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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省份政府一把手换人 新省长选任模式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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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阚枫)11月30日上午,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石泰峰作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推荐人选被提请任命,江苏省长李学勇提交了辞职请求。  从去年9月开始,省级地方要员的调整进入密集期。省级政府方面,在江苏之前,近15个月内已经有8个省份的政府一把手出现人事变动,新任“省长”的选任模式也日益多元。    1950年9月出生的李学勇今年已满65岁,到了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今次卸任前他担任江苏省长已近5年。  观察简历,李学勇阅历丰富,在步入政坛之前,李学勇当过兵、做过工人也教过书。  从政30多年来,李学勇的仕途从原国家科委起步,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短暂任职西安外,李学勇的履历一直在国家科委,从基层一直做到国家科委副主任。  1998年国家科委改名为科技部,李学勇出任副部长。直到2010年,李学勇从科技部调任江苏,接替已升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罗志军,担任江苏代省长,并于次年转正。  拟任江苏代省长的石泰峰目前在江苏省委中担任专职副书记,他还兼任苏州市委书记。这位出生于1956年9月的官员今年59岁,学者出身的他不仅有教授头衔,还是博士生导师。  石泰峰早年在中央党校任职20年,官至中央党校副校长。2010年9月,石泰峰“空降”江苏,担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8月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去年6月,蒋宏坤因年龄卸任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兼任苏州市委书记,开始主政一地。  上述关于李学勇和石泰峰的人事议案,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将于12月4日进行表决。  其实,近一年多来,省级地方要员的调整进入密集期。从去年9月以来,涉及省级政府一把手人事变动的就包括吉林、云南、新疆、海南、辽宁、安徽、贵州和福建等8个省份。目前,这8个省份中,贵州和福建的省长职务尚处于“代理”状态。  在11月30日的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作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推荐人选被提请任命。从2010年9月“空降”江苏算起,石泰峰的“江苏经历”已有5年。  其实,观察上述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调整,新任省长或代省长的选任方式多元,有“就地提拔”,有异地调任,也有中央“空降”。  此前,在刚刚结束的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出任福建副省长并代理省长职务。于伟国虽不是福建当地人,但是从20年前从中央“空降”福建挂职之后,于伟国的仕途就一直未离开福建,今次出任福建代省长,于伟国也可谓已是福建的“本地官员”。  又如,去年年底,由于努尔·白克力调赴国家发改委任职,在新疆工作40余年的雪克来提·扎克尔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转战政府任职,今年1月正式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  不过,上述8个对省级政府一把手作出调整的省份中,辽宁、吉林、云南、海南、贵州的省长选任,都是采取异地调任或中央“空降”的模式。  他们中,辽宁省长陈求发来自湖南,吉林省长蒋超良此前是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云南省长陈豪此前任职全国总工会,海南省长刘赐贵此前是国家海洋局局长,贵州代省长孙志刚此前任职国家卫计委。  除了上述调整,近期包括河北、湖南、广西、江苏、吉林等省份还调整省级党委常委班子成员,多名官员“入常”履新。承接反腐“打虎”和新老交替,涉及省级要员的人事变动料将持续。

原标题:缉毒女警卧底11年:最怕被逼吸毒  王云荣在执行任务时,将犯罪嫌疑人控制。广东省鹤山市公安局供图 王一凡 摄  王云荣  女,1972年生,广东江门鹤山市公安局龙口派出所教导员。2002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鹤山市公安局缉毒中队缉毒民警,其间化装卧底侦查数十次,破获涉毒案件140余宗,控制涉毒人员500余人,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  “对不起,我是卧底。”观众还能记得住电影里周星驰的台词。  现实中,王云荣干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她做了11年缉毒卧底。  王云荣不喜欢看卧底的电影,她说那毕竟是艺术创作,现实中,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夸张,她面对的大多数毒贩是没有枪的,“拿刀的最多”。  “吃消夜吗?猪头肉。”对于毒品的“黑话”,王云荣张口就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毒品吗,冰毒。”她太熟悉毒贩的套路了,以至于同事开玩笑时会叫她“女毒枭”。  从卧底“转行”两年后,她曾经的身份被公之于众,近日,作为被评选出的公安队伍中的优秀代表,王云荣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曾经的“特殊任务”,改变了王云荣的生活,直到现在,她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车里也始终放着一根警棍。毒贩的威胁与永远警惕的防备,可能会持续一辈子。  但王云荣说:“我心里的那份荣耀和成就感,也会持续一辈子。”  新京报:你“卧底”的经历通过媒体被公众知道的时候,心里感受是怎样的?  王云荣:压力有点大吧(笑),大家都看着我呢,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卧底任务都是由男人来完成,你认为女警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云荣:毒贩往往对女性警惕性相对比较低,这算是我的优势,劣势是我的体力不如男同事。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卧底任务?最长的一次多长时间?  王云荣:还真没统计过,起码得有四五十次吧。最长的一次大概有1个月左右。  新京报:打入毒贩内部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王云荣:我们向老缉毒警请教学习,他们叫我们多去戒毒所,多和吸毒人员接触。了解吸毒群体的行规、黑话等等。着装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方吸食K粉、摇头丸的人,一般都喜欢进娱乐场所,我会买吊带裙、超短裙,打扮得艳丽一点。如果和大毒贩接触,穿衣打扮也要符合身份,戴个什么样的项链、戒指,都有讲究。  新京报:还记得你第一次当卧底时的情景吗?  王云荣:记得,2002年,我刚进缉毒组两个月,被派去和一个长期贩毒、身边总有带刀马仔的女毒贩交易,刚见面时她盯着我看,顺手递给我一根烟,我从来没抽过烟,加上紧张,手有些抖,点了好多次都没点着。要不是同行的人打掩护,我差点就露馅。  新京报:第一次做卧底就成功了?  王云荣:后来她带着我们在小巷里左弯右拐,走出了同事们的埋伏圈。眼看她可能逃脱,我赶紧说交易的钱掉了,要回去找。也许是急于出货,她竟然同意了,和马仔跟着我原路返回,最后被抓。  新京报:能谈谈你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抓捕吗?  王云荣:曾经去抓一个毒贩,他逃了。后来知道他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是男同事去,很容易打草惊蛇,我就到最靠近他出入的地方等他。一看他出来了,我直接冲上去了。拦腰抱住他往下摔,一下两个人都摔倒了。瞬间我看到他的手伸到腰那边,肯定是拿刀。当时我拼命按着他的手,同事冲过来把他锁住之后,掀开他的衣服,弹簧刀已经出鞘了。如果同事晚来一步,我一个女的一旦按不住,那后果真不敢想。  新京报:你受伤多吗?  王云荣:太多了,抓捕时经常要和毒贩搏斗,毒贩一般都带武器,像抓前面那个人,虽然弹簧刀没扎到我身上,但我全身也有不少地方弄出了血。这些年衣服鞋子都弄坏了不少。  新京报:卧底时,有没有什么一幕特别触动你?  王云荣:有一对贵州籍的夫妻毒贩。和我交易时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抓捕时,我怕他们拿孩子当人质,先抢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在我怀里一直哭。最后他们夫妻被判了十几年,孩子相当于成了孤儿。我也是当母亲的,想着那个孩子的样子,心里疼。  新京报:做一名卧底,最让你纠结和焦虑的是什么?  王云荣:纠结的还是这个工作很危险,心里总会担心。焦虑是很多时候案子不好做,陷入僵局。心里怕案件不成功,抓不到嫌疑人。  新京报: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通常怎么去缓解?  王云荣: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有时睡着了,做梦还梦到和毒贩周旋。我会去跑步或者做瑜伽,有时找朋友聚聚,不想工作的事。  新京报: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王云荣:要说最害怕,还是最怕被逼吸毒。有一次好几个大汉在旁边,桌上摆着针筒,说一定要扎一针,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新京报:有些缉毒警因为工作染上毒瘾。  王云荣: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干缉毒不久,卧底半个月,我一个人去了交易的小旅馆。本以为毒贩是一个人,结果进房间才发现是三男一女。贩毒团伙的老大一定要我和他们一起吸几口海洛因。  旅馆房间是封闭的,出什么事外面的同事看不到。我那时候脑子里转得飞快,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说“行,吸几口,我今天就是想过来买一点好东西。”  新京报:后来真吸了?  王云荣:没有,我边说边装着不小心,把装钱的包掉到地上,让钱散了出来。我趁机提出要看他的货,他看到钱,就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再逼着我吸。看到毒品后,我装作很惊喜的样子,说货很好,有多少我全要了。又说钱没带够,打电话让我“老公”准备钱,埋伏在外的同事们冲进来把他们全抓了。  新京报: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卧底的主人公有时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警察还是罪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王云荣: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我接触的人比较杂,有许多“灰色人员”。和他们时间久了,有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警察。这主要是为了能融入其中,其实内心深处,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警察。  新京报:做了11年的卧底,你的身份难免会被毒贩发现吧。  王云荣:这么多年,受过的威胁太多,还有人扬言要花50万找人砍死我。2013年7月份,我生病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吸毒人员打过来的,“我出来了,我不会让你好过,你等着,我整不死你也要整死你的女儿。”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学校,联系孩子,跟她说,如果有外人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哪一关最终没能过去,“不幸”了?  王云荣: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直到现在都有,威胁我,我没感到太害怕。但是威胁我的家庭,威胁我的孩子,我心里才紧张、难受。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回头想想,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王云荣:所有的害怕,最终还是会被抓到犯罪分子的喜悦冲散。还有,我现在和一些吸毒人员的家人也有联系,他们很尊重我,没有人因为我抓了他的亲人而怨恨我。  这对我是一种肯定,也表明我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挽救了一个个家庭。这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新京报:你通常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  王云荣:我从不向她讲我的工作,我不想把那种恐惧带给她。她小时候只知道我是警察,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打死不当警察,当警察要经常加班。”现在她15岁,稍微大些了,才知道我以前是干缉毒警的。  新京报:你平时照顾女儿肯定很少。  王云荣:我丈夫也是外地人,女儿小的时候,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后来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女儿基本是跟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她一两岁时我到处让朋友帮忙带,两三岁时我就已经把她自己放在家里。对女儿,我觉得很愧疚。  新京报:回首你的缉毒经历,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自我评价?  王云荣:这些年我尽自己所能做了些事情,对得起头上的警徽。  新京报:你怎么去评价缉毒警察和卧底这样一份职业?  王云荣:相对其他警种,缉毒警的危险程度首当其冲。我们自己内部开玩笑,说宁抓十个杀人犯,不抓一个瘾君子。干缉毒警、干卧底,需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但是,社会又缺不了缉毒警。  新京报:毒品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云荣:我这些年一直在和毒品战斗。我对毒品,就是憎恨,多少人因为它家破人亡。我希望这两个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掉。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编辑:

【崔世安建议:澳门明年继续向永久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17日在立法会发表2016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时表示,经评估今年的财政状况,建议明年继续实行现金分享计划,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每人5400澳门元。

原标题:扶贫办:7千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如期脱贫 不留锅底  中新网12月15日电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今日表示,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做到全部如期脱贫,不留锅底,最后如果通过扶贫的措施不能全部脱贫,也要通过低保的措施兜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称“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2020年以后我国的农村就没有贫困问题,对于2020年以后扶贫开发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思路、方向和任务举措,有什么考虑?”  刘永富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1994年到2000年实行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到2010年实施了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现在正在实施从2011年到2020年第二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现在这个纲要已经实施一半,这次脱贫攻坚战和以往确实有一些不同。  首先背景不同,脱贫攻坚要服务服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前没有提出这个目标,当然也提出了其他的目标。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如果几千万贫困人口的问题不解决,几百个贫困县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首先是这个大的背景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要求不同。八七扶贫攻坚的时候,要用八年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贫困问题,当时没有完全脱贫,剩了3000多万。后来第一个十年纲要,提高了标准以后是9400万贫困人口,最后剩了2600万。这一次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做到全部如期脱贫,不留锅底,最后如果通过扶贫的措施不能全部脱贫,也要通过低保的措施兜底。主要是时间节点、要求不同,根本目的还是一致的,要让所有的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刘永富说,到2020年,解决了国家目前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人口各国有各国的标准,中国的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2300元,今年在3000元左右,这就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2020年以后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那时候的贫困人口和现在的贫困人口又不是完全一样的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人口,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会长期存在,即使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贫困人口,现在联合国2030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的目标全球要在2030年之前解决目前存在的极端贫困人口,中国是在2020年解决极端贫困人口,早10年,现在还有时间,首先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以后的问题现在就抓紧研究。比如相对贫困,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比如2020年以后城镇化进一步提高,现在主要是解决农村的,我们再把解决城乡贫困问题统筹起来。

原标题:深圳山体滑坡现场救援艰难进行  本报记者 武欣中《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22日04版)  发生在20日11时40分的滑坡灾害,造成附近的恒泰裕、柳溪、德吉程三个工业园33栋(间)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毁,涉及企业15家,包括厂房14栋,办公楼两栋,饭堂1间,宿舍楼3栋,其他低矮建筑物13间。  来自指挥部的消息,目前,灾难现场仍有个别区域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紧张地进行抢救。  6年前,叶女士一家从重庆来深圳打工,一直住在工业园最靠近山体的一栋铁皮房里,来到深圳后,一家人最初以收废品为生。后来,叶女士、丈夫和大女儿分别在工业园附近的工厂找到了工作。  12月20日上午,她和丈夫、大女儿一起去加班,留下60多岁的爷爷带着10岁、8岁和5岁的3个孩子在家里看电视。中午下班前,从天而降的泥土瞬间将祖孙4人和他们的铁皮房吞没。  21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光明新区群众体育中心的临时安置点见到了叶女士,她近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惦记失联的亲人,丈夫早早就去救援现场等消息。陪在妈妈身边的大女儿则一言不发,目光呆滞。有志愿者在旁边不断安抚,劝她喝点水,找安静的地方休息,但她坚持坐在靠近大门口的一排沙发上,她说,没人的地方,心里更空得受不了。  “昨天是三女儿8岁的生日,早上走的时候她还告诉我,要我带生日蛋糕回来。”叶女士哭着说。  在安置点外的广场上,方达兴工厂的负责人正在清点员工,这家有近200人的工厂在昨天的滑坡灾难中员工全部安全撤出,无人失联。  工厂张姓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事发时,他们工厂工人正在上班,由于实行分批吃饭,11点半时,一部分工人已在工业园区门口的饭堂,另一部分仍在工作。11点40左右,突然的停电让很多人放下了手中的活,有人突然看到,窗外,不远处的山体正在向他们扑来,在带班干部的指挥下,赶在滑坡的泥土到来之前,全体员工从厂房的四个通道紧急跑了出来。  一个小伙子告诉记者,“一口气跑到安全的地方后,感觉整个人都是软的”。  在一夜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深圳光明新区滑坡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一直在艰难进行。来自指挥部的消息,昨晚,深圳组织了70多台大型土方工程机械连夜进行作业,至今已打通现场4个救援通道,保证参与救援的施工机械能进入现场救援,截至中午12点,参与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已增至172台。  姜春龙是中石化深圳粤海加油站的一名加油员,本职工作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深圳民间救援组织——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昨天的滑坡灾害发生后,他和10名同伴一起以专业志愿者身份参与了现场救援。  “我们到达现场时快6点,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小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滑坡现场,除了边上几栋还能看出来是楼房,视野之内,一片黄土,厚度足有三四层楼高,泥土的水分很大,走在上面,一不小心脚就会陷进去。  在救援现场,他们用手持生命探测仪寻找哪里有生命迹象,锁定之后,大型救援设备再跟上,“虽然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挖,但现场被覆盖的面积是在太大,太厚,由于一直下小雨,越往下挖,黄土越泥泞。  垮塌面积确实太大、太厚,此次滑坡覆盖面积达38万平方米,余泥渣土厚度从数米至十数米不等,在岩土工程专家、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国楠看来,发生在深圳光明新区的这场滑坡灾难,是他从业30多年来首次遇见,“虽然成昆铁路曾有过上千万立方米的大滑坡,但在城市、在丘陵地区出现如此规模的滑坡灾害还是很少见到,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目前,广东、深圳已经投入近3000名救援人员和400多台特种车辆、100多台生命探测仪,救援工作已经全面进入“机械加人工网格式搜救”阶段。  本报深圳12月21日电编辑:

多省份政府一把手换人 新省长选任模式多元化

中新网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阚枫)11月30日上午,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石泰峰作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推荐人选被提请任命,江苏省长李学勇提交了辞职请求。  从去年9月开始,省级地方要员的调整进入密集期。省级政府方面,在江苏之前,近15个月内已经有8个省份的政府一把手出现人事变动,新任“省长”的选任模式也日益多元。    1950年9月出生的李学勇今年已满65岁,到了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今次卸任前他担任江苏省长已近5年。  观察简历,李学勇阅历丰富,在步入政坛之前,李学勇当过兵、做过工人也教过书。  从政30多年来,李学勇的仕途从原国家科委起步,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短暂任职西安外,李学勇的履历一直在国家科委,从基层一直做到国家科委副主任。  1998年国家科委改名为科技部,李学勇出任副部长。直到2010年,李学勇从科技部调任江苏,接替已升任江苏省委书记的罗志军,担任江苏代省长,并于次年转正。  拟任江苏代省长的石泰峰目前在江苏省委中担任专职副书记,他还兼任苏州市委书记。这位出生于1956年9月的官员今年59岁,学者出身的他不仅有教授头衔,还是博士生导师。  石泰峰早年在中央党校任职20年,官至中央党校副校长。2010年9月,石泰峰“空降”江苏,担任江苏省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8月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  去年6月,蒋宏坤因年龄卸任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兼任苏州市委书记,开始主政一地。  上述关于李学勇和石泰峰的人事议案,江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将于12月4日进行表决。  其实,近一年多来,省级地方要员的调整进入密集期。从去年9月以来,涉及省级政府一把手人事变动的就包括吉林、云南、新疆、海南、辽宁、安徽、贵州和福建等8个省份。目前,这8个省份中,贵州和福建的省长职务尚处于“代理”状态。  在11月30日的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石泰峰作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推荐人选被提请任命。从2010年9月“空降”江苏算起,石泰峰的“江苏经历”已有5年。  其实,观察上述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调整,新任省长或代省长的选任方式多元,有“就地提拔”,有异地调任,也有中央“空降”。  此前,在刚刚结束的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出任福建副省长并代理省长职务。于伟国虽不是福建当地人,但是从20年前从中央“空降”福建挂职之后,于伟国的仕途就一直未离开福建,今次出任福建代省长,于伟国也可谓已是福建的“本地官员”。  又如,去年年底,由于努尔·白克力调赴国家发改委任职,在新疆工作40余年的雪克来提·扎克尔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转战政府任职,今年1月正式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  不过,上述8个对省级政府一把手作出调整的省份中,辽宁、吉林、云南、海南、贵州的省长选任,都是采取异地调任或中央“空降”的模式。  他们中,辽宁省长陈求发来自湖南,吉林省长蒋超良此前是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云南省长陈豪此前任职全国总工会,海南省长刘赐贵此前是国家海洋局局长,贵州代省长孙志刚此前任职国家卫计委。  除了上述调整,近期包括河北、湖南、广西、江苏、吉林等省份还调整省级党委常委班子成员,多名官员“入常”履新。承接反腐“打虎”和新老交替,涉及省级要员的人事变动料将持续。

原标题:缉毒女警卧底11年:最怕被逼吸毒  王云荣在执行任务时,将犯罪嫌疑人控制。广东省鹤山市公安局供图 王一凡 摄  王云荣  女,1972年生,广东江门鹤山市公安局龙口派出所教导员。2002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鹤山市公安局缉毒中队缉毒民警,其间化装卧底侦查数十次,破获涉毒案件140余宗,控制涉毒人员500余人,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  “对不起,我是卧底。”观众还能记得住电影里周星驰的台词。  现实中,王云荣干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她做了11年缉毒卧底。  王云荣不喜欢看卧底的电影,她说那毕竟是艺术创作,现实中,没有那么戏剧化,也没有那么夸张,她面对的大多数毒贩是没有枪的,“拿刀的最多”。  “吃消夜吗?猪头肉。”对于毒品的“黑话”,王云荣张口就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毒品吗,冰毒。”她太熟悉毒贩的套路了,以至于同事开玩笑时会叫她“女毒枭”。  从卧底“转行”两年后,她曾经的身份被公之于众,近日,作为被评选出的公安队伍中的优秀代表,王云荣出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下。  曾经的“特殊任务”,改变了王云荣的生活,直到现在,她尽量不去人多的地方,车里也始终放着一根警棍。毒贩的威胁与永远警惕的防备,可能会持续一辈子。  但王云荣说:“我心里的那份荣耀和成就感,也会持续一辈子。”  新京报:你“卧底”的经历通过媒体被公众知道的时候,心里感受是怎样的?  王云荣:压力有点大吧(笑),大家都看着我呢,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新京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卧底任务都是由男人来完成,你认为女警最大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云荣:毒贩往往对女性警惕性相对比较低,这算是我的优势,劣势是我的体力不如男同事。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共执行了多少次卧底任务?最长的一次多长时间?  王云荣:还真没统计过,起码得有四五十次吧。最长的一次大概有1个月左右。  新京报:打入毒贩内部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王云荣:我们向老缉毒警请教学习,他们叫我们多去戒毒所,多和吸毒人员接触。了解吸毒群体的行规、黑话等等。着装上,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方吸食K粉、摇头丸的人,一般都喜欢进娱乐场所,我会买吊带裙、超短裙,打扮得艳丽一点。如果和大毒贩接触,穿衣打扮也要符合身份,戴个什么样的项链、戒指,都有讲究。  新京报:还记得你第一次当卧底时的情景吗?  王云荣:记得,2002年,我刚进缉毒组两个月,被派去和一个长期贩毒、身边总有带刀马仔的女毒贩交易,刚见面时她盯着我看,顺手递给我一根烟,我从来没抽过烟,加上紧张,手有些抖,点了好多次都没点着。要不是同行的人打掩护,我差点就露馅。  新京报:第一次做卧底就成功了?  王云荣:后来她带着我们在小巷里左弯右拐,走出了同事们的埋伏圈。眼看她可能逃脱,我赶紧说交易的钱掉了,要回去找。也许是急于出货,她竟然同意了,和马仔跟着我原路返回,最后被抓。  新京报:能谈谈你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抓捕吗?  王云荣:曾经去抓一个毒贩,他逃了。后来知道他在一个村子里。如果是男同事去,很容易打草惊蛇,我就到最靠近他出入的地方等他。一看他出来了,我直接冲上去了。拦腰抱住他往下摔,一下两个人都摔倒了。瞬间我看到他的手伸到腰那边,肯定是拿刀。当时我拼命按着他的手,同事冲过来把他锁住之后,掀开他的衣服,弹簧刀已经出鞘了。如果同事晚来一步,我一个女的一旦按不住,那后果真不敢想。  新京报:你受伤多吗?  王云荣:太多了,抓捕时经常要和毒贩搏斗,毒贩一般都带武器,像抓前面那个人,虽然弹簧刀没扎到我身上,但我全身也有不少地方弄出了血。这些年衣服鞋子都弄坏了不少。  新京报:卧底时,有没有什么一幕特别触动你?  王云荣:有一对贵州籍的夫妻毒贩。和我交易时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抓捕时,我怕他们拿孩子当人质,先抢过去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在我怀里一直哭。最后他们夫妻被判了十几年,孩子相当于成了孤儿。我也是当母亲的,想着那个孩子的样子,心里疼。  新京报:做一名卧底,最让你纠结和焦虑的是什么?  王云荣:纠结的还是这个工作很危险,心里总会担心。焦虑是很多时候案子不好做,陷入僵局。心里怕案件不成功,抓不到嫌疑人。  新京报: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通常怎么去缓解?  王云荣: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整夜睡不着觉,有时睡着了,做梦还梦到和毒贩周旋。我会去跑步或者做瑜伽,有时找朋友聚聚,不想工作的事。  新京报:你最害怕的是什么时候?  王云荣:要说最害怕,还是最怕被逼吸毒。有一次好几个大汉在旁边,桌上摆着针筒,说一定要扎一针,这是最让人害怕的。  新京报:有些缉毒警因为工作染上毒瘾。  王云荣:记得有一次,也是我干缉毒不久,卧底半个月,我一个人去了交易的小旅馆。本以为毒贩是一个人,结果进房间才发现是三男一女。贩毒团伙的老大一定要我和他们一起吸几口海洛因。  旅馆房间是封闭的,出什么事外面的同事看不到。我那时候脑子里转得飞快,怎么办怎么办。后来我说“行,吸几口,我今天就是想过来买一点好东西。”  新京报:后来真吸了?  王云荣:没有,我边说边装着不小心,把装钱的包掉到地上,让钱散了出来。我趁机提出要看他的货,他看到钱,就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再逼着我吸。看到毒品后,我装作很惊喜的样子,说货很好,有多少我全要了。又说钱没带够,打电话让我“老公”准备钱,埋伏在外的同事们冲进来把他们全抓了。  新京报: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卧底的主人公有时会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警察还是罪犯,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王云荣:我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我接触的人比较杂,有许多“灰色人员”。和他们时间久了,有时候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警察。这主要是为了能融入其中,其实内心深处,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警察。  新京报:做了11年的卧底,你的身份难免会被毒贩发现吧。  王云荣:这么多年,受过的威胁太多,还有人扬言要花50万找人砍死我。2013年7月份,我生病住院了。躺在病床上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吸毒人员打过来的,“我出来了,我不会让你好过,你等着,我整不死你也要整死你的女儿。”  放下电话,我马上打电话联系学校,联系孩子,跟她说,如果有外人找你,你千万不能出去。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哪一关最终没能过去,“不幸”了?  王云荣: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直到现在都有,威胁我,我没感到太害怕。但是威胁我的家庭,威胁我的孩子,我心里才紧张、难受。  新京报:经历过这么多,回头想想,这个工作,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  王云荣:所有的害怕,最终还是会被抓到犯罪分子的喜悦冲散。还有,我现在和一些吸毒人员的家人也有联系,他们很尊重我,没有人因为我抓了他的亲人而怨恨我。  这对我是一种肯定,也表明我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挽救了一个个家庭。这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新京报:你通常是怎么跟女儿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  王云荣:我从不向她讲我的工作,我不想把那种恐惧带给她。她小时候只知道我是警察,常说“妈妈,我长大了打死不当警察,当警察要经常加班。”现在她15岁,稍微大些了,才知道我以前是干缉毒警的。  新京报:你平时照顾女儿肯定很少。  王云荣:我丈夫也是外地人,女儿小的时候,他在北京读研究生,后来也一直在外地工作。女儿基本是跟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她一两岁时我到处让朋友帮忙带,两三岁时我就已经把她自己放在家里。对女儿,我觉得很愧疚。  新京报:回首你的缉毒经历,你会做一个怎样的自我评价?  王云荣:这些年我尽自己所能做了些事情,对得起头上的警徽。  新京报:你怎么去评价缉毒警察和卧底这样一份职业?  王云荣:相对其他警种,缉毒警的危险程度首当其冲。我们自己内部开玩笑,说宁抓十个杀人犯,不抓一个瘾君子。干缉毒警、干卧底,需要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但是,社会又缺不了缉毒警。  新京报:毒品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云荣:我这些年一直在和毒品战斗。我对毒品,就是憎恨,多少人因为它家破人亡。我希望这两个字彻底从世界上消失掉。  新京报记者 韩雪枫 北京报道编辑:

【崔世安建议:澳门明年继续向永久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17日在立法会发表2016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时表示,经评估今年的财政状况,建议明年继续实行现金分享计划,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每人5400澳门元。

原标题:扶贫办:7千多万贫困人口要全部如期脱贫 不留锅底  中新网12月15日电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今日表示,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做到全部如期脱贫,不留锅底,最后如果通过扶贫的措施不能全部脱贫,也要通过低保的措施兜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介绍“十三五”脱贫攻坚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称“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和以往有什么不同,这个目标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2020年以后我国的农村就没有贫困问题,对于2020年以后扶贫开发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思路、方向和任务举措,有什么考虑?”  刘永富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1994年到2000年实行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2001年到2010年实施了第一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现在正在实施从2011年到2020年第二个农村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现在这个纲要已经实施一半,这次脱贫攻坚战和以往确实有一些不同。  首先背景不同,脱贫攻坚要服务服从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以前没有提出这个目标,当然也提出了其他的目标。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如果几千万贫困人口的问题不解决,几百个贫困县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首先是这个大的背景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要求不同。八七扶贫攻坚的时候,要用八年时间解决7000万人的贫困问题,当时没有完全脱贫,剩了3000多万。后来第一个十年纲要,提高了标准以后是9400万贫困人口,最后剩了2600万。这一次7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做到全部如期脱贫,不留锅底,最后如果通过扶贫的措施不能全部脱贫,也要通过低保的措施兜底。主要是时间节点、要求不同,根本目的还是一致的,要让所有的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刘永富说,到2020年,解决了国家目前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对贫困人口各国有各国的标准,中国的标准是2010年的不变价2300元,今年在3000元左右,这就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2020年以后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那时候的贫困人口和现在的贫困人口又不是完全一样的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人口,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会长期存在,即使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贫困人口,现在联合国2030年后发展议程,提出的目标全球要在2030年之前解决目前存在的极端贫困人口,中国是在2020年解决极端贫困人口,早10年,现在还有时间,首先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以后的问题现在就抓紧研究。比如相对贫困,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比如2020年以后城镇化进一步提高,现在主要是解决农村的,我们再把解决城乡贫困问题统筹起来。

原标题:深圳山体滑坡现场救援艰难进行  本报记者 武欣中《中国青年报》(2015年12月22日04版)  发生在20日11时40分的滑坡灾害,造成附近的恒泰裕、柳溪、德吉程三个工业园33栋(间)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损毁,涉及企业15家,包括厂房14栋,办公楼两栋,饭堂1间,宿舍楼3栋,其他低矮建筑物13间。  来自指挥部的消息,目前,灾难现场仍有个别区域发现生命迹象,正在紧张地进行抢救。  6年前,叶女士一家从重庆来深圳打工,一直住在工业园最靠近山体的一栋铁皮房里,来到深圳后,一家人最初以收废品为生。后来,叶女士、丈夫和大女儿分别在工业园附近的工厂找到了工作。  12月20日上午,她和丈夫、大女儿一起去加班,留下60多岁的爷爷带着10岁、8岁和5岁的3个孩子在家里看电视。中午下班前,从天而降的泥土瞬间将祖孙4人和他们的铁皮房吞没。  21日上午,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光明新区群众体育中心的临时安置点见到了叶女士,她近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惦记失联的亲人,丈夫早早就去救援现场等消息。陪在妈妈身边的大女儿则一言不发,目光呆滞。有志愿者在旁边不断安抚,劝她喝点水,找安静的地方休息,但她坚持坐在靠近大门口的一排沙发上,她说,没人的地方,心里更空得受不了。  “昨天是三女儿8岁的生日,早上走的时候她还告诉我,要我带生日蛋糕回来。”叶女士哭着说。  在安置点外的广场上,方达兴工厂的负责人正在清点员工,这家有近200人的工厂在昨天的滑坡灾难中员工全部安全撤出,无人失联。  工厂张姓负责人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事发时,他们工厂工人正在上班,由于实行分批吃饭,11点半时,一部分工人已在工业园区门口的饭堂,另一部分仍在工作。11点40左右,突然的停电让很多人放下了手中的活,有人突然看到,窗外,不远处的山体正在向他们扑来,在带班干部的指挥下,赶在滑坡的泥土到来之前,全体员工从厂房的四个通道紧急跑了出来。  一个小伙子告诉记者,“一口气跑到安全的地方后,感觉整个人都是软的”。  在一夜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深圳光明新区滑坡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一直在艰难进行。来自指挥部的消息,昨晚,深圳组织了70多台大型土方工程机械连夜进行作业,至今已打通现场4个救援通道,保证参与救援的施工机械能进入现场救援,截至中午12点,参与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已增至172台。  姜春龙是中石化深圳粤海加油站的一名加油员,本职工作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深圳民间救援组织——智慧海安全救援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昨天的滑坡灾害发生后,他和10名同伴一起以专业志愿者身份参与了现场救援。  “我们到达现场时快6点,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小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到了滑坡现场,除了边上几栋还能看出来是楼房,视野之内,一片黄土,厚度足有三四层楼高,泥土的水分很大,走在上面,一不小心脚就会陷进去。  在救援现场,他们用手持生命探测仪寻找哪里有生命迹象,锁定之后,大型救援设备再跟上,“虽然一个晚上都在不停地挖,但现场被覆盖的面积是在太大,太厚,由于一直下小雨,越往下挖,黄土越泥泞。  垮塌面积确实太大、太厚,此次滑坡覆盖面积达38万平方米,余泥渣土厚度从数米至十数米不等,在岩土工程专家、中国铁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国楠看来,发生在深圳光明新区的这场滑坡灾难,是他从业30多年来首次遇见,“虽然成昆铁路曾有过上千万立方米的大滑坡,但在城市、在丘陵地区出现如此规模的滑坡灾害还是很少见到,在世界范围内也属罕见”。  目前,广东、深圳已经投入近3000名救援人员和400多台特种车辆、100多台生命探测仪,救援工作已经全面进入“机械加人工网格式搜救”阶段。  本报深圳12月21日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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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09 09:07:06