司董事长宋某一10万元、1万元购物卡、一块手表和一个黄金手镯,原中铁十三局集团董事长雷某500克黄金。  桐城市民营经济一直以来较为发达。涉王强案企业中,不乏桐城市的明星和十强企业。  澎湃新闻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公司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公告及安徽省多家官方网站,并向安徽省有关司法部门查证得知,王强案判决书中的张某一即黄梅酒业总经理张复汉,开某二即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夏某即鸿润股份现任董事兼总经理夏吉国,汪某即华祥实业现单一股东汪舵海。  判决书中的程某一即扬帆集团董事长程联合。戴某一即永先集团董事长戴先龙。崔某即华日建工原董事长崔执旺,其子崔文明,现任华日建工总经理。  上述7家涉王强案公司均为桐城本地企业,它们的负责人都是当地知名人物,其中尤以盛运集团、鸿润股份和黄梅酒业为代表。  盛运集团以固废垃圾治理和发电、土壤污染修复及环保设备等为主营业务,总部位于桐城,旗下拥有上市公司盛运环保(300090.SZ)。该公司是“安徽省民营企业50 强”,年营业销售总值76.8亿元,其垃圾发电项目遍及国内26个省、市、自治区。  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男,1964年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开晓胜1997年创业设立桐城机械,是盛运集团主要发起人,长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鸿润股份创办于1991年,现有总资产22.8亿元,主营羽绒家纺、房地产、金融和能源等四大业务,主导产品羽绒被的生产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24.6%,连续16年在国内生产出口型企业中位居首位。  鸿润股份董事兼总经理夏吉国,男,1958年6月生。自1991年创办桐城市陡岗羽绒厂始,夏吉国一直是鸿润股份的负责人。  黄梅酒业前身桐城县酒厂始建于1952年,2009年迁址复建并更名为黄梅酒业。黄梅酒业年白酒生产能力5000吨,年销售额8000万元,整体市值4亿多,是“桐城市明星企业”“桐城市纳税大户”。    除上述7家当地企业外,另有3家行贿王强的桐城以外企业。  比如,判决书中的陶某一即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枫,现安庆市总商会副会长。  宋某一即宋彦君,现任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岭南园林,002717.SZ)总经理。宋彦君曾任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8月辞职,后加入岭南园林。  中铁十三局集团隶属于央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601186.SH),2014年3月改建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2010年4月成立于合肥,2015年3月更名为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雷某即雷升祥,现任中国铁建总工程师。雷升祥曾担任过中铁十三局集团、中铁二十局集团董事长。  根据判决书中宋彦君和雷升祥的证言,雷升祥送给王强的金条,均由宋彦君买好后交给他。二人行贿王强的资金均从公司小金库走账,账目在宋彦君辞职时已销毁。    企业负责人行贿王强,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的关照。但也有两位企业负责人,其行贿目的直接指向了人大代表选举,涉嫌贿选。  这两位企业负责人是:黄梅酒业总经理张复汉和鸿润股份总经理夏吉国。  王强受贿案判决书披露,2012年底,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当选桐城市人大代表后,王强推荐其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张复汉为表感谢到王强办公室送给他3根金条(每根100克)。2013年1月,张复汉当选安徽省人大代表。  2012年下半年,鸿润股份时任董事长夏吉国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强答应帮忙。在安徽省人大停车场,夏吉国送给王强100克金条。王强带夏吉国找到安徽省人大相关领导,但因种种原因,夏吉国没有被列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57条,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其当选无效。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58条规定,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就张复汉、夏吉国涉嫌贿选一事,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负责人2017年7月14日向澎湃新闻初步回应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此事高度重视,同时也十分慎重,已安排省人大常委会人选工委及安庆市人大常委会调查核实,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和通报。  根据职责划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人选工委负责办理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的具体工作。责任编辑:

原标题:重庆警方开通生命通道 请沿途市民注意避让  华龙网7月14日19时20分讯(记者 阙影)近日,一条消息牵动无数重庆人的心:7月5日,重庆女公交司机杨婷在印尼巴厘岛跟团旅游突发疾病,生命垂危。今(14)日,杨婷将登上医疗专机,回国治疗。因前方原因,现抵达时间不确定。重庆警方表示,等到再晚也不放弃,沿途民警会一直待命,为杨婷留出畅通的生命通道。  33岁的杨婷是重庆西部公交大学城分公司249路公交司机,工作期间,她曾将突发疾病的乘客及时送往医院,挽救其性命,因此被评为重庆公交好司机。  患病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有效救治,而要搭乘专用医学救助专机回国需要数十万元,让杨婷家人愁眉紧锁。  连日来,得知杨婷患病消息后,她所在的公交公司发起爱心捐款活动,热心网友纷纷伸出援手,短短几天筹集善款数十万,包机费用基本落实。  在我驻印尼大使馆协调帮助下,今晚,杨婷将搭乘用于医疗救助的专业医用飞机回到重庆接受治疗。为了能够在抵达机场后将生命垂危的杨婷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西南医院急救部,家人和她所在的西部公交公司领导紧急联系警方,恳请交巡警届时能够提供紧急援助,开辟绿色通道。  接到求助请求后,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救援机制,成立“绿色通道”保障小组,总队指挥中心确定护送线路,调度沿途辖区交巡警支队保障交通畅通,特勤支队派出警车和护卫摩托车队全程护送。  交巡警总队指挥中心主任张毅介绍,为了确保能够最快速度、最佳线路抵达目的地,指挥中心将充分运用交通大数据,通过对历史数据和现状交通运行指数的分析,研判未来几小时的交通运行趋势,设定科学合理的护送线路,立即调度沿途渝北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交巡警支队和城市快速道路支队的警力部署和勤务安排,结合所有的视频镜头,首次利用4G单兵图传的方式全程对路面的交通秩序和勤务安排做跟踪,以保障此次救助的顺利完成。  由于前方飞机延误,杨婷预计抵达重庆的时间延后了,但张毅表示,等到再晚也不放弃,沿途民警会一直待命,为杨婷留出畅通的生命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今夜明晨,从机场到医院沿途的司机,请注意避让,为杨婷留出一条爱心通道。责任编辑:

近日,知名上市药企马应龙发布公告,旗下的独家畅销中成药麝香痔疮膏供货价上调18%。记者调查发现,从东阿阿胶到片仔癀,再到马应龙,中成药涨价俨然已成为行业常态,并且远未有停止的势头。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点。根据2017年二季度中,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监测数据显示,513个中药材品种中有303个品种价格上涨,约占59%。中药行业人士认为,中药材价格将步入新一轮上涨周期。不过,上游原材料涨价也给中下游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据了解,麝香痔疮膏为马应龙主导产品,且已进入基药和医保目录,其2015年在中国城市零售药店中成药痔疮用药中夺冠,销售额近2.5亿元;而在医院渠道该用药领域,其销售名次也挤入了前三,销售额接近1.4亿元。   而此前,漳州片仔癀药业发布“提价”公告,国家保密品种片仔癀的市场零售价将由500元/粒上调到530元/粒,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此次幅度看似不大,不过这已是片仔癀自2005年以来的第14次提高零售价,从2005年的125元/粒到目前的530元/粒,价格已翻了两番。对此,公告的解释是:“原料以及成本上涨”。  据悉,马应龙痔疮膏、片仔癀主要成分中最重要的是麝香。片仔癀是被允许使用天然麝香的少数几种药品之一,从2005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天然麝香进行严格管理,对相关企业实行配额供应。在业内人士看来,片仔癀、马应龙痔疮膏等含麝香的产品进入了上涨通道也是受麝香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    据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中药材价格自2016年起逐步进入上涨周期。2016年1月2日,康美·中药材价格指数为1088.36,截至2017年7月4日,该指数已经上涨至1278.15,涨幅为17.4%。  数据显示,一些中药材品种的价格进入上涨周期后已经翻倍。例如,三七40头(云南)去年年初价格约为200元/千克,最高涨至420元/千克,近日有所回落,至370元/千克,涨幅最高达110%;党参去年年初的价格约为30元/千克,进入8月份,价格直线上涨,最高可达70元/千克,涨幅达133%。  “中药材原料的涨价带动了中成药、中药饮片的价格上升。”在重庆中药研究院中药生药所副所长王昌华看来,中药材价格整体上涨,一方面供求变化也是一个原因。如东阿阿胶产品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品原材料驴皮供应紧张,而片仔癀涨价也是因为天然麝香的稀缺。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趋严也间接使得中药材价格整体上涨。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大了对中药材市场的飞行检查力度,这使得部分劣质产品难以进入市场,而一些中药材加工、提取企业也逐渐改进工艺,使得成本也有所上升。不过,王昌华也表示,除了名贵稀缺中药材之外,中药材整体供货属于供大于求,库存量比较充足。“中药材价格上涨,也有部分商家囤货炒作的因素存在。” 责任编辑:

日本制造业最大个体破产 中国制造业机会来了?

原标题:日本制造业最大个体户遭破产,中国制造业的机会来了?  文 |  日本企业(中国)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言  6月27日,高田公司(TAKATA)在东京召开了最后一次股东大会,190名股东出席了会议,明年(2018年)2月,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设立的汽车零部件企业“百利得汽车安全系统公司(KSS)”,将作为高田的买家继续从事汽车安全气囊的生产销售业务,但那时公司已经与这次参会的股东们没有任何关系,日本市场上发行的高田股票将变成一张废纸。  汽车有了安全气囊而挽回多少人的性命,这无从查考,美国舆论只强调高田生产的气囊至少导致11名美国人死亡,汽车上使用的高田气囊需要召回。死亡赔偿、召回等让高田背上了万亿日元债务,公司不得不再6月26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启用民事再生法的申请”。  换句话说高田破产了,其破产时负债1万亿日元(约100亿美元),也创出日本制造业企业破产时的最高纪录。  “我们尽最大可能(对事故)做了回应。”  “研发时很多现象没有能够预测到。”  高田重久董事长兼总经理在27日的东京股东大会上反复这样辩解,但股东们已经听不进去,不认为他的解释具有说服力。  到底为何发生了死亡事故,到底公司是如何应对的,如今也依旧五里雾中。  由于高田在汽车安全气囊的开发制造上占据了制造业的最高地位,大部分日本品牌的汽车都用上了该公司的产品,可惜出现死亡事故需要召回时,高田却并没有足够的赔偿能力。  家族经营的企业特点,也让公司在相关事故的分析及应对上相当滞后,这导致了公司的最后倒产。  这些年大量日企暴露出了各种经营问题,日企制造能力发生了明显的下滑,这给中国企业迅速提升制造能力、占领国际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机会。    “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高田做事太优柔寡断。”日本一家汽车企业的高管说。  高田生产的汽车用安全气囊早在2004年5月已经暴露出了问题。人们发现,汽车撞车时气囊通过火药爆炸的方式打开,在打开过程中,有时会发生金属碎片让驾驶员或者乘车人受伤的情况。至于为何会这样,高田未给出解释。  到了2009年5月,气囊打开时炸开的碎片导致相关人员死亡。美国方面能明确断定气囊炸开时造成人员死亡的事件共11起。有些死亡事故不能全部把原因算到高田生产的气囊上,但气囊爆炸时造成的碎片是死亡的重要原因,这样的事件也有数起。因为气囊而造成的相关死亡事件在美国总共有17起。  同样是高田生产的气囊,在日本也导致过人员受伤的现象,但直接造成的死亡事故似乎并不多,日本也未给出明确的相关死亡事故的具体人数等等。  至于到底是何种原因在气囊爆出来时会造成人员的死亡,高田也做过相关的调查,但后来不了了之。  有些时候,公司认为相关事故可能和炸药在车内保存时间太长有关,过了保质期的炸药,突然爆炸造成了事故,但这样的事故概率在数百万分之一以下,就像任何产品都会有可能造成某些事故一样,公司方面认为这不代表相当数量的产品具有这个危险。  从法律的角度看,高田把产品卖给了汽车组装厂家,一旦发生事故,汽车组装厂家也具有连带责任,如何处理零部件厂商与汽车组装厂商,以及很多时候还与保险商之间的责任划分,相关问题也让高田与汽车厂商、保险商之间不断扯皮。  不承认所有责任都在气囊厂商这里,这一点是高田一直坚持的,到6月27日股东大会追究责任的时候,高田的董事们并未改口。  汽车组装厂商,比如本田在美国的企业,到了2014年已经不能完全无视高田气囊问题,希望尽早解决。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开始在全美国召回使用了高田气囊的汽车。本田同时希望高田能够承担部分责任,但高田认为自己该负的责任不清楚,不愿意回应本田美国公司的要求。  自此,美国舆论开始把批判的焦点转向高田公司。  从2004年到2014年,从最早发生高田气囊导致人员死亡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年,高田并未重视相关事故带来的影响,一味地推脱,任时间再度过去数年,至2017年公司轰然倒塌。    高田公司创建于1933年,原来以纺织业为主,战后开始生产汽车用安全带等。  1964年,小堀保三郎(1899-1975年)突发奇想,在汽车与汽车相撞时,通过撞击力让炸药爆炸,然后引发气囊迅速鼓起来,在人与汽车之间造成一个空气隔离带,以减少人员的伤亡。  小崛的发明让日本技术界一片哗然。日本政府一听说在使用汽油的汽车中装上炸药,马上就否定了小崛的新发明,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日本舆论、技术评论家共同出面嘲笑新发明。小崛在日本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疯子”。  但是,国外特别是德国的汽车厂家从他那里得到了灵感,开始在高级车里使用安全气囊。  等欧洲的高级车都开始装气囊后,一个劲嘲笑、否认小崛发明的日本猛然醒悟,知道嘲笑错了,也开始致力于气囊的研发。  只是到了1975年,小崛本人已经在研发费用上山穷水尽,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正是在这前后,位于滋贺县生产安全带的高田,开始注意到了气囊,并和汽车厂家共同研究相关技术。1987年开始大量生产气囊,并在气囊的生产上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企业。  “全世界每5个气囊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生产的。”几年前笔者见到高田的相关人员时,对方非常自豪地说。  那时笔者对气囊还不是很了解,当时回家查了一下高田的公司概况,知道了该公司股票虽然在日本大企业板(东证一部)上市,但实际上公司创始人一家是最大的股东,控制着公司股份的六成以上。“好大的个体户。”当时曾经有这样一种感觉。  因为高田家族绝对控制着企业,所以公司上层的意见就是公司的意志。从能阅览到的公司股东会议简报等看,高田家族对公司的经营有着绝对的权威。高田家族认为事故原因不明,事故责任不在自己一方,那就是金科玉律。  如果在2004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高田公司有那么一点认真负责的精神,或者有一点愿意从长计议的想法,去处理相关问题,情况该会比现在好很多。  世界最大的个体户,一切以总裁个人的意志去做判断,而个人的判断一旦失去理智,最终会导致何种结果,高田公司给人留下的教训实在太多太多。    从日本美国两国要求召回的安全气囊数量看,大致为1亿个,而高田真正召回的数量十分有限。  高田方面最近发表的数字是,美国政府要求其召回5200万个气囊,但其中64%尚未实现。特别是二手车市场有数目繁多的高田产品,而且有不少是从旧车中拆下后安装到其他车辆上的,召回相当的困难。  在日本市场应该召回的数量为1882万个,但其中的27%同样没有找到。  日美两国共有4000万个以上的气囊没有召回,今后这些未召回的产品造成的事故等,将进一步加大高田公司的经营困难。中国市场固然有大量高田生产的气囊,目前还没有听说该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召回意见。如果加上中国市场需要召回的数量,估计高田的经营赤字会进一步增加。  本田是高田的重要客户。本田一家需要召回的总量为5100万个,其中在美国的召回率为59%,日本也有87%,目前尚收集不到本田在中国市场召回高田产气囊的说法。  从日本媒体报道看,高田的债权者主要是美国政府(415亿日元)、丰田(266亿日元)、高田国际金融(125亿日元),其他公司如三井住友银行、三菱东京银行等等也有不少债权,随着高田的倒闭,相关债权回收起来已经相当的艰难。  高田与美国司法部之间在2017年1月达成的协议是,向受害者及汽车厂家支付10亿美元(约1120亿日元)的赔偿金,但其中应该支付给汽车厂家的8.5亿美元(约950亿日元)高田方面无力支付。如今该公司倒产,相关的费用最后该由美国政府支付给美国的汽车厂家。  高田和丰田之间的纠纷也难见分晓。按丰田方面的统计,召回高田气囊使用的费用为5700亿日元(约合50.8亿美元),但高田认为其中的266亿日元(2.4亿美元)和自己有关,余下部分不该让自己出。丰田则因为使用了高田的产品,5400亿日元(约合48.1亿美元)的损失需要自己扛。    6月25日,高田在美国的子公司“TK持股公司”在美国申请使用联邦破产法第11条,同一天其在佐贺县多久市的日本国内子公司“高田九州公司”及其在东京的“高田服务公司”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适用民事再生法,高田倒闭。26日,东京证券交易所将高田股票放入“整理”栏,一个月以后的7月27日将让高田股票退市。  6月26日,中国“宁波均胜电子公司”的子公司,美国KSS(百利得汽车安全系统公司)以1750亿日元(约合15.6亿美元)的价格将全部高田的资产及事业买下。KSS公司通过“拆分企业”的方法,将公司的主要业务分离出去成为新的企业,继续从事气囊等的生产销售,而召回费用的支付及由缺欠气囊产生的损失及赔偿费用,则由旧公司承担。  高田能够以宁波均胜电子孙公司的方式继续从事生产与销售,估计不会再使用“高田”这个品牌。风靡一世的日本高田,随着十余年来对相关问题的拖延处理,让小事变大事,让企业走完了八十多年的历程后最终消失。  眼下,汽车业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自动驾驶呼之欲出。如果自动驾驶的汽车出现交通事故,其责任在哪里,法律界定并不十分清楚。为世界提供了上亿个气囊产品,其中有数十个造成了死亡事故,这种事故与因为气囊而拯救的人生的关系该如何看?高田给人们在法律层面留下了值得探讨的众多问题。  话说回来,对技术的绝对自信、经营上的个体户方式等等,该是高田给世界所有企业留下的最深刻教训。高田上万亿日元的亏损,打不完的法律仗,让日本企业形象受到很大损害,这些在历史上将留下极为惨痛的一笔。    这些年来,一些重要日本企业都出现了严重的经营问题,前几年日立、松下、夏普巨亏,这两年东芝公司也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经营难关,这次困难很能可能会让东芝完全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  高田也是世界久负盛名的最大汽车安全气囊企业。不论其生产的气囊拯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只要发生了死亡事件,公司就必须认真对待,让同样的事故不再发生,但高田没有做到这点。  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制造业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  如果说一些重要日企的遭遇是企业转型过程中明显失去了发展机会,巨大的经营困境明确要求企业尽快调转船头、重新迈出新步伐的话,高田作为一家专业的安全带、安全气囊生产企业,其遭遇则是日企在全球化过程中,以家族经营的方式来应对国际市场的后果,这明显不具有可行性。  全球化企业需要有与之对应的企业制度,没有这样的制度,上亿产品需要召回,这不是家族企业能够应付得起的风险,即便有汽车整车企业全力予以支援,依旧不足以转危为安。  那么,这一轮日本企业的失利、失算及在制度上的缺欠是否能带给中国企业巨大的机会?  表面上看,中国企业的子公司获得了高田的全部制造、研发能力,包括此前主要靠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来维持其盈利的台湾鸿海公司获得了日本著名电视机企业夏普的品牌及生产研发技术,使得台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以后发优势获益不少,但中国企业主导世界制造业的时间还不长,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会很多,仍然需要我们不断汲取教训,至少不走东芝、高田、夏普的老路。责任编辑:

来源:海外网    原标题:台记者向绿委扔水球 委员:都怪他在大陆念过书  海外网7月24日电 台湾立法机构日前审查议案时,一名实习记者朝民进党立委丢掷水球,被移交“法办”审理。而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24日受访时,竟称该实习记者的行为与其曾在大陆学习新闻学有关,混到立法部门参与混战。  综合台媒报道,台湾立法机构日前继续审查《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第1期1089亿的预算案,混乱中出现一名身穿灰衣的实习记者朝民进党立委丢掷水球。经过台当局调查,这名韩姓男子的身份曝光,疑在大陆读过新闻学,目前正在中时电子报社实习。  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24日受访时妄称,该名学生曾在大陆学习新闻学,似乎为共青团的干部,混到台湾立法部门参加不理性混战,安全部门应更注意此事所造成的冲击。  黄国昌接着竟把矛头指向整个大陆新闻界,称“在大陆那样一个地方学新闻学的学生,跑到台湾来,在一个完全不顾新闻专业伦理的新闻机构工作,结果混到立法部门里面丢水球”。  目前,该学生因“未遵守议事规定,丢水球恐造成立委、议事人员受伤”将被移送“法办”。另外,此事还波及到国民党立委徐志荣,因为该实习生由其助理丁旗源带进立法会议,徐志荣也迫于压力而公开道歉。  台湾立法部门负责人林志嘉下午举行记者会时表示,经查证19日韩姓男子是由中时电子报副总编辑张怡文携同进入会议室。警卫队发现张怡文等4人并未携带相关证件不予放行,丁旗源向警卫队表示他们皆为办公室同仁,要求卫警放行,警卫队疏失不察迳自放行。今后将严实查核证件,并加强会议室秩序管理。  国民党立委徐志荣也迫于压力而道歉,称自己“理应要道歉”,“如果知道他进来会丢水球,也不会让他进来”。  该学生的处罚流程公布后,也引起了台湾网民热议,有网民认为,其行为确实欠妥,但“只是因为人家在大陆念过书,就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层面,真是小题大做!”,还有网民直接点出,“绿委就是什么事都想扯大陆,扯国民党,人家还是台湾人,不然不知道要被说成什么样”。 责任编辑:

提名为市长人选过程中遭遇举报并最终落马的安徽池州市委原副书记王强,其所涉案情近日被详细披露。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日前公布的王强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2016)皖04刑初15号],2017年5月26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淮南中院”)对王强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扣押、退缴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淮南中院在判决书中认定了王强24起犯罪事实,涉案财物价值人民币353.9186万元及一尊白玉老虎、50枚银元。  这24起犯罪事实主要分为企业负责人和下属行贿两类,时间段集中在王强任职安徽桐城(县级市)市委书记期间。其中,有17起是企业负责人所送,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的关照;另外7起,均为王强任职桐城时的下属所送。  17起企业负责人行贿事实中,其中有两笔事实更值得关注。这两笔事实中,桐城当地企业安徽黄梅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安徽鸿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润股份”)原董事长夏吉国,为谋求当选安徽省和全国人大代表,分别送给王强三根(每根100克)和一根(100克)金条。两人的行为涉嫌贿选。  7月14日,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负责人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应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张复汉、夏吉国两人的安徽省人大代表资格一事高度重视,同时也十分慎重,已安排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人选工委”)及安庆市人大常委会调查核实,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和通报。  除张复汉、夏吉国两人的行贿目的直接指向人大代表选举外,安徽盛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安徽华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祥实业”)原法定代表人汪舵海;安徽扬帆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扬帆集团”)董事长程联合;安庆市红枫商贸公司(以下简称“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枫;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彦君等来自企业界的老总也曾为其他事宜行贿王强。    和一般贪腐官员在落马后才受到外界较大关注不同,被查之前,王强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王强的从政经历集中在安徽黄山、安庆和池州三地。2003年7月,王强从黄山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任上调往安庆,后历任安庆市副市长,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等职务。2013年7月,王强调任池州市委副书记,直至2015年10月在任上落马。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王强曾在2015年2月被安徽省委组织部公示为池州市长提名人选,但在公示期间遭到举报,其市长之路也就此搁浅。  《安徽日报》后来披露,王强拟任池州市长公示期间,安徽省纪委收到省检察院移送的王强涉嫌收受他人贿赂问题线索,经安徽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共同了解后,安徽省委取消了王强池州市长人选资格。安徽省纪委及时对王强立案审查,查实王强违反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多项事实,给予王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  进入司法程序一年多后,2017年5月26日,王强等来了法院的一审判决。  淮南中院认为,王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接受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等人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张复汉等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53.9186万元及一尊白玉老虎、50枚银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该院判决,王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扣押、退缴在案的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在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王强受贿案一审判决书中,淮南中院共认定了24起犯罪事实。  这24起犯罪事实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17起是企业负责人向王强送予财物,行贿人的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亲戚朋友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照顾。  譬如,判决书载明,2011年至2013年逢年过节期间,张某一(即张复汉)为获得王强对黄梅酒业的关照及该公司兴建的文博园能申报国家4A级旅游景区,找王强帮忙并多次送给他钱物。王强多次向安徽省旅游局推荐黄梅酒业文博园。2013年10月,黄梅酒业文博园被批准成为国家4A级景区。  第二类7起事实,均为王强任职桐城市委书记时的下属所送,其中包括桐城中学副校长方某二、桐城市统计局局长张某四、桐城市人民医院院长程某四等。行贿人的目的,多为谋求王强对其职务升迁、人事安排等方面的照顾。  譬如,判决书载明,程某四为从桐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升任院长找王强帮忙,于2013年春节到王强家送给王强2万元,王强收下后帮其调整任职。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7起事实中的行贿人是否受到了相应处理。桐城市人民医院官网显示,履历与判决书中的程某四完全一致的程银安,现仍担任该院院长、党总支书记。  此外,根据判决书,在王强多起受贿事实中,其妻、子等亲属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譬如,判决书载明,为表达对王强妻子、中国建设银行安庆市分行时任副行长周某在其提拔为桐城市统计局局长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感谢,2011年春节前,张某四到周某办公室送给她2万元,周收下。    梳理王强案判决书还可以发现,企业负责人向王强行贿的17起事实,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其任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期间。  判决书载明,王强收受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某一1.8万英镑、3万美元和黄金1100克,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某二8.6万元,鸿润股份原董事长夏某24万元、3万美元和700克黄金,华祥实业原法定代表人汪某4万元和一块手表,扬帆集团董事长程某一20万元,安徽永先集团(以下简称“永先集团”)董事长、仙龙湖文化旅游公司董事长戴某一4万元,安徽华日建工集团(以下简称“华日建工”)原董事长崔某19万元、5000美元、100克黄金,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某一10万元,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园林公司董事长宋某一10万元、1万元购物卡、一块手表和一个黄金手镯,原中铁十三局集团董事长雷某500克黄金。  桐城市民营经济一直以来较为发达。涉王强案企业中,不乏桐城市的明星和十强企业。  澎湃新闻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相关公司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公告及安徽省多家官方网站,并向安徽省有关司法部门查证得知,王强案判决书中的张某一即黄梅酒业总经理张复汉,开某二即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夏某即鸿润股份现任董事兼总经理夏吉国,汪某即华祥实业现单一股东汪舵海。  判决书中的程某一即扬帆集团董事长程联合。戴某一即永先集团董事长戴先龙。崔某即华日建工原董事长崔执旺,其子崔文明,现任华日建工总经理。  上述7家涉王强案公司均为桐城本地企业,它们的负责人都是当地知名人物,其中尤以盛运集团、鸿润股份和黄梅酒业为代表。  盛运集团以固废垃圾治理和发电、土壤污染修复及环保设备等为主营业务,总部位于桐城,旗下拥有上市公司盛运环保(300090.SZ)。该公司是“安徽省民营企业50 强”,年营业销售总值76.8亿元,其垃圾发电项目遍及国内26个省、市、自治区。  盛运集团董事长开晓胜,男,1964年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开晓胜1997年创业设立桐城机械,是盛运集团主要发起人,长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鸿润股份创办于1991年,现有总资产22.8亿元,主营羽绒家纺、房地产、金融和能源等四大业务,主导产品羽绒被的生产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24.6%,连续16年在国内生产出口型企业中位居首位。  鸿润股份董事兼总经理夏吉国,男,1958年6月生。自1991年创办桐城市陡岗羽绒厂始,夏吉国一直是鸿润股份的负责人。  黄梅酒业前身桐城县酒厂始建于1952年,2009年迁址复建并更名为黄梅酒业。黄梅酒业年白酒生产能力5000吨,年销售额8000万元,整体市值4亿多,是“桐城市明星企业”“桐城市纳税大户”。    除上述7家当地企业外,另有3家行贿王强的桐城以外企业。  比如,判决书中的陶某一即红枫商贸董事长陶枫,现安庆市总商会副会长。  宋某一即宋彦君,现任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岭南园林,002717.SZ)总经理。宋彦君曾任原中铁十三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8月辞职,后加入岭南园林。  中铁十三局集团隶属于央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601186.SH),2014年3月改建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三局集团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2010年4月成立于合肥,2015年3月更名为中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园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雷某即雷升祥,现任中国铁建总工程师。雷升祥曾担任过中铁十三局集团、中铁二十局集团董事长。  根据判决书中宋彦君和雷升祥的证言,雷升祥送给王强的金条,均由宋彦君买好后交给他。二人行贿王强的资金均从公司小金库走账,账目在宋彦君辞职时已销毁。    企业负责人行贿王强,多为谋求王强对其公司业务的关照。但也有两位企业负责人,其行贿目的直接指向了人大代表选举,涉嫌贿选。  这两位企业负责人是:黄梅酒业总经理张复汉和鸿润股份总经理夏吉国。  王强受贿案判决书披露,2012年底,黄梅酒业法定代表人张复汉当选桐城市人大代表后,王强推荐其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张复汉为表感谢到王强办公室送给他3根金条(每根100克)。2013年1月,张复汉当选安徽省人大代表。  2012年下半年,鸿润股份时任董事长夏吉国想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强答应帮忙。在安徽省人大停车场,夏吉国送给王强100克金条。王强带夏吉国找到安徽省人大相关领导,但因种种原因,夏吉国没有被列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57条,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其当选无效。破坏选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58条规定,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就张复汉、夏吉国涉嫌贿选一事,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宣传处负责人2017年7月14日向澎湃新闻初步回应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对此事高度重视,同时也十分慎重,已安排省人大常委会人选工委及安庆市人大常委会调查核实,将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处理和通报。  根据职责划分,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人选工委负责办理省人大代表资格审查的具体工作。责任编辑:

原标题:重庆警方开通生命通道 请沿途市民注意避让  华龙网7月14日19时20分讯(记者 阙影)近日,一条消息牵动无数重庆人的心:7月5日,重庆女公交司机杨婷在印尼巴厘岛跟团旅游突发疾病,生命垂危。今(14)日,杨婷将登上医疗专机,回国治疗。因前方原因,现抵达时间不确定。重庆警方表示,等到再晚也不放弃,沿途民警会一直待命,为杨婷留出畅通的生命通道。  33岁的杨婷是重庆西部公交大学城分公司249路公交司机,工作期间,她曾将突发疾病的乘客及时送往医院,挽救其性命,因此被评为重庆公交好司机。  患病后,由于当地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有效救治,而要搭乘专用医学救助专机回国需要数十万元,让杨婷家人愁眉紧锁。  连日来,得知杨婷患病消息后,她所在的公交公司发起爱心捐款活动,热心网友纷纷伸出援手,短短几天筹集善款数十万,包机费用基本落实。  在我驻印尼大使馆协调帮助下,今晚,杨婷将搭乘用于医疗救助的专业医用飞机回到重庆接受治疗。为了能够在抵达机场后将生命垂危的杨婷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西南医院急救部,家人和她所在的西部公交公司领导紧急联系警方,恳请交巡警届时能够提供紧急援助,开辟绿色通道。  接到求助请求后,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救援机制,成立“绿色通道”保障小组,总队指挥中心确定护送线路,调度沿途辖区交巡警支队保障交通畅通,特勤支队派出警车和护卫摩托车队全程护送。  交巡警总队指挥中心主任张毅介绍,为了确保能够最快速度、最佳线路抵达目的地,指挥中心将充分运用交通大数据,通过对历史数据和现状交通运行指数的分析,研判未来几小时的交通运行趋势,设定科学合理的护送线路,立即调度沿途渝北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交巡警支队和城市快速道路支队的警力部署和勤务安排,结合所有的视频镜头,首次利用4G单兵图传的方式全程对路面的交通秩序和勤务安排做跟踪,以保障此次救助的顺利完成。  由于前方飞机延误,杨婷预计抵达重庆的时间延后了,但张毅表示,等到再晚也不放弃,沿途民警会一直待命,为杨婷留出畅通的生命通道。  时间就是生命,今夜明晨,从机场到医院沿途的司机,请注意避让,为杨婷留出一条爱心通道。责任编辑:

近日,知名上市药企马应龙发布公告,旗下的独家畅销中成药麝香痔疮膏供货价上调18%。记者调查发现,从东阿阿胶到片仔癀,再到马应龙,中成药涨价俨然已成为行业常态,并且远未有停止的势头。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点。根据2017年二季度中,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监测数据显示,513个中药材品种中有303个品种价格上涨,约占59%。中药行业人士认为,中药材价格将步入新一轮上涨周期。不过,上游原材料涨价也给中下游企业带来成本压力。    据了解,麝香痔疮膏为马应龙主导产品,且已进入基药和医保目录,其2015年在中国城市零售药店中成药痔疮用药中夺冠,销售额近2.5亿元;而在医院渠道该用药领域,其销售名次也挤入了前三,销售额接近1.4亿元。   而此前,漳州片仔癀药业发布“提价”公告,国家保密品种片仔癀的市场零售价将由500元/粒上调到530元/粒,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此次幅度看似不大,不过这已是片仔癀自2005年以来的第14次提高零售价,从2005年的125元/粒到目前的530元/粒,价格已翻了两番。对此,公告的解释是:“原料以及成本上涨”。  据悉,马应龙痔疮膏、片仔癀主要成分中最重要的是麝香。片仔癀是被允许使用天然麝香的少数几种药品之一,从2005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天然麝香进行严格管理,对相关企业实行配额供应。在业内人士看来,片仔癀、马应龙痔疮膏等含麝香的产品进入了上涨通道也是受麝香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    据康美·中国中药材价格指数,中药材价格自2016年起逐步进入上涨周期。2016年1月2日,康美·中药材价格指数为1088.36,截至2017年7月4日,该指数已经上涨至1278.15,涨幅为17.4%。  数据显示,一些中药材品种的价格进入上涨周期后已经翻倍。例如,三七40头(云南)去年年初价格约为200元/千克,最高涨至420元/千克,近日有所回落,至370元/千克,涨幅最高达110%;党参去年年初的价格约为30元/千克,进入8月份,价格直线上涨,最高可达70元/千克,涨幅达133%。  “中药材原料的涨价带动了中成药、中药饮片的价格上升。”在重庆中药研究院中药生药所副所长王昌华看来,中药材价格整体上涨,一方面供求变化也是一个原因。如东阿阿胶产品涨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产品原材料驴皮供应紧张,而片仔癀涨价也是因为天然麝香的稀缺。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趋严也间接使得中药材价格整体上涨。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大了对中药材市场的飞行检查力度,这使得部分劣质产品难以进入市场,而一些中药材加工、提取企业也逐渐改进工艺,使得成本也有所上升。不过,王昌华也表示,除了名贵稀缺中药材之外,中药材整体供货属于供大于求,库存量比较充足。“中药材价格上涨,也有部分商家囤货炒作的因素存在。” 责任编辑:

分类:搞笑

时间:2016-09-16 02: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